當地時間4月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美國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中美元首第二場正式會晤。（圖片來源：新華網）
2016年6期《文明》雜誌《中美人文交流》特刊中文版、英文版封面。
美國人眼中的中國與
中國人眼中的美國
——中美文化交流之“記憶”
2015年2月，“歡樂春節——紐約藝術中國匯”在美國紐約哈德遜河上空點燃絢麗的焰火。
儘管中美兩國在1979年才正式建交，兩國人民對對方的興趣卻早早發生。從魏源在自己的皇皇鉅著《海國圖志》中表達初見美國的激動心情，到美國作家賽珍珠在《大地》中描繪自己對於中國農民和土地的眷戀；從埃德加·斯諾發現延安，到美國漢學家魏斐德、史景遷、宇文所安深入中國的歷史和文學，細細觀察中國文化的肌理，直至奈斯位元對未來中國大趨勢的預測……這一切都表明，“文化”作為兩國關係的軟性紐帶，總是最容易打破堅冰、潤物細無聲。
2010年5月，中美兩國政府成立了副總理級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機制，使中美文化交流從民間提升到政府層面，從而向更高水平、更廣領域和更深層次邁進發展。六年來，在該機制的引領和推動下，中美文化交流發展喜人，成果累累，在複雜多變的中美關係中，有效地促進了兩國民眾的相互瞭解和彼此尊重，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構建持續注入了正能量。
魏源與《海國圖志》：
看見“彌利堅”
1761年，法國漢學家德·基尼發表觀點認為，遠在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之前，中國人就已經抵達了這片蠻荒之地。此時，距離美國貨運商船“中國皇后號”首航廣州尚有20年的光景。
然而，中國與世界隔絕的狀態是極為普遍的，直到鴉片戰爭的火炮將之擊碎。
由於鴉片戰爭的失利，中國一些較為開明的文人賢達首先提出疑問：何謂夷，而後何以制夷？林則徐在廣州府督辦“夷務”時，便“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又購新聞紙。”為了瞭解“夷情”，林則徐委託幕府謀士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礎上再行蒐集編纂，以期講畫實務，更要師夷制夷。
魏源，湖南邵陽人氏，自幼飽讀詩書，在9歲應童子試時便一鳴驚人。與魏源應舉之路伴行的是清廷統治的衰敗和動亂的內外局勢，1841年魏源毅然棄筆從戎，加入兩江總督幕府，並於次年寫就《聖武記》，詳述對於清廷軍制的主張。
魏源畫像。作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先驅之一，魏源描繪了看見“彌利堅”的中國文人的激動心情。
此次奉命編著制夷之策，魏源首先從過去眾多傳教士的作品中尋找答案。和林則徐一樣，為了堅持抗英，魏源在外交上主張利用西方各國，特別是美、法兩國與英國的矛盾。他在書中寫道：“以海夷攻海夷之法如何？籌夷事必先知夷情，知夷情必先知夷形，請先陳其形勢。英夷所憚之仇國三：曰俄羅斯，曰佛蘭西，曰彌利堅。”魏源不以花旗或米旗為名，而偏偏取了“彌利”“彌堅”之字眼，恐怕多少暗含了對這個新興國度的讚賞。
1838年，美國來華傳教士高裡文撰寫了一部《合省國志》，不但詳盡描述了大洋彼岸“合省國”的情況，更一一道明自己幾經奔波來華、立志著書的故事。這位美國人“留心丘索”（魏源語），其著作被魏源認為在各家典籍裡最為可靠，因而成為他在《海國圖志》中有關美國部分的主要參考資料。
1843年魏源編撰的50卷本《海國圖志》正式出版，這是第一部由中國人自己編寫的、介紹世界各國情況的鉅著。在這部書中，魏源將美洲稱為“墨利加州”，但稱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為“彌利堅”。今天我們再次翻開這本書，仍然可以體會到中國文人看見“彌利堅”等西方國家時的激動心情。魏源認為，比起中國清廷落後的君主專制，彼岸“以部落代酋長”更為優良，當時美國所以能“武”“智”“公”“周”，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可垂奕世而無弊”的聯邦制度的緣故，他還對美國的政治制度與國家體制做了在當時看來最為詳盡的文獻整理與述評。
或許魏源不是中國看見“彌利堅”的第一人。他在翻閱了眾多史料後認為，在中國介紹美洲“自明代西人之書始”。這話誠然不假，當魏源苦苦修訂世界地圖時，他或許不知道，傳教士們早已為先朝皇帝繪就的《坤全圖》卻在深宮熟睡，而他嘔心瀝血之作《海國圖志》成為了那個時代開眼看世界的一道視窗。
梁啟超：《新大陸游記》
19世紀下半葉，隨著國門被開啟，近代中國知識、思想與信仰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知識分子、志士仁人開始睜眼看世界，“夷之長技”日益受到關注，西學東漸之風日盛，對於美國的政治制度、憲政思想的認識也從此開始。
林則徐組織編譯的《四洲志》對美國各州議會政治做了介紹。魏源在《海國圖志》中用“武、智、公、周、富、誼”六個字介紹美國，成為早期中國人美國觀的高度概括。
梁廷楠的《合省國說》介紹了美國立國後的政治制度，並對美國的總統制度做出了較高的評價，稱美國“未有統領，先有國法”。徐繼的《瀛環志略》對美國官員選舉制度非常推崇。雖然林、魏、梁、徐等人對美國民主政治制度的介紹還不夠系統，但他們已經將自己所處之國度與彼國進行對比，並對當時的情勢做出了深刻的反思，成為睜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士。
