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近代第一所官辦外語專門學校京師同文館正式開辦，起初只開英文，後來又增設俄語等外語。
那麼在那之前，中國人又怎樣與俄國人交流呢？這首先要追溯到17世紀。
清朝和沙俄的接觸始於17世紀四五十年代，當時雙方都沒有懂對方的俄語/漢語的，雙方交流需要以蒙古語為中介語言。
順治十三年（1656年），北京城來了第一批俄國使節，彼時清廷若與使節團交流，需要經過這一套流程：
清朝這邊懂蒙古語的用蒙古語同俄國使團裡隨行的布哈拉人交流，然後布哈拉人再把資訊譯成韃靼語，使節團中懂韃靼語的哥薩克騎兵再把韃靼語譯成俄語傳達給使節。
這個布哈拉人，來自當時中亞河中地區的伊斯蘭教國家布哈拉汗國，清朝稱其為布哈爾。
說回中介語言，當時中國若和俄國人交流，需要用上蒙古語、韃靼語、俄語三種語言，漢語和清朝統治階級來的語言滿語甚至完全沒有用上。可見在古代，兩個民族的交流有多困難，通多語的布哈拉人、哥薩克人也為早期中俄兩國交流做出了貢獻。
口語交流尚能這樣“傳話”，那文書交流呢？總不能沙俄那邊一收到這邊的蒙古文書信就安排布哈拉人和哥薩克人當場筆譯吧。
實際上，清朝早期作為中俄書面交流重要中介語言的是當時西方知識界的通用語：拉丁語。作為當時西方科學、宗教、文學、哲學等領域最重要的語言，拉丁語即使在我們印象中遠離西歐的俄國也有著很重要的地位。那清朝又有無能解拉丁文者，當然有，就是當時的天主教傳教士。我們熟知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以拉丁文為權威版本，在簽訂過程中有西方傳教士的全程參與，如耶穌會傳教士，來自葡萄牙的徐日升神父。
耶穌會徐日升神父
雖然雙方可用拉丁語進行書面交流，清廷也逐漸意識到培養通俄文的譯者的重要性。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清廷設內閣俄羅斯文館，旨在培養俄文譯者。與此同時，沙俄也著手培養懂漢語或滿語的人才，1725年開始，沙俄開始陸續向北京派遣留學生，起初的留學生來自沙俄的斯拉夫-拉丁學院，他們在華期間雖漢滿兩語皆學，但總體上滿語的掌握程度更高，因為當時在清廷的外交領域，滿語較之漢語具有更重要的地位。
以上是十七十八世紀中俄官方交流中的語言使用情況，在民間交往領域，也產生了“洋涇浜俄語”。
大家都知道，明清時期晉商一度輝煌，也有很多把生意做到海外的，今日俄蒙交界處的俄羅斯城市恰克圖，在三百年前也有一群來自山西的商人在此做生意，他們選擇用俄語同俄國客戶交流，當然，是一種“中式俄語”。
俄國人是這麼說的：“商鋪裡的中國夥計，會先集中學兩年跟商貿有關的詞彙和句子，但是發音很不地道，而我們俄國的商人，也不會去糾正發音，反而迎合著他們也用那樣的語言。”
可見在近代化的語言學校產生前，中俄兩國的交流有多麼麻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