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種理論模式，就叫做“天道自然，人道無為”的理論模式。這就談到道家的一個基本觀點，給予中國傳統文化深刻影響的，就在這八個字上。在中國歷史上，道家的創始者老子是春秋未期人，距今2500多年，已被渲染成為半神半人。實際上，他是中華民族的真正具有智慧的人，真正具有理論思維的哲人。老子姓李，名耳，楚國苦縣人，即今河南鹿邑人。他長期給東周王室管理圖書，當時的圖書是竹簡，紙張還沒有發明，他有機會閱讀大量的竹簡，文化修養很高，對自然的研究很深刻。表現他的思想的有一部書，究竟是他本人寫的，還是後世學者寫的，看法不一樣，他的書叫做《老子》或《道德經》。（道德經》有很多學者研究，不是成書於春秋末期，而成書於戰國時期，韻文體，就5000字。它中心的思想是什麼？用這樣的文字來表述，是比較適當的：人道應該向天道學。它可以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而且幫助我們開闊自己的胸懷。它的主題就是天道和人道，你看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解決得怎麼樣。老子對天道的分析有深刻的理論思維，他對天道用了一個主要範疇，這個範疇就叫做“道”。在老子五千言裡，直接談到道的地方很多，一共出現74次。為了說明道，卷子用了兩個範疇、兩個概念，一個叫做“有”，一個叫做“無”，“有”和“無”構成了道。
什麼是道？古代原來的意思是道路，但是後來把它哲學化了，道是有和無，有和無結合起來就是道。
什麼是“無”？“無”不是什麼都沒有，“無”指的是整個的空間，老子稱它為“無”。古人特別是在農業生產中，就要觀察空間，看天，天距離地就是空間，空間怎麼表述呢？就叫做“無”。“無”還有一個含義，還不能少，用今天的概念來表述它，就叫做不確定性。大家看看空間有什麼東西，多長，多短，什麼顏色，體積有多大，那是不確定的，空茫茫一片。所以《老子》裡的“無”有兩個含義，一個是空間，還有一個是不確定性。
什麼叫“有”？“有”就指萬物的最初的形態。“有”究竟是怎麼產生的？我們的祖先，在2500年以前就敢於探討這個大問題，自然怎麼形成的？世界怎麼形成的？敢於探討，而且敢於回答，用老子的觀點看，就叫做“無中生有”。無中生有，有是萬物的最初形態，是從空間產生的，是從不確定性中產生的，從不確定性中產生的一些有具體形態的東西。觀察非常深入，用最簡短的文字表現最深刻的道理。
究竟產生的過程怎麼樣？老子這本書裡有這樣的話“道生一”，最簡單的東西；“一生二”，有對立物了；“二生三，三生萬物”，就這麼生長出來的。2500年前，老子提出的萬物生成論到今天還站得住腳，後人，包括西方的科學家只能在這個框架內增加一些實證科學的具體內容，推翻不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那怎麼產生呢？你能把產生的具體過程來說一下嗎？老子說可以，老子書裡有四個字，“道法自然”，道產生萬物是自然而然地產生的。老子書裡的自然和我們今天講的這個名詞，整個自然界，是不同的，是個形容詞：自然而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是自然而然地形成。這種理論思維在2500年以前，成為一個理論，而且用文字表述出來，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深刻理論思維的民族，決不像西方人講的，中國沒有哲學。中國是沒有像西方那樣的思辨哲學，但是中國有和農業生產密切結合的自己的哲學體系、自己哲學的特殊的用語、自己特殊的理論思維。要讓我們的年輕人慢慢懂得這些，而且愛好我們的文化。萬物就是這樣生成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法自然”，深刻，簡潔。天道有什麼特點，老於又歸的為天道無言、自然而然地，太陽把溫暖送給萬物，它不講你看我多了不起，我多偉大，我把所有的合你們了，離開了我的溫暖，沒有一個東西能夠存活。天不這麼講話，天道無言，天道不和其他東西去爭的，不需要，每天晚上太陽落山了，進人夜，第二天太陽又從東方升起，普照大地，時而又下雨了，潤溼大地，這就是天道。天道廣大無邊，囊括一切，所以老子書裡有八個字“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囊括了一切，這就是天道，天道，自然而然。