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夫

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在上海召開，到會盟員40餘位。這次會議，殷夫是同他的領導李偉森一起參加的。

左聯成立時，殷夫還不滿20週歲，是最年輕的左聯發起人之一，但他此時已有參與地下鬥爭的磨鍊，革命鬥爭的思想日益成熟。

三次入獄的太陽社戰士

殷夫同革命文學界的聯絡，始於1928年初。這年1月《太陽月刊》創刊號發行沒幾天，編輯部就收到了一束署名殷夫的詩稿。主編阿英回憶：

我立刻被這些詩稿激動了，是那樣充滿著熱烈的革命感情。從附信裡也證實了他是“同志”。於是，我不自覺的提起筆，寫了覆信，約他來上海。還很快的、以非常驚喜的心情，告訴了光慈、孟超和其他同志。

殷夫當時還不滿18週歲，尚在吳淞同濟大學附屬德文補習科學習，他寄給《太陽月刊》的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幾天第一次被捕時在獄中寫成的長詩《在死神未到之前》。得到阿英覆信後，殷夫準時到上海同太陽社的幾位主編見了面，接著參加了太陽社，成為太陽社最年輕的社員，同時接上了組織關係。之後成為太陽社的《太陽月刊》《新流月報》《拓荒者》各期刊的經常撰稿人。

1928年夏天，學期尚未結束，因參加地下鬥爭，殷夫再次被捕入獄。其後由家人託人出面保釋出獄，不得不於9月下旬回到老家浙江象山的一所小學教書，度過了一段隱蔽的生活。

1929年2月底，殷夫離開象山赴上海尋找黨組織，完全脫離學校生活，走上了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道路。從3月接上黨組織關係之後，殷夫滿腔熱情，一邊積極參加黨的地下鬥爭，一邊開始了紅色鼓動詩的創作，同時還進行詩歌翻譯工作。1929年6中旬，因為編輯《奔流》，魯迅收到了殷夫寄給他的一組稿件《彼得菲·山陀爾行狀》（即裴多菲傳略），由此開始了同殷夫的交往，並於6月26日託柔石送給他兩本書。

當時殷夫正住在寶山路底近天通庵車站的一條馬路上，那兒有一排簡陋的三層住房，離魯迅住的景雲裡很近。因為全職參加黨領導的絲廠罷工鬥爭，殷夫十分繁忙，難得有空閒時間看書寫作，住在底樓的樓適夷有事找他都是深夜匆匆而談。

1929年7月中下旬，殷夫第三次被捕入獄。這次因為沒有暴露身份，國民黨反動當局只把他當成一個普通工人，是他自己出來的。出獄後殷夫“繼續熱烈地重新投入地下的戰鬥”，身無分文。9月21日酷暑未消，殷夫穿著一件大棉袍汗滴淋淋會見魯迅。魯迅回憶：

我們第三次相見，我記得是在一個熱天。有人打門了，我去開門時，來的就是白莽，卻穿著一件厚棉袍，汗流滿面，彼此都不禁失笑。這時他才告訴我他是一個革命者，剛由被捕而釋出，衣服和書籍全被沒收了；連我送他的那兩本；身上的袍子是從朋友那裡借來的，沒有夾衫，而必須穿長衣，所以只好這麼出汗。

魯迅對殷夫的關懷十分細緻。從7月4日第二次見面之後，魯迅3次都以付稿費的名義給殷夫以幫助。當時北新書局“辦事糊塗，常常拖欠”作者的稿費和編者的編輯費，所以稿費常常是魯迅墊付的。魯迅在《奔流》上發表殷夫詩作和譯作，是間接對殷夫從事地下鬥爭的一種積極支援。

1929年11月，經過長時間的考察，殷夫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出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幹事。殷夫在宣傳部長李偉森的領導下，參加團中央機關刊物《列寧青年》和青年反帝大同盟公開刊物《摩登青年》的編輯工作。這是一條無產階級職業革命家的道路，選擇這條道路就意味著要為人民大眾的自由幸福奮鬥和犧牲。

1930年1月初，殷夫把他1924年至1927年秋寫成的65首詩稿，結整合《孩兒塔》集，寫好《題記》，一併呈送魯迅審定，並請魯迅作序。殷夫犧牲後，此詩稿得由魯迅儲存下來。因為編輯《萌芽》，魯迅與殷夫的書信往來一直延續到左聯成立之後的1930年的3月14日。1936年3月11日，魯迅在大病初癒後“為白莽詩集《孩兒塔》作序”。稱《孩兒塔》“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對於前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

署名為“白莽”的殷夫《孩兒塔》手稿

普羅詩派主將

1929年是殷夫詩歌創作成就非凡的一年。《別了，哥哥》《意識的旋律》《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等大量普羅詩歌都是這年夏秋之間的力作。尤其是這年11月之後，藉助宣傳幹事這個新平臺，殷夫詩情高漲，於1930年上半年形成了一個普羅詩歌創作發表的新高潮。

