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發達的今天，面對新冠疫苗，抗疫尚且不易，那在沒有疫苗的古代，人們是如何防疫的呢？王安石有一首著名的詩歌，名《元日》，描寫宋代春節的習俗：“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唐宋以來的元日歲時詩中，屠蘇作為元日所飲之酒出現的情況十分常見。實際上，飲用屠蘇酒，正在古代人民防疫的重要手段。
據常理而言，屠蘇酒作為避疫治病的藥物，理應是伴隨疾疫的發生而使用的，在使用時間上應該是隨機的，二不一定固定於某個特殊時段和節日。但事實並非如此，正如飲屠蘇酒在漢唐時期長期是元日民俗的一部分，在時間上表現出極端的精確性一面，這又是為什麼呢？筆者認為，之所以如此，是與屠蘇酒在作為民俗形成程序中初始階段的中國疫情分不開的。確切地說，中國漢末魏晉時間大規模疫疾的爆發時間，促成了這一現象的出現。
東漢末年至魏晉時期，是我國曆史上疫疾發生最頻繁、影響最嚴重的時期之一。這一時期，小規模或地方性的疫病不斷，大規模的疫疾也時有爆發。其中，見諸於史籍的大規模疫病的發生，又多集中在東漢安帝延光四年（125）至東晉安帝義熙七年（411）的將近三百年間。並且，這段時期內發生的疫疾在季節和時間上又呈現出一定的規律。
初步統計，漢末魏晉的大疫，至少有半數以上發生在冬春季節，而這一時期疫情最嚴重，危害最大的瘟疫，則全部發生在這樣的時段內。漢末魏晉時期冬春季節發生的重大疫病共有26次，其中籠統地說發生於冬春時節的有8次，十月和三月兩個月，即冬春兩季較為溫暖的月份共有4次，從十一月到二月的四個月中，也就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時節共發生14次，其比例分別為22%和78%。由此可見，在漢末魏晉時期發生的約50次大疫中，冬春季節發生的共有26次，佔50%以上。在冬春季節發生的大疫中，又有四分之三以上發生於從十一月到二月的一年中最為寒冷的四個月中。從這個初步的統計中，不難看出，在東漢魏晉時期，寒冷的冬春之際，是大規模疫疾爆發最為頻繁的時期。屠蘇酒理應在疫疾最為頻發的冬春之際得到最廣泛的應用，元日又是冬春季節轉換的標誌，因此，當冬春之際一次次疫疾的爆發強化了人們對屠蘇酒應用時間的認識以後，隨著歲月的流逝，這項民俗才具有了越來越明確的季節性和時間性，最後沉澱為漢唐元日民俗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個關乎生命且富有時間性的民俗符號和歷史記憶。
總之，漢末魏晉時期是我國疫疾的頻發期，這一時期的疫疾，危害也十分眼中，在頻繁的疫災面前，在嚴重恐懼的心理陰影之下，普通民眾，或寄望於桃符巫術的庇護，或寄希望與道教符咒法術的解救，但求醫問藥應該是最主要的避疫途徑。在華佗、孫思邈、張仲景等著名一家創制並推廣了行之有效的防疫藥方屠蘇酒以後，可以想見，人們的欣喜之情為何如。在幾乎歲歲遭疫、歲歲求治的社會背景下，因為季節時令的關係，屠蘇酒被應用於象徵一元復始、平安吉祥的元日祈福禳災的年俗中，成為漢唐元日民俗中一道不可或缺的文化符號，就有了最為自然和合理的解釋。
在屠蘇酒成為漢唐元日民俗符號的過程中，疫疾與醫學互動，民俗與世情交織，共同織就了一幅看似簡單，實則層次複雜，紋理細密的歷史畫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