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毛澤東主席(上)
馬文瑞
(1993年10月26日)
1954年秋天,經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透過,我被任命為勞動部部長。當這一任命的訊息傳來時,中共中央剛撤銷西北局,我還在西安處理善後,因而來北京上任較晚。上任後不久,我應邀出席全國政協的一個宴會,在北京飯店的客廳裡,忽然見到了毛主席。他一眼認出了我,微笑著半打招呼半開玩笑地說:“馬文瑞同志,你來了?很好!以後,中國的無產階級都歸你管了!”我已有兩三年沒見到毛主席了,他比以前顯得更加精神,容光煥發,精力充沛,說話還是那樣詼諧風趣。
馬文瑞
在延安時期,我曾多次見到毛主席。在中央和西北局召開的某些會議當中,在抗大和中央黨校的課堂裡,在延安的群眾集會上,都曾親聆過毛主席的教誨。但我們單獨接觸的機會不多,時隔這麼久,想不到他對我還是這樣熟悉。他的富有風趣的話,不但緩和了我突然見他的緊張情緒,而且使我感到調我來京的任務重大、必須奮發努力。
我是陝北本地生長起來的幹部。毛主席在陝北生活、工作的13年中,我一直在陝北蘇區和陝甘寧邊區工作。回憶起和毛主席的接觸,我不能不想到他對陝甘寧邊區工作的正確指導和做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從大政方針到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教育的基本政策,都是在他親自主持或直接領導下制定的。在黨的建設特別是幹部隊伍的成長壯大等方面,都傾注了他的心血。高階幹部都因深受他的言教和身教,才逐步成熟起來。正因為有了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具體指導,陝甘寧邊區才建設成為一塊模範根據地,成為新中國的雛形。毛主席運用陝甘寧邊區建設的成功經驗,指導了全國各根據地的建設,終於奪取了全國革命的勝利。
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
一、正確解決陝甘蘇區的“肅反”問題
1935年9月,當時的中央代表團和陝甘晉省委負責人執行王明“左”傾路線,大搞錯誤的肅反,進們“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把許多好同志抓起來,如西北紅軍和蘇區的主要創始人劉志丹,以及習仲勳、張秀山、劉景範和我等一大批幹部統統被抓,關進了牢房。開始時我們的罪名是“富農路線”“右傾機會主義”,後來又變成了“右傾取消主義”“反革命”。有的同志遭受嚴刑拷打,有的甚至慘遭殺害。我們被關在瓦窯堡的一個監獄裡,戴上了腳鐐,受到嚴密的看管,晚上睡覺要翻身還得報告,經過准許才可,否則即捱打罵。據說,埋人的土坑已經挖好,我們隨時都有被活埋的危險。這時蘇區的形勢十分嚴峻,面臨一場嚴重的危機。在蘇區內部,執行“左”傾路線的人亂捕亂殺,引起幹部群眾的強烈不滿,蘇區邊境的群眾大量外逃;在外部,國民黨調集重兵,加緊了對蘇區的“圍剿”。
正在人心惶惶、萬分危急時,這年10月,黨中央和毛主席率領的中央紅軍到達陝北蘇區吳起鎮。中央和毛主席在長征途中,就知道在陝北有劉志丹領導的紅軍和一塊根據地,於是率領中央紅軍全力向陝北開進。在進入根據地後,毛主席即向幹部和群眾進行調查,同在吳起鎮一帶打游擊的龔逢春、張明科等幹部談了話,得知劉志丹等許多建立陝甘蘇區的幹部被當作反革命抓起來,有被處決的危險。毛澤東對中央蘇區和其他蘇區肅反擴大化有切身的感受。他立即派王首道、賈拓夫、劉向三等同志趕到瓦窯堡,傳令停止肅反,等候中央處理。不久,中央也來到瓦窯堡,把我們這些人從監獄放出來。周恩來副主席還找我談了話,肯定了我們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成績,並就我的工作問題徵求了意見。沒過幾天,我就被分配到陝北省委工作,任省委秘書長,其他同志也先後安排了工作或學習。劉志丹被任命為中革軍委後方辦事處副主任(主任由周恩來同志兼)兼紅28軍軍長,後來參加了著名的東征,不幸在戰鬥中英勇犧牲。這樣,在毛主席的直接干預下,一次重大的肅反錯誤得到迅速糾正,一場嚴重的危機得到解決。否則,全國僅剩下的一塊革命根據地,也很可能被“左”傾路線所斷送。
毛澤東同志在果敢迅速地解決陝北危機的同時,組織中央紅軍和西北紅軍一道,粉碎了國民黨對陝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則”。當時,他親自指揮的著名的直羅鎮戰役,取得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勝利,不但有力地擊敗了敵人的進攻,鼓舞了軍民士氣,而且提高了西北紅軍配合大兵團作戰的能力,鞏固了陝甘蘇區,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落腳陝北創造了有利條件。正如毛主席所說"直羅鎮一仗,中央紅軍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賣國賊蔣介石向著陝甘邊區的‘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陝甘蘇區就這樣成了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與抗日戰爭的出發點,在黨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走上了更加健康、穩步發展的道路。
二、建立和發展西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1年“九一八”事變,特別是1935年華北事變後,中日的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國內階級矛盾降為次要矛盾。為及時動員全黨在政治上作好戰略轉變,1935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明確提出建立“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下層的與上層的)”的主張,同時批評了黨記憶體在的“左”傾關門主義思想。1936年夏紅軍東征結束後,黨中央、毛主席及時提出了三大任務:一是堅持陝北游擊戰爭;二是紅軍西征,創造陝甘寧新蘇區;三是爭取東北軍,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爭取東北軍一起抗日,是當時至關重要的一著,因此中央對於爭取東北軍是十分重視的。毛主席曾在一次講話中,精闢地分析了東北軍當時的內外處境,說東北軍到處漂泊,寄人籬下,不甘亡國亡家,有打回老家去的強烈願望,有可能同紅軍聯合抗日,要積極爭取。中央成立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周恩來同志任書記。根據地各地也都成立了相應的組織,在靠近東北軍的地方設立辦事處,以動員力量接觸東北軍官兵和做爭取工作。根據中央的指示,陝北省委也成立了安塞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我任書記,委員有陳治中、張耀宇等,下設安塞、高橋川兩個辦事處,我兼任安塞辦事處主任。在辦事處領導下,建立了安塞、高橋川兩個市場,三天一集。我們準備了糧食、柴草、蔬菜、肉蛋和其他農副產品,吸引東北軍官兵來採購,相機向他們做工作。做工作的形式多種多樣,如散發宣傳品,讓文工團演出文藝節目,同東北軍官兵交朋友,還到他們的駐地、哨所談話,進行抗日宣傳。總的內容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這些工作的廣泛開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紅四方面軍西北軍區政治部刻的標語(圖片來源:人民網)