對於殷夫這位“非常的喜愛”的“小弟弟”，太陽社對他的詩歌才華是十分讚賞的。1930年1月，太陽社停刊《新流月刊》改出《拓荒者》。《拓荒者》創刊號首篇刊載的就是殷夫的組詩《我們的詩》，這些詩大部分創作於11月詩人赴任共青團宣傳幹事之時，鮮明地表達了他為民眾解放奮鬥的堅定意志。殷夫在《拓荒者》裡高歌：“我們把旗擎高，號兒吹震天穹，只是，走前去呵，我們不能不動！這尚是拂曉時分，我們必須佔領這塊大地，最後的敵人都已逃盡，曙光還在地平線。”魯迅、馬寧等人都是讀到殷夫在《拓荒者》上的這些詩作，才進一步增加了對他的瞭解的，魯迅說“直到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之後，我才知道我所認識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作詩的殷夫”。

以《拓荒者》創刊號為先機，殷夫先後在《拓荒者》第二期上發表《詩三篇》，在《拓荒者》第三期上發表《寫給一個新時代的姑娘》，在《拓荒者》第四五期合刊上發表小說《“March8”S》和詩歌《血字》（外六首）。《血字》（外六首）也編排在合刊的首端刊發，這期合刊是《拓荒者》的終刊，出完之後即被查封。《拓荒者》是左聯前期最重要的機關刊物之一，它的創刊號和終刊號均以殷夫的詩歌做發刊先鋒。這種特殊安排絕非偶然，顯然是左翼文學界對殷夫詩歌地位的一種共識，也是對他詩歌所呈現出來的無產階級革命意識和大無畏英勇氣概的一種堅定表彰。

在給《拓荒者》供稿的同時，殷夫也在《萌芽》和《巴爾底山》上發表文學隨筆和詩歌。《萌芽》創刊於1930年1月，它的第一期和第三期上分別發表了殷夫幾篇隨筆；第四期上發表他的詩歌《囚窗》（回憶）、《前進吧，中國！》，小說《小母親》；第五期上發表他的長詩《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巴爾底山》創辦於左聯成立之後的4月11日，第5期後被禁。早在《巴爾底山》創刊之時，殷夫就被推定為這個期刊的基本撰稿人之一。殷夫在《巴爾底山》第1號上發表了詩歌《奴才的悲淚——獻給胡適之先生》，第5號上發表詩歌《巴爾底山的檢閱》。這些文學創作立場鮮明，戰鬥氣息相當濃郁。

《拓荒者》《萌芽》《巴爾底山》都是左聯初期最具影響力的機關刊物，殷夫發表在左聯機關期刊上的這些詩作，連同他在《列寧青年》《摩登青年》發表的部分優秀作品，突出地展示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殷夫詩歌創作的最高成就。這個階段，殷夫事實上扛起了前輩郭沫若、蔣光慈之後普羅詩歌創作的大旗，成了左聯成立前後中國普羅詩派的領軍人物，在文學界產生了較大影響。殷夫犧牲後，魯迅為紀念左聯五烈士所寫的文章和《孩兒塔》所作的《序言》，明確地評述了殷夫詩歌創作的時代意義。

普羅詩社是左聯成立之後的4月16日誕生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太陽社的蔣光慈、殷夫和任鈞。他們明確提出要在詩歌創作中把“實際鬥爭和我們階級的意識反映到藝術上去，摧毀資產階級的藝術！”使詩歌創作“成為普羅階級的武器，向著資本主義社會衝鋒”。殷夫17歲就開始普羅詩歌創作，1929年3月之後，殷夫結合自己在社會底層從事地下鬥爭的經歷，積極為無產階級革命鼓與呼，寫下了大量的無產階級革命讚歌，詩情澎湃、激情洋溢。

忠誠的左聯盟員

1930年3月2日左聯成立，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次明確樹立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指導地位，指出“文學運動的目的在求新興階級的解放”“從事產生新興階級文學作品”。左聯強調,左翼文藝家一定要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文藝要為“工農大眾”服務，積極關心普通勞苦大眾的疾苦，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鬥爭。作為左聯發起人之一，殷夫自始至終執行了左聯的理論綱領和行動綱領。

在文學創作上，殷夫在繁忙的工作之餘，積極寫詩為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鼓與呼。儘管年輕，但他早已成為《拓荒者》最主要的撰稿人。《萌芽》是馮雪峰主編的，同魯迅關係緊密。《巴爾底山》雖然是創造社後期成員李一氓主編，但其經費首先出自魯迅。殷夫積極為這些左聯機關刊供稿，大量發表自己創作的無產階級革命詩歌和散文，完成了自己作為左聯盟員的任務。