梁啟超的《新大陸游記》是中國人在親身實地考察的基礎上撰寫的第一部全面介紹美國、評價美國，並進行中美比較的著作。
梁啟超像。梁啟超在《新大陸游記》一書中，重點考察了美國的政治制度。
1903年，流亡海外的梁啟超應美洲保皇會之邀，對他心儀已久的美國進行了廣泛的實地考察，並將其日記加工整理，輯為《新大陸游記》。雖名為遊記，實則多為政治性內容。
梁啟超充分肯定美國資本主義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進步，並逐一介紹了美國在工業、鐵路、軍事、教育等方面突飛猛進的情況。
然而，梁啟超並未被美國之燦爛現狀所惑，他視紐約為整個美國乃至全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縮影，評論說“天下最繁盛者莫如紐約，天下最黑暗者亦莫如紐約”。透過在紐約等地的實地考察，他也覺察到了美國社會的各種嚴重問題，並作出了深刻剖析，其中著墨最多的是貧富懸殊、種族歧視和移民三大社會問題。
評析美國政治制度，是梁啟超書中著眼之重點。他對美國大統領之職權、大統領與立法部關係、黨派選舉、憲法、軍隊等等，都有獨特之論述。總體來看，梁啟超極力讚頌美國平等自由的價值觀，但對美國共和政體卻多有批評。
梁啟超對美國政體的特色、美國聯邦與州之間關係的分析非常到位。他在書中得出一個重要結論：美國獲得自由是因為獨立戰爭前已具備相當的基礎即各省的獨立自治，若無此基礎，“斷不能以一次之革命戰爭而得此完全無上之自由”。
《瀛環志略》書影。在“師夷長技”之後，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紛紛轉向學習外國的政治制度和思想，美國是當時重點考察的物件之一。徐繼畲的《瀛環志略》也為其中的代表作。
梁啟超的《新大陸游記》具有開拓性的文化價值，是覺醒的中國人自覺進行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貴記錄。其內容詳實廣泛，真實可信，加上作者知名度很高，發表後引起廣泛關注，對當時閉目塞聽的國人起了思想啟蒙的作用。
書中，梁以飽含感情的筆鋒和輕快自如的“新文體”，創造出富於魔力的活潑文章，吸引了廣大知識分子和青年學子，從而成為1903年前後中國輿論界的“執牛耳者”。
費正清夫婦與梁思成夫婦：
深情厚誼
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被稱為美國的頭號“中國通”。在《對華回憶錄》中，他這樣寫道：“如果把維爾瑪（費正清的妻子，研究中國藝術和建築，中文名費慰梅）和我當作溝通中美兩國文化的中間人加以報道，那麼該項報道必須把他們包括進去，此外還需包括他們的親密的朋友。”這裡的“他們”指的就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婦。
費正清在認識梁思成的時候還不叫費正清，而叫“範朋克”，取自他英文名John King Fairbank的諧音。
1932年，費正清與費慰梅剛剛結婚，便在北京東城安下家來學習中文。費慰梅這樣回憶他們與梁思成夫婦的初見：“大約在我們婚禮後的兩個月，我們遇到了思成和徽因。當時他們和我們都不曾想到這個友誼今後會持續多年，但它的頭一年就把我們都迷住了。”費正清則這樣形容這場相識：“同這樣的朋友交往本身就是樂趣。”
被稱為美國頭號“中國通”的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右二）和夫人費慰梅（左二）與中國的建築學家梁思成（右一）、林徽因（右三）夫婦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在談及費正清的中文名時，梁思成認為，“範朋克”聽起來像中國話“番邦客”，不如改叫“費正清”好，意思是費氏正直清廉，而且“正”“清”兩字又跟英文原名John King諧音。“使用這樣一個漢名，你真可算是一箇中國人了。”
就這樣，這個“中國人”成為了北總布衚衕的常客。在梁思成夫婦的引薦下，他們結識了哲學家金嶽霖、政治學家張奚若、錢端升，經濟學家陳岱孫等學界名流。在費正清夫婦眼前展開的，是中國最為華麗的思想樂章。“他們都能以背誦方式吟誦中國詩，抑揚頓挫，有板有眼，而且他們能把中國詩與英國詩人濟慈、丁尼生或美國詩人維切爾·林賽的詩篇進行比較。”就這樣，費正清夫婦與梁思成夫婦結成了超越國界的友誼，兩家人共同遊歷中國，考察各地的古建築，挖掘中國的歷史，留下了一段段佳話。
然而，幾十年之後，費正清夫婦回憶起梁思成夫婦時，談論最多的卻是令他們難以釋懷的兩大遺憾：
一是1943年，林徽因在寄給費正清的信中表示希望中英文的《中國建築史》能夠同時在中國與美國面世，費慰梅也將該書相關的手稿和圖片寄出，誰知就此石沉大海。梁思成未能於生前看到書稿的面世。直到1984年，這本名為《中國建築史圖錄》的英文版才得以出版。
費正清夫婦與梁思成夫婦結伴出遊。
另一個遺憾是當多年後費正清夫婦再次回到中國之時，他們“最親密的朋友”梁思成已在他們來華前三個月與世長辭，而林徽因則早在1955年就被疾病奪去了生命。對此，費正清傷心不已：“這一次回來，我們感覺失去了一半的中國！我們最親密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都先後去世了，他們在我們心目中就等於中國的一半。”
結局固然讓人唏噓，但卻並不能為這段深刻的友誼蒙上一絲灰塵。多年以後，兩家人用思想與智慧勾勒出的美妙圖景，仍然為分處大洋彼岸的兩國人民所津津樂道。
賽珍珠的《大地》：
“中國的美麗不在於表面”
青山農場的一棵白蠟樹下，墓碑上簡潔地鐫刻著三個篆字：“賽珍珠”。大地安葬了她傳奇的一生。她生於美國，卻成長在地球的另一端；她曾在近代中國的動盪不安中顛沛流離，曾結識最貧苦的中國農民，曾用中國和西方的雙重角度去審視那個已經與她血肉相融的社會，曾盡一己之力成為一些中國人認識西方的視窗，同時又讓一代西方民眾感受到了遙遠東方的脈搏。憑藉著描寫中國底層社會的小說《大地》（The Good Earth），她成為美國第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女作家，她就是Pearl S. Buck，賽珍珠。
