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百年政治智慧·教育論述
中國共產黨在率領中國人民爭取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中，始終極為重視發展中國人民的教育事業。劉少奇作為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新中國兩任國家主席，也同樣如此。他關注人民教育事業的發展，無論對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兒童教育、成人教育、幹部教育、工農教育以及留學生工作、知識分子問題等，他都實事求是，提出許多具有創見性的重要理論觀點和政策措施，對貫徹實施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教育方針、探索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教育制度發揮了重要作用。
教員及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廣大教員是辦好人民教育事業的主體，但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被戴上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劉少奇教育理論的鮮明特色，即堅持認為教員及知識分子群體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廣大教員及知識分子是無產階級革命隊伍中的一員。應該說，他是黨內關於正確認識知識分子問題的重要思想先驅。這主要緣於他1922年秋至1925年春在安源從事工人運動的實踐。那時為了組織工人運動，他十分重視工人階級及其子女的思想文化教育，在工人俱樂部中根據工人上下班時間和居住地址，組織不同班次的業餘文化學習，開辦工人子弟學校。著名的紅領巾少先隊，就發源於那時所辦的安源子弟學校。
1932年，劉少奇針對黨內關於什麼人可以加入工會的爭論，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詳細分析工人階級隊伍的組成，堅持認為，“判別一個勞動者是否屬於階級工會的會員成份，標準應當是看他的收入，生活的來源是否主要的從出賣自己的勞力得來”，“一般的職員是工人階級裡面的一部分，一個階層，除開極少數的管理人外，應吸收加入工會”。這裡的職員顯然包括教員。
新中國成立後的一段時期，劉少奇根據新的歷史條件，進一步明確和肯定腦力勞動者包括教員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提出組織文教工作者工會。他在新中國剛成立就召開的全國文教工作者座談會上指出，“文教工作者工會首先要為完成國家提出的號召而努力，為建設國家文化教育和新興藝術等各種事業而努力”，極大地鼓舞了廣大知識分子為新中國教育事業努力工作的積極性。
把發展教育與提高中華民族的素質結合起來
“救時依仗出群才”。為了喚醒中華民族，凝聚起實現民族復興的磅礴力量，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也極為重視發展人民教育事業。1937年10月，劉少奇在《抗日遊擊戰爭中各種基本政策問題》中提出，抗日政府的教育政策，以培養抗日戰爭中急需的幹部，提高人民的民族覺悟與文化水準為原則。因此必須徹底改革舊的教育制度及舊的課程。廣泛發展免費的小學教育，廣泛發展補習教育、民眾社會教育，組織識字運動等，改善對教職員的生活待遇。在建設華中抗日根據地過程中，他提出要對蘇北廣大民眾實行廣泛而深入的民族教育，“要在一切的學校、民眾夜學，一切的團體，一切的人民中，用文字的、口頭的、圖畫、戲劇、歌曲、上課、開會等等方法去進行這個教育”，編好材料課本，教育經費應給予保障。
“育才造士，為國之本”。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為把黨員培養成中華民族解放的先鋒隊，對其教育工作格外重視，劉少奇在這方面作出了傑出貢獻。他寫作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吸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養分，詳細闡述了由一個幼稚革命者變成成熟老練的革命家，要經過一個很長的鍛鍊修養過程，提出加強共產黨員修養的內容和方法，使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理論中國化，為把許多熱血青年透過抗戰血與火的考驗培養成具有遠大共產主義理想和建設新中國的國之干城，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成為那一代人必讀的經典書籍，新中國成立後進一步廣泛流傳，培養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
調動各方辦學因素，儘快改變舊中國文化落後面貌
舊中國經濟文化落後，尤其在文化方面，新中國成立時，文盲幾佔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中國共產黨為努力改變這一狀況做了極大努力。劉少奇也為儘快發展新中國的教育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教育方針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
第一，在新中國成立前後，卓有成效地指導接管了平津乃至全國的教育機構，實現了教育的平穩過渡。劉少奇認為：“使大家都有書讀，有學校住，問題就少一些。”由這一原則出發，他提出一系列先立足穩定、然後再進行改革的教育政策思想和措施。如1949年2月，天津剛解放還不到一個月，中共天津市委並平津戰役總前委等就提出改革天津國立學校的計劃。劉少奇在研究後指示，平津的學校教育需要加以改革，但一定要有群眾基礎，目前應積極在學生及教職員群眾中進行準備工作。各大學中學的校長教職員，均須從平津各學校原有人員中選擇調整，新任命的負責人必須是忠實執行我們的教育方針，併為大多數學生和教職員所贊成者。這些政策措施很快在全國推行，積極穩妥地接管了全國的各大中小學校。
第二，根據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國家財力有限的情況，主張應盡力調動各方面辦學的積極性，不禁止私人辦學。劉少奇明確指出：“對私立中學，你們可只要求他們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方針，取消一些應該取消的課程而外，不要去加以干涉，應讓他們繼續辦下去。”但公立學校對於貧苦勞動人民家庭的子弟，出不起學費者可以免費；政府教育局應特別注意在工人區域開辦中小學校，以便普遍教育工人子弟。