所以書的中心思想是人道應該學習天道，人道應該以天道為本，老子敢於提出一個老大難的問題，天道是執行的，古人都這樣看。天道如何執行？老子書裡用五個字解釋，“反者道之動”，反，向相反的方面運動，這就是天道運動的實際情況，老是向相反的方面去運動，因此就導引出物極必反，任何東西發展到頂點必然向相反的方向去運動，2500年前，物極必反這麼大的一個命題就擺在中華民族子孫的面前，發現物極必反的規律在人類文明史上的貢獻是非常卓越的。面對物極必反的情況，人應當怎樣做？老子說“弱者道之用”。人就應當脫離事物現象，深入到本質方面去看問題。怎麼深入？老子提出一個問題，世界上什麼東西是最強大的？有人回答幾個人都抱不住的大樹是最厲害的，最強大的。老子說其實不然，一陣大風來了以後，很可能把樹就吹圖了，它不是最強大的。世界上惟一的一個最強大的東西，要看本質的，而不是表面現象，老子說那是什麼呢，就叫做“水”。水有什麼特點呢？老是從西向東流，我們兩條母親河，長江和黃河，老是日日夜夜從西向東流，母親河的水使我們古代哲人產生了很多靈感，有很多鮮明的論題。孔子和老子同一個時期，春秋末期，看到水以後感嘆道“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你看水的生命力真強，不斷地流動，白天流，夜裡也流，生命力旺盛，孔子已經感悟到了。在老子看來，水是最堅強的，何以最堅強，他就比喻了，是自甘於卑下的地位，水不想到高處去，水到了高處以後沒有辦法流動了，它認為處於一個卑下的地位對它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最有效。由此就引申出來，怎麼來治國？治國就像水一樣，甘於卑下的地位，“聖人以百姓之心為心”，就能立於不敗之地，如果不是這樣，“聖人”自高自大，水就斷流了，自己的生命力也就結束了。甘於卑下，表面是弱者，和百姓在一起，其實是強者，這就是老子所說的“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的本意所在。這種性格，老子給了個名字，就叫做“無為”，表面看起來好像不做什麼，也不和人爭什麼，但是它實質上最堅強，“無為而無不為”，它能夠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這用在治國上，就是老子所倡導的：讓老百姓安靜地生活、生產，不要干擾他們，不要折騰他們。我們看老子的書，很受他的感染，這就是我們中國哲學，中國的理論思維。人道向天道學，就是人做任何事情的時候都自然而然的，不要去勉強，水到渠成就是人道學習天道的最好辦法。老子說治國有三寶，第一寶要有愛心，叫慈愛心，天下大眾都有慈愛之心，這樣才產生勇氣，有了愛以後產生勇氣；第二寶，個人要節儉，節儉以後天下的財富才能夠聚集起來，不至於浪費掉；第三寶，就叫做不敢為天下先，我不認為自己的一切都比別人的好，就叫做不敢為天下先。為什麼不能自認為一切比別人好呢？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得天下之英才而用之，人家才會跟著你做事情，如果你認為自己就是一切天下先了，是最完美的人，用人怎麼用啊？人家就離你而去了。道家的思想，小而言之，對調節個人心態，克服人生道路上的煩惱等等都有很大用處。
對於老子這一套理論思維，他的門徒戰國中期的莊子，提出疑問了，人道向天道學，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甚至於做不到。《莊子》這本書內容就比較多了，要讀起來很難，裡面充滿了具有深刻人生意味的寓言故事。我想舉三個《莊子》中的寓言故事，我覺得很有趣味。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思維很開闊的民族，不是一個很拘束的、思想不活潑的民族。莊子說人道向天道學很難，難在哪裡呢？人老想去改造自然，老是以自己的意願、自己的面目去改造自然。莊子講，中央之帝叫“混沌”，沒有七竅，混混沌沌，南帝和北帝商量說，“混沌”平時對我們很不錯的，有恩於我們，我們應該報答他。“混沌”沒有耳朵，聽不到美妙的的樂曲，沒有眼睛，看不到美好的世界，他又沒有嘴巴，品嚐不了美味佳餚，太痛苦了，我們要報恩，怎麼樣報法？他們決定”的身上打一個洞，結果是“七日混沌死”。