賽珍珠和中國兒童在一起。
賽珍珠出生幾個月後，就隨身為傳教士的父母來到了中國，那是1893年。在童年的世界裡，她從未認為自己是個外國人。18歲的時候，父母決定送賽珍珠回美國讀書。畢業之後，她再一次漂洋過海，來到父母為之奉獻一生的土地。
這一次，賽珍珠開始用成年人的眼光去看待這個她童年生活過的國度。她嫁給了一位研究農學的美國青年，隨後移居到安徽北部。丈夫下田地向當地農民推廣農業技術，她就在一旁和其他人交流，必要時去給漢語不是很好的丈夫做翻譯。那時她居住在一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小城裡，那裡的人們千百年來都過著自給自足、靠天吃飯的日子，雖閉塞卻也安寧。她所認識的中國農民，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時常面臨著饑荒、戰亂和疾病，他們身軀瘦小而腿腳結實，雖有小農心態卻不失真誠。
1940年1月，在中國生活了40年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右）與中國婦女解放協會司庫魏夫人的合影。
這些特別的生活經歷讓賽珍珠想到要把自己的所見所感寫成小說。她在《大地》中塑造了貧苦農民王龍，和他堅強能幹的妻子阿蘭。在中國生活所獲得的特別的素材和真實的情感使賽珍珠的小說擁有了無窮的魅力，也正是這些成就了她文壇的輝煌。
1931年，《大地》剛剛出版就在美國成為暢銷書，隨後被翻譯成了多種語言，讓更多的西方人瞭解中國社會。
1938年，賽珍珠成為美國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女作家。當年授獎辭讚揚她道：“她經常是處在極度的危險之中，是一個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外國人的外國人；一般說來，她的觀點保持著深沉與親切的人性。她以純粹的客觀性使生活充實了她的知識，給我們提供了使她名揚世界的農民史詩《大地》。”她自己則認為，她所接受的要遠遠大於她在作品中所給予的，中國人的生活永遠是她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並堅信她的祖國美國，與她的養育之國中國，在精神上有著很多共同之處。或許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賽珍珠感受到的這種民族之間的共性，才使她在翻譯中國古典名著《水滸傳》時想到了一個恰如其分的題目：《四海之內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
美國作家賽珍珠在中國鎮江生活過十五年的故居。
1930年，賽珍珠著手翻譯《水滸傳》，這是這部小說第一個英譯本，也被認為是翻譯得最傳神的版本。她認為，“水滸”二字若離開了漢語語境，直譯成“在水邊”便失去了意義，不如借用《論語》中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一語點中故事的精要。她的努力使《水滸傳》走出中國的大門，讓世界瞭解中國文學的魅力。
賽珍珠一直希望找到一個精通英語的中國作家，向西方人介紹中國文化。一次偶然的機會，她在《中國評論週刊》上讀到了林語堂的文章，感到十分中意，恰巧這位曾留學歐美、學貫中西的大師也有同樣的願望，二人暢談，便覺相見恨晚。1935年，林語堂的《吾國吾民》在美國出版，一度暢銷，賽珍珠為其作序，並給出了極高的評價。
賽珍珠還有其他知識分子朋友，比如被稱為“中國拜倫”的新月派詩人徐志摩、著名作家老舍、傑出的劇作家曹禺等都曾是她的座上賓。
1901年，在中國生活了40年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全家合影。自左至右：賽珍珠，她的父親阿布索倫（Absolom），妹妹格雷斯（Grace），母親卡羅蘭（Caroline）。
1946年老舍先生應邀訪美，賽珍珠向出版公司推薦老舍的《駱駝祥子》《四世同堂》等作品，使老舍成為當時作品被翻譯最多的中國作家。1968年，瑞典文學院關注到了老舍在西方文壇的影響，決定將老舍列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遺憾的是，那時的老舍已經於1966年與世長辭。
1934年離開中國後，賽珍珠就再也沒能回到這片她生活了40年的中國故土。賽珍珠曾說，“中國的美麗不在於表面”，而在於它的古老，在於它的自足，在於它從不刻意地向世人展示，就像沒有模特、沒有吆喝的綢緞鋪裡，上好的料子都包在紙裡，有客人來問，店主將其揭開，這才光華盡顯；她說，中國的美麗不是我們眼前看到的風景，而是驅使中國人為自己、為家庭不斷勞作和創造的動力。
1973年，賽珍珠在美國家中辭世，穿著一件她最愛的絲綢旗袍，長眠於大地。老舍的兒子舒乙曾寫道：“賽珍珠，大地的女兒，你的一生、文字、名聲、靈魂都和中國聯絡在一起，你是中國人民最真誠的好朋友，我們永遠懷念你。”
埃德加·斯諾：發現延安
1936年5月，中國共產黨確立了國內和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為了衝破國民黨的封鎖，消除外界對中共的種種誤解，發展對美外交，爭取國際上對中國人民抗擊日本的正義事業的同情和支援，中共中央決定邀請西方記者特別是美國記者訪問西北蘇區。上海地下黨和當時在上海從事抗日救亡運動的宋慶齡從諸多的西方記者中選擇了美國進步記者埃德加·斯諾。
