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敬禮（1911-1995），江蘇通州人。原名張立祖，清末狀元張謇之侄，張詧之子。1935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土木工程系，民建成員。著名愛國民族實業家。
1926年,73歲的張謇因病去世。張謇臨終前交接後事的時候,有三個人在他的身邊——其兄張詧、其子張孝若和侄子張敬禮。張孝若是張謇的獨子，張敬禮則是張詧的第四個兒子。
1935年，張孝若在上海遇害，24歲的張敬禮剛剛從復旦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義不容辭地承擔起家族重任，成為張氏事業的第二代傳人。
張敬禮接手大生企業時，大生紗廠已是鉅額虧損狀態，他謹慎行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許多企業都抽資到外地和國外謀發展，形成內地市場需求緊缺的契機，加緊生產，讓大生在1937年實現扭虧為盈。
我們再以張敬禮和徐姮的婚姻為例來說明家族婚姻在其家族企業治理方面的作用。我們知道，舉凡中外創業，有一共同之道，即以締結兒女親事尋求各方支援，張謇家族也不例外。目前可統計的資訊是，沈燮均與張詧首結親家；之後又與劉規馨、章維善結親家，三人均為大生董事；最後就是張詧和徐乃昌之女徐姮成為伉儷。
張謇和徐乃昌算是同門，兩位都是翁同龢的學生，張謇和張詧是親兄弟，所以徐乃昌對張謇的工作支援非常之大，相繼促成通海墾牧和赴日考察。1912年，徐乃昌被選為大生紡織公司股東會董事，參與大生公司治理；1926年，張謇過世，徐乃昌又以常務董事和監事身份，常年坐鎮大生，積極協助張詧和張孝若，參與大生公司董事運作；1935年，張孝若過世時，徐乃昌以常務董事身份挺身而出，協助張敬禮打理張氏家業。
1938年3月，日軍佔領南通，強佔大生各廠，日軍想利用紡織企業生產日軍生活的必需品（軍服等），減少從日本國內運輸的侵略成本。張敬禮則避滬不見，面對日本人提出的“合作”伎倆，張敬禮不為所動，採取了“以德御日”的方式保護企業。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企圖控制大生企業的大權，張敬禮作為商股代表頂住壓力，據理力爭，贏得了商董們的信任，仍被推舉為經理。1948年隨著共產黨的節節勝利，國民黨的屬僚們紛紛攜資外逃，國民政府要求張敬禮把資金轉移到臺灣。迫於無奈，張敬禮一面將大生紗廠的物資運上輪船，一面命令部分船隻駛往香港，大部分船隻在海中逗留，以拖延時間。解放的訊息剛至，張敬禮迅速命令船隻返航，將外匯、資金、物資全部調回企業，使大生公司在我國紡織工業中繼續保持較大影響，為發展南通經濟和中國民族工商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1952年1月2日，大生公司掛上了公私合營的廠牌。據張敬禮後來回憶公私合營的優越性時說：“大生1952年公私合營後，在中共的領導下，工人參加管理，以主人翁姿態積極勞動，生產發展迅速。公私合營後一年就償還了舊債，開始積累資金。紗錠由14萬枚增加到近30萬枚，織布機由1200多臺增加到3000多臺。我們張家幾十年來夢寐以求的理想，在解放後短短的幾年中就實現了。大生合營前每件紗要用棉花420市斤，合營後降到380市斤。這是大生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
1956年1月30日，張敬禮作為工商界代表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報喜，報告社會主義改造取得的偉大成績。張敬禮在彙報公私合營的情況時，毛主席高興地對他說：“公私合營的優越性，你是親身體會到了，可以向大家多談談。”又說：“別的你不要吹，這件事要大吹特吹。”而後，張敬禮先後在浙江、山東、湖南等地做了30多場宣講，以自己的親身感受，宣傳公私合營的優越性，引導廣大私營工商業者走社會主義道路。在張敬禮的示範引導下，1955年後，僅南通市就有88個行業、1347戶私營工商業者，向市人委提交了公私合營的申請並獲得批准。
張敬禮先生是中國民族工商業者中具有較大影響和較高威信的優秀代表人士。1995年10月16日，84歲的張敬禮走完了人生之路。在患病期間乃至病危之時，他仍時不時發出“報國之日苦短”的嘆息，還對身邊親屬和前來看望的同事說：“振興中華要靠共產黨領導，要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