人老是想按照自己的面目去任意地改造自然，最後把“混沌”、把大自然也摘壞了，那怎麼辦呢，這問題提出來怎麼辦？到戰國時期，荀子就回答了，人改造自然是必要的，但要節制一些。什麼時候打魚，有個季節，老百姓不能隨便到山裡面去砍伐林，要變成法令，而且什麼時候種莊稼，什麼時候收穫，什麼時候冬藏，按季節來辦事，就是有條件地、和諧地來改造自然。莊子所擔心的不是就解決了嗎？這也很有道理。《莊子》裡還有一個故事，在《齊物論》裡說有個老頭，叫狙公，養了一大群猴子，猴子不勞而獲，狙公這個老者要給它們喂吃的，喂橡子，怎麼喂呢？“朝三暮四”，早上喂三升，晚上喂四升，猴子很憤怒，不夠吃，吃不飽，狙公說好辦，現在我們改變一下，“朝四暮三”，早上給你四升，晚上給你三升，滿意啦？猴子聽了高興得不得了。下面莊子話鋒一轉，莊子講，“名實未虧”，“名”是數量，“實”是橡子，“未虧”，沒有改變，朝三暮四是七升，朝四暮三也是七升，沒有任何改善，在這種情況下，“喜怒為用”，一會罷食，一會又歡呼雀躍，猴子多麼可笑呀！它一點理性都沒有。我們看這個，要掩卷而思了，莊子究競想說什麼？他說的是，有一些人，實際上離開了理性的軌道，和猴子一樣愚昧。戰國中期，他看到人世間很多愚昧的事情，有感而發，所以莊子還是很強調理性的，用理性來觀察一切，也許就不會像猴子那樣。莊子更為深刻的地方就在於，他從哲學上感受到了人這個主體在另外的條件下就變成客體了。他在《齊物論》裡說了一個故事，他說莊生睡著了，夢見自己成了一隻蝴蝶，在花叢中間飛來飛去，十分自由和快樂，一會兒就醒了，不知道是生夢蝴蝶，還是蝴蝶夢莊生，搞不清了。我們看完以後，又掩卷而思了。這個故事，有很深刻的哲學道理，“我”是一個認識的主體，時而“我”又她一個被認識的客體，這就叫做“角色轉換”。人在一生的過程中間要有許為角色的轉換、轉化，而且在角色轉換的過程中要做得很好，才能夠符合自規律，生活才能夠有它自己的質量。
第二種理論模式，就叫做“知性知天”的理論模式，知道了人性就知道天性了，儒家基本上是這樣認為的。戰國中期，孔子的第四代門徒孟子說，什麼是人性？人性就是人特有的素質。他把人性提到很高的地位，沒有人性，他用了四個字，叫做“衣冠禽獸”。我們看《孟子》這本書，文字犀利，辯論性很強。何以見得人性就是善的，他把人性歸納成為四種。第一種，惻隱之心，愛心，人如果沒有愛心，沒有一些同情之心，不能算人。第二種，人有羞惡之心，羞恥之心。第三種，辭讓之心，謙讓之心。第四種，是非之心。這“四心”對不對？我們後人不加評論，他認為這是先天的，把先天的好的素質要發揮出來。怎麼發揮呢？要實踐，要經歷生活的磨難。因此，戰國中期的孟子把他以前的歷史做了一個歸納，歸納成八個字：“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從夏商周三代，一直到戰國中期，凡是做大事情，有成績的人都和這八個字有關係，這是人生哲學最完整的八個字。憂患使人生機勃勃，造就人，使人有創造性，憂患並不可怕。安樂使人意志消沉，使人不求進步，使人醉生夢死。“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八個字，例如諾貝爾獎的得主楊振寧，他給清華的青年老師講，中學時期，他的父親讓他讀《孟子》，這本書對他做人、進行科學研究、創造發明大有好處。還有楊振寧先生的好友，我國兩彈元勳鄧稼先同志，讀北京崇德中學的時候，後來在西南聯大的時候，也有人文修養。楊振寧曾經寫過一篇很感人的文章，名《鄧稼先》，文章中說，他曾問鄧稼先：中國原子彈的製造，聽說沒有外國人參加，是不是這樣？鄧稼先這樣回答，我還需要調查一下，等我調查周全以後把結果再告訴你。後來，楊振寧從北京到上海，有人在錦江飯店宴請他，一個服務員給他送了一封信，開啟一看，是鄧稼先給他的信。楊振寧自己的文章裡講，信上話不多，就是這樣幾句話：經過調查研究，中國原子彈的製造確實沒有外國人參加，這個訊息是準確無誤的。看了以後，楊振寧控制不住地眼淚直流，究竟什麼原因呢？是為中華民族自豪面流淚，還是老朋友實事求是的作風使人感動？我想，各種感情都有。楊振寧說中國優秀的文化培育了鄧稼先這樣一個像農民一樣樸素的、真誠的科學家。我們看了以後非常受感動。中國的優秀文化，剛才提到孟子的生於憂題而死於安樂，確實對很多人都有很大的教育意義。中國傳統文化有個特點，表述方法沒有那麼多的理論前提、邏輯分析等等，簡明的幾句，把人生暫理、自然哲理給勾畫出來了。例如剛才講的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只要人類歷史存在，這八個字永遠不會衰竭，永葆青春。