斯諾於1928年從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系畢業後來到中國，擔任在華頗有影響的《密勒士評論報》的助理編輯、代理主編，兼《芝加哥論壇報》駐華記者。日本挑起“九·一八”“一·二八”事變，斯諾赴實地採訪，撰文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讚頌中國人民同仇敵愾抵抗外敵的愛國精神。事變過後，他撰寫了生平第一部著作《遠東前線》，該書於1933年9月出版。
1939年，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左）在陝西延安第二次會見毛澤東。
斯諾在中國聽到各種各樣關於紅軍的傳聞，種種“恐怖故事”在他的“腦際縈繞”。正在這時，英國《每日先驅報》和美國蘭登出版社約他寫一本關於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書。為了解真實情況，探明紅色中國這個“未知之地”，斯諾於1936年春專程到上海，向宋慶齡表達了訪問蘇區的願望。這與中共中央的想法不謀而合，斯諾於是得遂心願，開始了改變他命運的紅色中國旅程。
1936年7月6日，斯諾到達延安，7月8日到達白家坪，見到了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周用英語向斯諾打招呼，斯諾感到很驚奇：紅軍中竟然有人懂英語。7月9日到10日，斯諾採訪了周恩來，斯諾在和周恩來的初次接觸中得出結論：“他顯然是中國人中間最罕見的一種人，一個行動同知識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純粹知識分子，一個書生出身的造反者。”
7月12日，斯諾來到當時的“紅都”保安（今志丹），第一次見到毛澤東。7月16日晚，斯諾被邀請到毛澤東居住的依石崖鑿出的窯洞中進行了第一次正式談話。
1938年夏天，周恩來和鄧穎超在武昌珞珈山寓所接見埃德加·斯諾（左一）。
在接下來的十多天裡，斯諾成了毛澤東家裡的常客。經過多次交談之後，雙方開始熟悉起來。斯諾也向毛澤東敞開心扉，他說：“我到中國來是為了‘撞大運’，想寫一本暢銷世界的書，成為一個作家。”毛澤東聽罷鼓勵斯諾說：“你將我們紅區的一切，我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向全世界如實報道出來，就是一本世界上最暢銷的書，這不就是撞上大運了麼。”後來《紅星照耀中國》出版後轟動世界，斯諾也因此一舉成名，步入世界著名作家、新聞記者的行列，應了毛澤東的預言。
毛澤東同斯諾談了十幾個日日夜夜，向他介紹了中國工農紅軍的革命歷程和自己的身世，詳細闡述了中共的對內對外政策。毛澤東以其深邃的洞察力科學地分析了日本侵華導致的太平洋地區國際關係的變化，進而表示，“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對中國是有遠見的，形勢註定美國政府要對中國和日本的未來起非常積極的作用。我們希望並且相信，他們將同中國人民結成統一戰線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戰線。”毛澤東還指出，美國可以從兩個方面體現對中國的援助：一方面向中國抗日力量提供借款，出售軍需品，一方面對日本進行封鎖。
毛澤東高瞻遠矚，展望戰後的局勢說，如果中國贏得了獨立，中國人民不僅將同蘇聯，而且將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友好關係，到那時，外國人在中國的合法貿易利益將會有比過去更多的機會。毛澤東的這些談話深刻而及時地闡明瞭中共對國際抗日統一戰線和中美關係的看法，實際上是他透過一位美國記者向美國人民和政府發出的呼籲。
從1936年7月上旬到10月中旬，斯諾在陝甘寧邊區訪問了92天，途經10多個縣鎮，行程千餘里，與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和紅軍的重要將領進行了多次長談。斯諾說這是他一生中經歷過的最不尋常、最寶貴的採訪。
1936年10月，斯諾在結束訪問、離開蘇區之前來向毛澤東辭行，毛澤東對斯諾蘇區之行予以高度評價：“哥倫布發現了美洲新大陸而成了世界名人，你發現了共產黨的真諦，揭開了紅軍這個不解之謎，你的發現和哥倫布的發現都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客觀存在，你們探索尋求的精神，將為世人共仰。”斯諾來到中國多年，第一次聽到中共領導人對他的評價如此之高，無比高興和感動。
1939年，宋慶齡在香港會見埃德加·斯諾（左）。
同年10月底，斯諾風塵僕僕地再次返回北平。11月初，為了揭穿國民黨散佈的他已被槍決的謠言，他在美國大使館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介紹他在蘇區的見聞，展示他在蘇區拍攝的照片。一時間，斯諾的西北蘇區之行在美國國內成了一條爆炸性新聞，多家媒體紛紛報道。
1937年7月，斯諾完成了他記載蘇區之行的專著《紅星照耀中國》（舊譯《西行漫記》），10月即由英國戈蘭茨出版社出版。在這本書中，斯諾真實地記錄了他在蘇區的所見所聞，把與國民黨關於中共的歪曲宣傳截然不同的畫面展現在讀者面前。書中的蘇維埃社會是廉潔的、平等的，紅軍是紀律嚴明、堅韌不拔、不可戰勝的，中共領導人是真誠樸實、相信人民、足智多謀的群眾領袖。
該書所受歡迎的程度是斯諾本人“始料不及的”。甫一出版，立刻引起轟動，在數星期內就銷售了10萬冊以上。紐約蘭登出版社翻印此書的數量，比任何關於遠東的非小說作品的銷量都大。不久，該書又相繼被譯成法、德、意、俄、西、葡、日等十幾種文字出版，紅色中國這個題材引起了全世界的興趣。