記得有個晚上,經過安排,我到延安城裡東北軍一個團部同團長和團副談話。我向他們分析了當前形勢,宣傳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他們表示贊成。但該團長卻說:“你們共產黨、紅軍那麼艱苦還堅持幹,可歌可泣,我們佩服。我贊成抗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可是你們毛委員長(指毛主席)敬奉的都是外國人(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使人不可理解。”我解釋說:“馬克思、列寧雖是外國人,但他們並不是外國的統治階級,或帝國主義分子,他們是革命家,是為人民大眾謀利益的,對人類是很有貢獻的。他們的學說是科學的,是人類最進步的思想,可以救國救民。不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根本問題是看他們的學說和做法對中華民族有沒有好處,能否救國救民。你們是孫總理的信徒,他的三民主義,不也是從美國總統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學說中受到啟發嗎?”他們聽了,覺得我講得有道理,連連點頭。為了不讓國民黨縣黨部、縣政府的人發現,他們在天亮前派人把我送回。
我們黨在做爭取東北軍工作的同時,對楊虎城的西北軍也做了大量爭取工作。毛主席曾派汪鋒攜帶他的親筆信同楊虎城將軍會談。經過中央和地方各級黨組織多渠道、多層次地做爭取工作,東北軍、西北軍廣大官兵認清了形勢,瞭解了我黨的政策,願意聯共抗日。1936年9月6日,我黨與東北軍、西北軍簽訂了局部停戰協定,標誌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西北首先基本形成。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扣押了頑固堅持打內戰的蔣介石。黨中央、毛主席為了爭取以西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去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採取了逼蔣抗日的方針:聯合國民黨左派,爭取中間派,反對親日派。我黨與張學良、楊虎城密切配合,迫使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
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全國的形成,國內形勢的轉變,黨中央、毛主席及時對我黨的政策作了調整:由土地革命時期的打土豪、分田地轉變為減租減息,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在政治上恢復了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的公民權;停止以武力推翻國民黨;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接受國民黨部隊的番號;陝甘寧根據地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邊區政府。為了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發展,毛主席付出了巨大勞動。每一政策和措施的提出,他總是先在黨內外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用深入淺出的比喻提高領導幹部認識。然後抓典型,抓樣板,以提高廣大幹部的認識。
在這一革命的重大轉折時期,毛主席高明的領導藝術表現得十分突出。在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剛剛形成的時候,毛主席就及時告誡全黨同志,一方面反對關門主義,爭取千百萬人民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方面又反對投降主義,堅持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在盧溝橋事變前,主要反對關門主義;在盧溝橋事變後,國民黨開始抗戰,主要反對投降主義,抵制國民黨用升官發財、酒色逸樂對共產黨的引誘。與此相反,王明1937年底從蘇聯回國,他由“左”傾機會主義者一變而為右傾投降主義者,鼓吹“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國民黨也趁機對我黨和根據地進行滲透破壞。一些共產黨員在這個轉變時期把握不住正確的方向,經不起復雜鬥爭的考驗,有的甚至脫離了革命。
毛澤東與延安人民親切交談
在陝甘寧邊區就出現了這樣一些情況:有些地主鬧著收回土地房屋,國民黨特務製造謠言,甚至進行暗殺,煽動土匪打家劫舍,破壞搗亂,個別幹部竟投向了國民黨。我當時任隴東地委書記,在隴東地區的鎮原縣,就有三個幹部經不住國民黨的拉攏利誘,跑到國民黨統治區去了。毛主席一方面及時寫了《陝甘寧邊區政府、第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佈告》《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等檔案,對國民黨頑固派破壞邊區抗日統一戰線的活動,予以堅決打擊;同時在黨內批駁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主張,提出在抗日的原則下儲存黨和階級的獨立性,堅持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針對當時國民黨頑固派製造摩擦事件,妄圖蠶食我抗日根據地的陰謀,明確提出了自衛、勝利、休戰的反摩擦鬥爭三原則;在鬥爭中,堅持掌握“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陝甘寧邊區的黨和政府貫徹了毛主席的這一系列指示,既堅持了西北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使邊區的各項建設事業不斷髮展,蒸蒸日上。
注:此文繫馬文瑞同志為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00週年,為《緬懷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書所著。在《論延安精神》中作為代序言。2021年12月31日,馬文瑞女兒馬小玫供“方誌四川”新媒體矩陣及“四川省情網”釋出。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