什麼是“天”？孟子講知道人性就知道天性，現在我們比較一下孟子講的天道和人道，是把人道作為主題，人道推上去就知道天道是什麼，就是知性知天，他是這樣一個理論模式。宋代那些大儒，發表自己的思想見解大體都是這種模式，這種模式我覺得也有它很多好處。這種模式的好處在我們中國傳統文化，在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裡面就體現這一點：個人不是單個的個人，個人的得失、是非是和天地相呼應的，一下子責任很重大了，頂天立地，因此，我必須要善待我自己的一切，所以孟子講“養天地之正氣”，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人，就在這裡。它不是單個從人的本身來說，這又是一種理論模式。
第三種理論模式，“天道有常，人道有本”的理論模式。這種模式以荀子作為代表。在戰國末期，荀子寫過一篇文章，叫做《天論》，專門談天，很有勇氣。戰國時候楚國的大詩人屈原寫了一首長詩，叫做《天問》，什麼是天？有多少柱子把天舉著？使天塌不下來？等等，氣魄很大。提出好多和天有關係的問題，沒有人敢回答，也回答不了。一直到唐朝，大思想家、文學家柳宗元，寫了一篇文章《天對》，“對”就是回答。荀子不是寫《天對》，而是寫《天論》，究竟什麼是天？四個字，“天行有常”，天地執行有常規，天地自然執行有它的規律，有它的法則，就是四個字，概括得非常深刻。“不為堯存”，天地執行的法則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堯是五帝裡的一帝，不會因為堯的仁慈而改變它的執行規律。“不為桀亡”，夏桀，殘暴的君主，也不因為他壞，天地執行的法則就改變了，天行有它自身的法則。“天行有常”這四個字有千斤重的分量。人怎麼辦呢？他不是簡單談人道要學習天道，他也不是簡單地談知道人性就知道天性，他是說根據天行有常的法則，人應該參加到自然的變化中間去，利用自然的變化為人類服務。怎麼來服務呢？要把農業生產搞好，還要節約，在這種情況下，天不能使人吃不上飯，善待自然，利用自然的法則來為人類服務。人不是自然的附屬物，人只要把農業的根本抓住，而且又很積極，那麼天不能使人貧困，便可人人都有飯吃，《天論》的中心思想就這麼一個。在2000年前提出有什麼意義呢？哲學上有很大的意義，他認識到了，不管是清楚的還是模糊的，人不僅僅是自然界中的一個物，而是從自然界分離出去和自然界相對立的一個認識的主體，他有著認識主體的思想，這在中華民族理論思維的發展史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人可以認識規律，可以在規律法則允許的範圍之內為人類服務，所以人和自然是不能夠劃等號的，人道完全向天道學是不行的，完全由人性推出天性也不行。所以他的觀點是“天行有常，人行有本”，在理論思維方面又深入一步。我們後來把他的理論也概括為天人相分，天是天，人是人，不能說成一個東西，光講“天人合一”，而不把荀子的天人相分也給予足夠的估計和評價，恐怕是不行的，所以我不大用“天人合一”。天人相分最後的目的是天和自然、人和自然和諧發展。但和諧發展必須透過人的實踐才能達到，沒有實踐就做不到“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不是自然而然地合一的，更加深刻。荀子還有一點東西是非常好的，就是《荀子》裡的《勸學篇》提出的概念，今天來講，仍然有非常重要的科學意義，就是“積”的概念。很多土積累起來，“山”就形成了，很多水積累起來變成了海，把很多好事情積累起來就成為道德。透過什麼過程來積累呢？透過行的過程，實踐的過程來積累，這樣就把普通人變成了聖賢，聖賢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實踐中逐步形成的。荀子在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上也佔有很高的地位。