學術界和出版界對此書給予高度評價。這部書被公認為報告文學的典範之作，是“美國新聞記者所建樹的最偉大的功績”。甚至《紐約先驅論壇報》具有反共傾向的遠東問題專家甘露德也接受了斯諾的絕大多數結論，並承認，斯諾是“西方關於中國共產主義的權威”。
20世紀30年代，埃德加·斯諾（右一）在中國前線。
總之，《紅星照耀中國》的出版，對於美國人瞭解中國共產黨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斯諾的報道和著作第一次向美國讀者提供了關於中共的翔實可靠的材料，在美國公眾中喚起了對中共事業的同情，為塑造中共新的形象奠定了基礎。美國駐華大使詹森說：“在以贊同的筆調描述和解釋中國共產黨人，他們的原則和目標方面，沒有一個美國人比斯諾做得更多。”
斯諾的作品不僅影響了美國公眾輿論，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美國的決策人物。美國駐華外交人員自己對中共和紅軍並無真正的瞭解，再加上一些外交官的政治成見，美國政府根本不可能得到有關中共的真實資訊。斯諾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些不足。美國內政部長、羅斯福總統的親信伊克斯透過閱讀《紅星照耀中國》熟悉了中共的活動方式。羅斯福接受伊克斯的建議，也讀了這部書，並且很快成為“斯諾迷”，以致在以後數年中，羅斯福幾次邀請斯諾到白宮討論中國政治問題。
斯諾與毛澤東的交往也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直到斯諾去世。遵照其遺願，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國，地點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斯諾逝世後，毛澤東立即發去唁電：斯諾先生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他一生為增進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瞭解和友誼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中。
魏斐德：“在中國發現歷史”
“在我看來，他是一個抒情詩人和秘密活動家的迷人混合體。他寫得最好的書在每個角度都含義深刻，無論在長度上還是在精神上，充滿著意外，承載著情感。魏斐德可以被稱為過去30年中最好的近代中國史學家。”美國著名漢學家史景遷曾這樣評價魏斐德。
作為與孔飛力、史景遷齊名的美國漢學界“三傑”，魏斐德是一位影響了幾代中國史學者的學術巨擘。對於魏斐德來講，歷史與文學的互相貫通是偉大歷史作品的稟賦與標記，而歷史敘述則是小說家與歷史學家工作的中間地帶。遊走於此，魏斐德逐步擺脫“西方中心論”的影響，成為“中國中心觀”的積極推動者和參與者—“在中國發現歷史”。
2005年，魏斐德（前排中）與學者們在柏林參加學術會議。
1937年魏斐德生於美國堪薩斯城，2006年因癌症去世，終年68歲。“我生於1937年12月12日，日本軍人開始在南京城燒殺淫掠三週的那一天。”魏斐德1992年在就任美國曆史學會會長的演講中這樣說，彷彿此生冥冥之中與中國有著關聯。
父親是魏斐德的第一個精神導師。他最喜歡做的事情，是遞給幼時的魏斐德一本書，然後告訴他：全家期望能在一週內，聽到他在晚餐上發表對這本書的看法。魏斐德就這樣開始系統地閱讀了從古希臘、古羅馬史學家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塔西佗，一直到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的著作。多年之後，魏斐德認為父親對他的教育“遠遠超過他就讀過的任何一所中小學”。
1959年從哈佛大學畢業後，魏斐德在巴黎攻讀一門東南亞課程，他被越南的一個民間教派吸引，這一興趣很快把他引向對中國民間教派的關注。恰在此時，法國記者門德撰寫的關於中國的著作進一步激起了他的興趣，從此不能自拔。1960年，魏斐德到伯克利加州大學師從著名漢學家列文森讀博士。完成博士論文之後，27歲的魏斐德開始執教於伯克利加州大學歷史系，直至生命最後一刻。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魏斐德最偉大的成就和貢獻是他的敘事能力。他運用卓越的敘事技巧化諳熟於胸的理論於無形，為歷史注入“血肉和生命力”。
魏斐德關於中國歷史的代表作《洪業：清朝開國史》。
在代表作《洪業：清朝開國史》中，魏斐德講述了多個守節死難者殊死反抗的悲劇故事。“《洪業》的中心概念是‘忠’的問題。”魏斐德表示，“忠到底是什麼？它作為實際生活的準則是怎樣體現出來的……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決定去寫滿漢各方堅持以某種方式來獻身於忠的男女們。我儘量將這些‘具體現象’置於相應的時代背景中，從而導致了一種敘事形式，它使劇情從華中延伸到東北邊遠地區，交替出現於各種篇章，直至匯於北方首都，直至另一代忠臣奮鬥在南方呈現。”最終，這部著作被評論為“一部擁有無與倫比的視角、抱負和敘事能力的紀念碑式的作品，一部真正具有世界觀和全球眼光的史書”，並獲得了列文森獎。
魏斐德曾把歷史研究比作工藝、手藝，自稱是個工匠、手藝人。在他眼中，在這門行當裡，經驗、感覺、技巧要比抽象的理論思考更為重要。透過敘事，他引領人們穿越時間，重新經歷過去。“我是誰？”“我們是誰？”—個人和他所屬的群體在敘事中尋找各自的身份，魏斐德由此從中國內部尋找歷史發展的因素，成為“中國中心觀”的重要推動者，打破“西方中心論”的歷史視角。
由此，他解密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諸多謎團和懸案，也為冷戰時期開啟中美兩國學術交流的大門起到了重要作用。作為一位美國學者，他用自己獨特的東方視角，讓世界重新發現了中國。