作為左聯在普羅詩歌創作領域的一位領軍人物，除支援左聯自己的期刊之外，殷夫還在自己參與編輯的《列寧青年》和《摩登青年》上發表詩作。1930年4月10日《摩登青年》（第2期）出版，殷夫發表了《與新時代的青年》《偉大的紀念日》兩詩。1930年5月1日《列寧青年》（第2卷第12期）出版，殷夫發表《五一歌》。同年6月20日《列寧青年》（第2卷第15期）出版，殷夫發表《我們是青年的布林什維克》。此外，殷夫還在《列寧青年》（第2卷第10期）發表詩歌譯作《青年的進軍曲》。

在思想行動上，參加左聯之後殷夫為革命奮鬥的熱情更高，意志更堅定。1930年2月，他在《列寧青年》上發表了幾篇從俄文翻譯過來的少共國際的檔案，使阿英“感到他真是一個天才，幾乎想把他抱了起來”。參加左聯之後，他革命的意志更堅強。3月11日，也就是左聯成立大會之後的第9天，他寫下了一篇長文《寫給一個哥哥的回信》，深入剖析了自己和哥哥矛盾產生的本質，指出兄弟兩人屬於不同的階級、兩者無法協調，表明了自己要為無產階級革命、為人民大眾解放奮鬥的決心。此後，殷夫結合上海和國內國共兩黨鬥爭的形勢，針對蘇維埃運動的發展現實，在《紅旗》《列寧青年》上發表了多篇政論文和中國青年運動的指導性文章，為推進青年工作貢獻了自己的力量。直到六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的1930年10月初，殷夫還在《列寧青年》上發表《英美衝突與世界大戰》一文，積極推動蘇維埃運動向前發展。

作為左聯盟員，殷夫積極參與了左聯的歷次重大活動。1930年4月29日，也就是左聯成立之後的第二月底，為了更好地指導盟員工作，左聯召開了第一次盟員大會。在這次大會上，左聯決定由《拓荒者》《萌芽月刊》《巴爾底山》《藝術月刊》等13家刊物的有關人員作編委，為紀念五一聯合編輯出版一期《五一特刊》，隨刊贈送。殷夫在這期特刊上以莎菲為筆名發表了《暴風雨的前夜——公共汽車電車大罷工》一文，這顯然是對左聯工作的支援。

1930年5月29日，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五卅”紀念日，左聯在上海市南京西路的金門飯店召開了第二次全體盟員大會，大會通過了全體盟員一致參加紀念“五卅”示威運動的決定，並準備在“五卅”紀念日自動啟封被國民黨當局查封的中華藝術大學。殷夫與魯迅、茅盾都出席了這次會議。為了這個紀念日，殷夫特地寫了長詩一首《我們是青年的布林什維克》。詩中寫道：

我們生在革命的烽火裡，我們長在鬥爭的律動裡，

我們是時代的兒子，我們是群眾的兄弟，

我們的搖籃上，招展著十月革命的紅旗。

我們的身旁是世界革命的血液，我們的面前是世界共產主義。

詩作激情洋溢，充滿了無產階級集體主義精神、革命英雄氣概和對未來的必勝信念。

左聯成立當年，曾召開了四次全體大會。因為是秘密環境下召開的，我們現在沒有文獻材料顯示殷夫是否全部出席了這些會議，但考慮到他同魯迅、阿英、柔石、馮鏗等人的緊密關係和他對革命的熱情，沒有特殊情況，他應該會出席這些會議的。1930年9月17日，左聯發起為魯迅祝壽活動，地點在呂班路50號荷蘭菜館，殷夫也參與了，“殷夫、胡也頻舉杯向他祝壽”。1930年12月底或次年年初，左聯再次召開了一次盟員會議，魯迅出席了這次會議，帶了一本德文書準備給殷夫，但沒碰到他。到1931年1月15日，也就是殷夫被捕前2天，魯迅只好把書委託魏金枝轉交，再次顯示了魯迅對殷夫的特別關懷之情。

1931年1月16日，殷夫如期出席了文委設在上海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洛陽書店秘密機關召開的左聯全體共產黨員大會，次日在東方旅館被捕。從參加左聯到被捕犧牲，殷夫始終是左聯盟員中最堅定的一分子，為左翼文化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1931年2月7日，殷夫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連同其他4位左聯盟員一起被國民黨反動軍警殘害在龍華司令部旁邊製造局的大煙囪下，年齡尚不滿21週歲。

“我是革命的忠臣，我有無涯的熱情。”這是殷夫對待無產階級革命的忠貞態度。為了革命，為了勞苦大眾的解放自由，殷夫積極參加黨領導下的地下鬥爭，赴湯蹈火在所不惜，雖多次被捕仍然對革命滿腔熱情。

及至今天，殷夫犧牲已經90餘年。作為左聯的革命先烈，殷夫的事蹟，他的犧牲精神，他為中國無產階級解放事業所作出的貢獻，是一份值得我們永遠珍惜的精神財富！

（作者單位：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會址紀念館）

作者：俞寬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