第四種理論模式，叫作“天道變化，人道自強”的理論模式。天道是變化的，人道要適應天道的變化就要自強不息的理論模式。這也表現了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把自強不息作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很有必要，非常恰當。這裡不能不講《周易》了，儘管它的主調我們不贊成，而且占卜這一類東西和理論思維也是有很大距離的。但是它認為自然界有八種自然現象，八種自然現象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基本上把自然現象都概括進去了。相對八種自然現象的有人卦，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八卦，這是一個發明創造，八種自然現象配合成八種卦式，以二進位數，八卦，八八六十四卦。德國人萊布尼茨講，中國的八卦，就是八八六十四卦，哪一卦都有說明，中國人運用二進位制是最拿手的，現在我們計算機計算的基礎就是二進位制，這裡體現人生的真理是什麼？戰國時期很多讀書人研究，八八六十四卦裡最基本的東西是什麼？拋開占卜的方面，人生在這裡應當吸取什麼？當時很多儒者寫了論文，進行研究並編了一本書《易傳》，也叫做《易大傳》，解釋了《周易》裡面的一些道理。已經過世的學者高亨先生對這個很有研究，他把《易傳》裡面的一些思想觀點加以註解，叫做《周易大傳今注》，已經出版了，朋友們有興趣的話可以翻一翻。另外，《易大傳》裡有十傳，十傳裡有繫辭，講八卦的最重要的含義在哪裡，把《繫辭》翻一翻，對《周易》大致上就瞭解了。《周易》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是把世界上所有紛紜複雜的現象歸結為兩個東西，一個叫陰，一個叫陽，而陰陽最初的形態，在中國文化裡，就是天道。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向陽的那一面就叫做陽，背陽的那一面叫做陰。所以一座山，向陽的那一面，農業生產搞得好，背陰的那一面沒有陽光照射，生產就搞得不好。《易傳》的貢獻就在於把世界上所有紛繁複雜的現象歸結為陰、陽兩個基本因素，這兩個基本因素對中國人的影響很大，所有的東西，所有的執行，所有的表現都是陰陽交錯而產生的，後來中醫就立足在這個基礎上。這個世界是怎麼從陰陽產生的，有一個公式，這個公式就不探討了。但這個公式提出來，對後來中國的自然科學發展恐怕有限制性，老侷限於這個公式裡，就缺少實證科學的基礎。這個公式怎麼講呢？天地還沒有分以前，天還沒有高高在上，地還不是低低在下，這時的自然界稱為“太極”；太極產生了兩儀，什麼是兩儀呢，就是天地，也就是陰陽；兩儀又生了四象：老陽、老陰、少陽、少陰；四象又生了八卦，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八卦又產生了兇吉，瞭解了兇吉以後，哪些事情該做，哪些事情不該做，一目瞭然，就引出了宏偉的事業。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兇吉，兇吉引出人類的宏偉事業，這樣一個公式。這個公式有個很大的缺點在哪裡呢？我們一定要客觀地評價我們的前人，這種公式用中國古代的名詞來講，叫“象數學”，象數有很多迷信的東西，象數脫離實證科學，不需要實證，只需納人這個公式，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什麼東西都能理解，過於公式化，阻礙了中國古代探討自然現象及自然科學的發展，沒有實證科學作為基礎是它的弱點。但是另外一面，這個公式裡面所講的都是二進位數，因此用這個公式套用人世、自然就提出新的問題。二進位數里，從陰陽，然後到四象，然後到八卦，就說明中國古代辯證思維相當豐富，看問題不是單一的，而是從正反方面，從陰陽方面，從興衰方面去看。所以《易傳》給我們留下的這個公式一直影響我們中國人的頭腦。宋代象數學得到很大的發展，它的兩重性，一方面使得我們離開實證科學，另一方面使我們的辯證思維得到發展，辯證思維非常深刻。例如《易傳》裡面往往用一句話來解釋深刻的道理，例如乾卦，乾卦那麼多的經文，究竟講的什麼道理？《易傳》裡面回答這個問題，例如對什麼是乾卦，《易傳》曰：“天行健”，天執行，健，永不停息，就三個字把乾卦的整個內容都概括起來了。這是我們2000多年前一批儒者，研究乾卦，得出的集體智慧的結晶，接著說“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以天道作為榜樣，自強不息，這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天道和人道統一起來，天就是不停的執行，人就應該自強不息，不要怕失敗，不要怕挫折，要不斷地開拓創新。