史景遷：
用鮮為人知的細節構築一個豐滿真實的中國
史景遷，學習歷史景仰司馬遷。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在耶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史景遷從導師、明清史學家房兆楹那裡收穫這個名字時，他也許不曾想到這個寓意深遠的中文名字將會在多年後譽滿全球。如今，他被視為費正清之後第二代漢學家中的代表人物，與孔飛力、魏斐德並稱“美國漢學三傑”。
史景遷與他的研究物件—中國，結緣頗早。他1936年生於倫敦北郊的一個讀書人家庭。因父母喜愛藝術與歷史，史景遷6歲時就接觸到中國畫，那也許是他對中國這個古老神秘的東方國家最初的印象。此後史景遷先後受教於溫切斯特大學和劍橋大學，上世紀六十年代赴美國耶魯大學攻讀博士期間，他完成了研究中國歷史的重要轉向。他有兩個導師，一個是費正清最得意的學生芮瑪麗，另一個是明清史學家房兆楹，而妻子則是史學家金毓黻的孫女金安平。
1990年，史景遷（右）獲得了英語世界文學最重要的非虛構文學獎吉爾伯圖書獎（Lionel Gelber Prize）。
史景遷1965年獲美國耶魯大學博士學位，後留在耶魯大學歷史系任教。他於2004年當選為美國曆史學會會長，擁有15本獨自署名的著作。史景遷第一次到中國大陸是1974年，那是中美恢復往來後第二年。在此後的歲月裡，他到中國多次，擁有大批忠實讀者。至於為什麼要研究中國，史景遷曾對媒體表示：“因為中國歷史非常複雜。我熱愛歷史，喜歡人物，喜歡研究人物之間的關係。”
史景遷擅長用聚焦個體命運的敘述方式揭開宏大中國歷史變遷的一角，並且文筆優美。這使得他的著述讀起來充滿人情味與故事性，西方出版界稱他為“詩人史學家”。他筆下有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帝王，比如康熙。史景遷的第一本著作《曹寅與康熙》1965年出版，由博士論文發展而來。在閱讀大量史料的基礎上，他以第一人稱的敘事方式描寫了康熙的帝王人生，勾勒出其豐富的內心世界，讓西方讀者看到了一個有血有肉的中國皇帝。他筆下亦有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比如《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中的農婦，書中史景遷以山東郯城的地方誌、《福惠全書》等為史料基礎，透過現實與虛構特寫，重組了17世紀山東農村的生活景象。
至於為什麼偏愛這種敘事方式，史景遷經常會對提問者講起多年前自己導師給予的一個有趣提示：很多正史中記載的老生常談就像彩虹折射出不同顏色，從不同的角度觀察中國歷史，會發現不同的東西。如同任何一個試圖深入瞭解中國的西方觀察者，他也經常遇見難以解釋的歷史謎題。既然歷史無法簡單化處理，他在寫作中偏重敘事、看重文學作品的歷史參考價值、展現歷史個人態度的微妙。史景遷認為，會講故事是歷史學家的重要素質，歷史寫作既要精確，又要在細微處展現深刻。
《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史景遷的代表作之一，描繪了西方人對於中國的經驗和想象。
在研究與寫作中，史景遷亦傾力講述中西文化的碰撞與交流。作為一個在美國研究中國歷史的英國人，史景遷本就處於跨文化的語境中，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在英語之外，他還通曉漢語、法語、義大利語和拉丁語多種語言，這使得他的歷史作品充滿了跨文化交流的張力。他的《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不僅講述來華西方人記錄的中國經歷，也闡述了從未涉足中國的文人作家如何想象中國。而《利瑪竇的記憶宮殿》據說是他本人最滿意的作品。繼馬可·波羅之後，另一個完整地用國際眼光考察中華文明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在史景遷的筆下，完成了一場東西方兩個文明的偉大相遇。
在史景遷的妻子、同為歷史學家的金安平看來，丈夫的書之所以在西方受到歡迎，是因為“用美妙的文體提供了一種西方讀者讀得懂的方式”。在這個意義上，人們不難理解，史景遷在傳播中國歷史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對那些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的描寫，構成了一個豐滿真實、具有時代意義的中國。
比爾·波特：擷取空谷幽蘭
比爾·波特（Bill Porter），中文名赤松，1943年生於美國洛杉磯，畢業於加州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是美國當代著名的作家和漢學家。在加州大學攻讀人類學期間，他偶然讀到日本禪學大師鈴木大拙的學生、詩人蓋瑞·施耐德的好友艾倫·瓦茨的《禪宗之道》，書中傳達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即“儒教、道教和禪宗所表達的一種精神境界，它本身同整個宇宙是完全適合的，把人看作環境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樣的偶遇使他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開始學習中文。
1970年，他開始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人類學碩士，並在紐約的唐人街認識了來自中國的壽冶老和尚。比爾·波特經常參加老和尚組織的禪修活動，萌發了對佛學的強烈嚮往，並開啟了跨越千山萬水來到中國的修行之旅。