第三，對調整改革舊學制體制、院系調整以及課程設定等各個層面提出一系列觀點，促進舊教育向新民主主義教育轉變，使之真正為勞動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建設服務，為鞏固和加強綜合大學的建設打下了基礎。劉少奇還對隨著戰爭結束，大批解放軍戰士需要轉業到地方參加國家經濟建設的實際情況指示，有關部門“必須想辦法，提高他們的文化和技術水平”。這一措施，對迅速培養國家政治經濟建設的骨幹和提高各級幹部的文化素質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第四，極為重視掃除文盲和文字改革運動。劉少奇強調，“在全國範圍內大張旗鼓地推行識字運動，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應計劃周密，對識字教育經費問題想出妥當辦法。中央識字運動委員會的成員要“以真能參與此項運動者——如各團體宣教負責人為宜”，文字改革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應儘快研究，開展工作。
第五，極為重視派遣留學生工作和向蘇聯教育學習的問題。劉少奇在恢復國民經濟和開展經濟建設的實踐中，深深感覺“現在我們是知識分子太少了，專家太少了，技術人員太少了。搞建設就感覺人才太少、幹部太少了”。為此，他鼓勵向國外派遣留學生，邀請國外專家教授來中國任教。1950年5月，他親自指示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派遣留蘇學生200名，隨後又批示與波蘭、捷克交換留學生10名。1952年7月，他親自接見赴蘇聯留學學員，對他們寄予殷殷厚望。他勉勵留學生，“首先要下定一個決心：為人民學習，為國家學習，學成以後為人民工作，為國家工作。”他還親自主持籌建了新中國第一所綜合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工作，為加速培養大規模經濟建設所需要的人才作出了重要貢獻。
實行兩種勞動制度和兩種教育制度，儘快提高和普及全國文化教育水平
新中國經濟建設的發展和人們經濟文化生活水平的相應提高，要求繼續深造學習成為全國絕大多數青少年的渴望。特別是1957年後，新中國成立後出生的孩子陸續進入學齡階段，而教育事業的狀況又不能馬上改觀，其間的矛盾日益尖銳，甚至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劉少奇兩次提出實行兩種教育制度和兩種勞動制度的主張。
首先，劉少奇深入實際調研，準確研判新中國成立初期教育發展的現狀，提出解決升學難問題的第一步：高小畢業生應參加勞動生產。1957年春，他在深入華北、華中、華東5省調查後指出：“我們今後的任務，是首先逐步普及小學教育，使學齡兒童全部入學……在逐步普及小學教育的同時，我們將繼續發展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和大學教育。但是，在今後一個很長的時間內，總的趨勢將是有更多的小學和中學畢業生不能升學，必須參加生產。”可以採用城鄉人民集體辦學等辦法，再辦一些小學、中學，或者組織學生自學，為日後參加生產勞動或升學準備條件。但最主要的辦法還是幫助不能升學的學生就業，除了城市需要增加小部分學徒和職工外，最能夠容納人的地方就是農村。他苦口婆心的細緻工作，為當時大批知識青年指出了方向，緩解了當時緊張的社會矛盾。
其次，提出建立兩種教育制度和兩種勞動制度，把教育和生產勞動結合起來。為了儘快解決人民群眾和廣大青年希望繼續升學的渴望，劉少奇結合自己青年時代勤工儉學和周恩來、鄧小平留法勤工儉學的實踐，於1958年5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在現有全日制學校教育制度基礎上，建立“兩種教育制度和兩種勞動制度”，把教育和生產勞動結合起來。一種是現在的全日制學校教育制度和現在工廠裡面、機關裡面8小時工作的勞動制度。另一種是半工半讀的學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讀的勞動制度。這就能使那些家庭無法提供上學機會的青年搞半工半讀，可以有全部半工半讀的大學，也可以在現有大學裡辦幾個半工半讀班。當然，學習年限、課程和待遇等，需要加以相應調整。
中央政治局經過討論，同意劉少奇的這一建議，並下發有關檔案。由此，半工（農）半讀教育在全國部分地區開始發展，陸續辦起來的農業中學和半工半讀、半農半讀的中等技術學校招生量一度達到200萬，一些省份還辦了半工（農）半讀的勞動大學或工業大學。但兩種教育制度的試行，受到當時“大躍進”政治氛圍和3年國民經濟困難的影響，大部分學校沒有堅持下來。
1964年5月，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再次大力倡導和推行“兩種教育制度和兩種勞動制度”。在他的力倡下，1964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發展半工（耕）半讀教育制度問題的批示》。全國各大城市相繼建立起半工半讀學校4000餘所，學生80萬名；農村耕讀小學生1360萬名，農業中學學生113萬名；還有23個省份辦起了109所半工（農）半讀的高校。這些學校培養的半工半讀學生，既懂理論也有實踐經驗，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儲備了一批有知識、有實踐經驗的技術人才，許多人在改革開放中脫穎而出，成為創業者。
綜上所述，劉少奇在近半個世紀的革命和建設生涯中，總是從人民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出發，一切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把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與人民群眾對教育的迫切需要結合起來，提出許多合乎人民群眾實際要求的、具有創新意義的教育思想和政策措施，卓有成效地指導了新中國教育事業的建立和發展，為改變舊中國文化教育落後狀況和新中國教育事業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其中許多思想理論觀點至今仍有寶貴的借鑑價值。
（作者系原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
《中國教育報》2021年12月02日第7版
作者：王雙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