什麼是坤卦？三個字，“地勢坤”，坤卦講的是大地，用大地作為坤卦的一個表現來說明，大地的形勢就是坤卦。有什麼特點呢？朋友們看，所有東西都在大地上，莊稼在大地身上，房屋在大地身上，萬物都在大地身上，大地包容量很大。厚，有一個很厚實的東西，我們人生活在上面，這就是坤卦。相應地，人應該怎麼做？“君子以厚德載物”，我們就應該像大地一樣，我們的道德、能力、知識就應當像大地把許多事物都包容下，中華文明正是這樣。《易傳》的解釋很深刻。1921年，梁啟超先生應邀到清華學堂做學術報告。他說，我今天給清華的莘莘學子們講《易傳》裡的兩句話，一句話是“自強不息”，一句話是“厚德載物”，大家就以這兩句話來自勉自立，來開拓創新，發展我們自己的事業。，成為清華的校訓。這個校訓既反映了民族精神，又反映了個人的奮鬥進取精神，既表現了繼承祖國優秀文化，又要開拓創新，而且沒有停頓，不斷地積累知識，不斷地豐富積累，心胸很廣大，前進力度越來越大。
四種理論模式都是先秦時期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根據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載，他是第一位統一國家的皇帝，所以叫做始皇帝，他設想秦朝後面的二世、三世、四世乃至千世、萬世而無窮。封建社會是中國的政治歷史又一個特點，我們不迴避封建專制主義，和春秋戰國時期是不大一樣的。在封建專制主義的政體之下，對這四種模式，又要利用，又要改造，要納人到封建主義的框子裡去。例如到了清朝，乾隆時期修《四庫全書》，為適合清朝統治者的需要，對所輯書籍大加刪改。而乾隆時期的文字獄更令人可怕。某些方面可以說是盛世，有些方面恐怕也不能說是盛世。但是，在封建專制主義的政體之下，我們還有一些民族的精英，用魯迅先生的話來說，就叫做“民族的脊樑”，他們繼承了先秦時期的四種理論模式，加以發展。因此到這裡我們就需要歸納一下。第一個特點，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不是神學。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有個特點，叫做“人學”，就談“人”，四個理論模式都是談的“人”，不是談的神，而且把神排斥了。例如老子所談的什麼人呢？是懂得自然而然道理的人；孟子所談的是頂天立地的講道德的人、有浩然之氣的人；荀子所講的是有實踐經驗的人；《易傳》裡面講的是發展的人、自強不息的人。中國文化中，在人的問題上沒有原罪性的東西。什麼叫原罪？生下來就帶有罪惡降臨在人世了，再怎麼樣鍛鍊也不能進入美好的世界。中國文化裡有沒有原罪性呢？老子沒有說哪個人有原罪就不能成為懂得自然之理的人，哪怕是小孩子，老子很欣賞小孩子，小孩子最純真，他最喜歡，如果純真得像孩子一樣，則天下大治。儒家，例如孟子，他說有沒有原罪？沒有，人們發了善性，可成為聖賢，荀子認為人性惡，經過學習，去惡從善，也可以成為聖賢。儒家有四個字，“聖人調情”，不健康的感情要調整過來就行了，不是等於沒有感情；“君子制情”，君子要剋制自己不健康的感情，使感情能夠符合道德的約束和要求；“小人縱情”，小人放縱自己的感情，那就不行了。對這三類，提倡第一類、第二類。這是第二個特點，我們沒有原罪性的一些東西。第三，優秀傳統文化裡，在天道、人道的主題上面，各種理論模式都承認人應該是有信念的，人應該有信仰，人應該有精神支柱，用今天的話來說，人應該有價值取向，不能渾渾噩噩。這個信念是多種多樣的，老子就講，人道學天道就是信念，這是人的最高境界。孔、孟、荀也提倡人要有信念。這個信念到了宋代，范仲淹表述的很好：“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這是民本主義，老百姓為本，雖然還不是近代的民主思想，但在封建專制主義下也有這樣的思想，被民族的脊樑所繼承，所發展。後來在封建社會的發展程序中，各種理論模式觀點都離不開這四種最基本的理論形態。外來的宗教傳到中國，例如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和中國本土文化融合起來，成為中國佛學，這是很有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