1989年，他第一次來到中國大陸，花了半年時間在終南山、武夷山雲遊。他結識了遠離現代都市生活、身居山野田間的現代隱士，以他們的生活為靈感開始創作代表作《空谷幽蘭》。在這本書中，透過用優美的語言描述終南山等地的現代中國隱士生活，他探尋了中國隱逸文化的歷史和現狀，展現了引人入勝的中國圖景，在美歐各國掀起了一股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潮。
隱士生活在物質上非常簡樸，卻在精神上十分豐富。帶著對這種精神和境界的認同，他二十多年來在中國行走四方，並將所見所聞所思著成一部部思想結晶，《禪的行囊》《黃河之旅》等都是他的代表作。他被中國古代文學深深吸引，翻譯了唐朝詩人寒山的詩集—《石屋山居詩集》，同時研讀佛經，將《金剛經》《心經》《六祖壇經》《楞伽經》等漢語經書翻譯成英文。
比爾·波特，追尋中國隱士的美國作家。
比爾·波特雖然長著西方人的面孔，卻有著一顆中國隱士和佛家子弟的心。他曾經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最喜歡的中國詩人是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田園生活返璞歸真，體現了詩歌和詩人人生的雙重美滿境界。他追求儒釋道三者合一，在向西方人介紹中國文化時總說：“儒釋道是通往和諧、安寧和幸福的三道門，儒家走的是社會和諧，道家走的是身心和諧，佛家走的是思想和諧。”在他看來，儘管三者的內涵途徑不同，最終卻殊途同歸，都是為了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之道。他踐行隱士簡單無為的生活方式，靠翻譯、出版、當導遊賺得並不太多卻足夠生活的費用，支援他每年在中國的遊歷和寫作。
當被問及對於深居終南山的當代隱士最深的感受是什麼時，他認為“他們是最快樂的人，那種快樂，是完全發自內心的”。比爾·波特想要傳達的，是在繁華而忙碌的現代生活之外，看透世事並尋求內心最深處平靜和滿足的精神。
宇文所安：一生鍾情於唐詩
在美國東亞研究和漢學圈裡，執教於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和比較文學系的Stephen Owen在唐詩研究領域首屈一指。這位出生於密蘇里州的地道美國人卻有著一個詩意的中文名字：“宇文所安”。“宇文”是歷史悠久、源自北方少數民族的複姓，“所安”二字則取於《論語·為政篇》的“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宇文所安另外一個為不少中國人所知的身份則是北大才女田曉菲的丈夫。這位13歲便進入北大西語系就讀英美文學專業的天津才女所撰《十三歲的際遇》一文曾入選國內中學語文課本，整整影響了一代中國中學生。田曉菲1989年從北大畢業後赴美國深造，於1998年獲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而宇文所安正是她的導師。他們於1999年結成伉儷。後田曉菲也執教於哈佛並致力於中西文學研究，夫妻二人可謂高山流水、琴瑟和鳴。
宇文所安自少年生活在美國的巴爾的摩時便與唐詩結緣，他被李賀的《蘇小小墓》中“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煙花不堪剪”這如歌般優美的詩句所深深吸引。進入耶魯大學東亞系學習後，他在中國文學史和詩歌史方面深入鑽研。1973年，即他獲得博士學位後第一年，便出版了博士論文，也是第一本著作《韓愈與孟郊的詩》。此後，圍繞唐詩和中國詩歌，他陸續寫成《初唐詩》《盛唐詩》《晚唐詩》《傳統中國詩與詩學》《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追憶》《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等專著，他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上卷）成為西方漢學界對中國文學史最具突破性的探索，他將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的文學理論專著《文心雕龍》翻譯成英文，這些成就奠定了他成為美國漢學界翹楚的基礎。他的英文著作陸續被翻譯成中文，他也漸漸成為中國同行和學者心中的領軍人物。
宇文所安在中國古代詩歌研究領域的代表作：《盛唐詩》和《謎樓》。
宇文所安於1991年入選“美國國家藝術與科學院”院士，1994〜1995年入選“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並獲得“梅隆傑出成就獎”。德國著名漢學家顧彬在評價美國漢學家時，將宇文所安列為第一，認為他“是唯一可以和歐洲人一樣思考的美國漢學家，唯一一個，連他的英文也不是一個美國人的英文……他是真正的漢學家，他在天上，我在地上”。
與以西方文學的方法論來闡釋中國文學的方法不同，宇文所安研究中國文學的路徑獨樹一幟。他在《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提出“試圖對文學在該文明內部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一說明”，即以不同文學所處不同文明型別為底格來定位和研究文學。他擺脫了長期以來流行的“西方中心”觀念，既將中國作為研究內容，也將中國作為研究方法，在西方漢學家中獨樹一幟，並對中西文學理論的溝通和對話起到了積極的橋樑作用。
中國模式與“北京共識”
1989年，陷於債務危機的拉美國家急需進行國內經濟改革。為了共同商討解決方案，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當年在華府舉行了一次著名的研討會。這次會上群賢畢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研究人員，以及拉美國家代表紛紛出席。會議期間，各個機構基於自由市場、減少政府幹預、促進金融自由化等基本觀點形成了10條政策“共識”，稱作華盛頓共識。
西方人講“共識”，中國人講“緣分”。
理念不合、路徑不一便“道不同不相為謀”，這是中國人長期以來的緣分哲學。但是華盛頓共識則意在改造與推廣，用同一張藥方試圖將東歐轉型與拉美改革一劑而愈。面對既成的現實失敗，以及改革開放30年多年來中國的快速發展，大批西方學者“開眼看中國”。
2010年9月15日，在天津梅江會展中心達沃斯廳，美國基辛格顧問公司執行董事喬舒亞·拉莫（Joshua Cooper Ramo）主持“如果美國在2011年復甦時沒有產生新的就業”專題研討會。
在大學裡本來學拉丁經濟的喬舒亞·庫珀•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在提出“北京共識”的幾年前還享有《時代》週刊最年輕的國際新聞記者和主編的美譽。由於自己的專業背景，雷默在工作中逐漸對中國事務產生了興趣，並由此開始學習中文。說到底，雷默是與中國有緣的，功夫不負有心人，2004年雷默在英國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了一篇調查論文，指出中國透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為了體現這是自己對“華盛頓共識”的困局提出另一條路徑，雷默巧妙地將自己的文章取名為《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
“北京共識”既涉及經濟變化，也涉及社會變化。它描繪了在中國正在發生的現實，即透過經濟的發展和國家治理實現社會民生的改善。雷預設為，“北京共識”的三個核心是對於改革創新和不斷試驗的承諾；對經濟可持續性和財富平等分配的重視；對政策自決和金融主權的強調。
在雷默看來，管理不善和腐敗與“華盛頓共識”一起在近10年裡破壞了十幾個國家的經濟，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發現，現代金融業的高速發展和貪婪為各種不穩定提供了渠道。
當前，金融危機的餘波尚未完全散去，面對全球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疑慮，中國模式抑或“北京共識”內含的目標恰恰是20世紀90年代華盛頓共識沒能實現的願景。中國的發展和富強道路誠然不能由任何其他國家照搬，一部分學者乾脆認為北京沒有“共識”，但中國確有自己的發展模式。
如果今天我們無法否認創新、自主和有效監管在全球化經濟發展中的核心地位的話——毫無疑問，“共識”正在形成。
奈斯位元：講好中國故事
10年前與江澤民同志會面時，奈斯位元還未長出花白的頭髮。當這位老人回憶起當時的場景時，饒有興致地說道：“那天晚上我在酒店接到一通電話，電話那頭告訴我：‘江主席想見見你。’我說：‘行。’”
未來學家約翰·奈斯位元。
奈斯位元沒有想到，江澤民同志也是自己著作的讀者，更令他意外的是，在那次談話中，江澤民向他提議，能否為世界講一箇中國故事？
奈斯位元是美國著名的未來學家，著名管理諮詢公司埃森哲評選的全球50位管理大師之一。奈斯位元有著哈佛、康奈爾和猶他3所大學的教育背景。其主要代表作《大趨勢》，與阿爾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威廉·懷特的《組織的人》並稱“能夠準確把握時代發展脈搏”的3部鉅著。《大趨勢》一書迄今已經銷售逾千萬冊，1984年在中國內地甫一問世，反響空前。那是一箇中國迫切需要了解世界的年代，同時，許多前瞻者也在思考如何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
在這個藍圖面前奈斯位元百味雜陳，面對這個龐大的國家，他清楚地意識到單憑帷幄之中的筆墨恐怕難以窺見一斑。但是這位美國學者不僅筆桿子出色，更有一雙不辭辛勞的腳，為了寫好中國故事，他曾一百多次訪問中國，見證了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在前天津市市長戴相龍的建議下，奈斯位元2006年在天津財經大學建立了奈斯位元中國研究院，受聘擔任南開大學的教授，為了方便寫作及實地調研，他乾脆把家搬到了天津。
2013年11月22日，第二屆世界新興產業大會在武漢召開。《大趨勢》作者約翰·奈斯位元夫婦作主題演講。
奈斯位元耐人尋味地將這本書命名為《中國大趨勢》，“解放思想、縱向民主、規劃‘森林’讓‘樹木’自由生長、摸著石頭過河、藝術與學術的萌動、融入世界、自由公平、從奧運金牌到諾貝爾獎”，這八個主幹邏輯之下既有小到江蘇省某地民工失業之後返鄉再就業的情況，又有議題如“縱橫”中西方的民主政體之爭，更有關於中國的經濟影響力將以奧運作為發端的預測。若非紮根在斯，思考於斯，自上而下再度整理成書，恐怕沒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寫出客觀的中國故事，遑論將它娓娓道來。
700多年前，一部馬可·波羅的口述史用文字翻越了陸路的藩籬，第一次將中國呈現給歐洲。今天，奈斯位元來到中國，再次用文字記錄西方並不瞭解的中國故事。30年前，他憑藉對網路時代、全球化的預測一舉成名，今天，奈斯位元筆下的故事又將如何繼續展開？
本文節選自《文明》2016.0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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