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的一天，一位30多歲的婦女剛剛走出位於上海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上的一座公寓，就被暗藏在附近的國民黨特務盯上了。這段時間以來，特務們一直對這位婦女進行跟蹤監視，並且已經掌握了婦女的活動軌跡。這一次，特務們要對婦女進行抓捕。
當婦女走出公寓之後沒多久，便察覺到了異樣，她不由得加快了步伐，想要甩掉跟在身後的特務們。然而，特務們早已有所準備，他們始終跟在婦女身後不遠的地方，不給婦女任何逃脫的機會。此時，婦女明白了，她這回肯定是逃不掉了。怎麼辦？家裡還有一個3歲的孩子，等著自己回去照看。
婦女思量再三，決定返回家中把孩子安頓好，然後任由特務們處置，因為孩子是她在被抓捕之前最後的牽掛。就這樣，婦女急匆匆地回到家，她快速抱起3歲的孩子就往外走，來到了隔壁大嬸的門前。婦女敲響了隔壁大嬸的房門，房門開啟之後，她一把將孩子遞到了隔壁大嬸的懷中，並難過地說道：“張媽，請幫我照看一下孩子，過幾天會有人來領他的。”
緊接著，婦女抹了一把眼淚，替隔壁大嬸拉上了房門，然後扭頭回到了家中。十幾秒鐘過後，特務們先後衝了進來將婦女抓捕。此時，婦女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她義正言辭地對著特務們痛斥道：“你們幹什麼？為什麼抓我？”說著，婦女就拼命反抗了起來。
一個特務頭子走到婦女面前，抬手就是一記重重的耳光，並厲聲問道：“為什麼抓你？你這幾天幹了什麼事，難道你自己不知道嗎？你去何香凝的家裡幹什麼？告訴你，我們監視你已經很久了。”原來，婦女此前去的那座公寓，是民革主要創始人何香凝的家。
很快，特務們將婦女押解到了國民黨南京憲兵司令部，並對其進行嚴刑拷打，以便得知婦女的真實身份。面對敵人的淫威，婦女絲毫沒有屈服，她始終說自己是一位中學教師，名叫“王芬芳”，之所以去何香凝家，是因為參加了何香凝領導的婦女救亡運動，是去彙報工作的。
無論遭受什麼樣的酷刑折磨，婦女都是這套說辭，氣得敵人捶胸頓足。在一番調查之後，敵人始終沒有辨明婦女的真實身份，可又不想輕易將婦女釋放。於是，惱羞成怒的敵人毫無根據地判處婦女15年有期徒刑，並將婦女關進了南京模範監獄服刑。
當婦女被押進南京模範監獄的3號監牢之時，裡面的人用眼睛齊刷刷地盯著她看。其中有一個人認出了婦女，她驚訝地說道：“你……”婦女急忙搶先大聲說道：“還認得我王芬芳嗎？真沒想到能在這裡見到你。”那個人愣了愣，她好像反應過來似得，說道：“認得，認得，王芬芳，你怎麼也被抓進來了？”緊接著，兩人開始寒暄起來。
不過，等獄警走遠之後，那個人突然低聲對婦女說道：“何寶珍同志，這是怎麼回事？”婦女觀察了一下週圍的環境，說道：“我在聯絡營救廖承志同志（何香凝的兒子）的時候，引起了特務們的懷疑和監視，他們就把我抓捕了。現在敵人並不知道我的真實身份，只知道我是中學教師，名叫王芬芳……”
原來，“王芬芳”只是婦女的化名，她的真實名字是何寶珍。何寶珍，1902年4月出生在湖南道縣貴頭村的一個窮苦農民家庭。由於家境貧寒，何寶珍從小就幫助父母幹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務活，可是這並不能改變什麼。看著辛勞一輩子的父母，望著家徒四壁般的生活光景，何寶珍的心裡慢慢萌發了鬥爭反抗意識。
8歲的時候，父母按照封建習俗開始為何寶珍裹小腳。不過，何寶珍堅決不答應，她和父母據理力爭，說道：“我是窮人家的女兒，長大了還要靠雙腳走路、勞動呢！如果把腳裹著小小的，走路搖搖晃晃，什麼事情也做不成。”為了表示自己不裹小腳的決心，何寶珍還以絕食來抗爭，曾連續三天都沒有吃飯。這樣一來，父母不得不妥協，最終幫何寶珍解開了裹腳布。
12歲的時候，何寶珍央求父親送自己去讀書。最開始，父親並不同意，因為家裡根本拿出供何寶珍讀書的學費，而且一旦何寶珍去學校讀書，那麼家裡就相當少了半個勞動力。這時候，何寶珍對父親說道：“我願意每天起早點，睡晚點，勤快點，保證學習和做家務都不耽誤。”後來，在何寶珍的軟磨硬泡下，父親這才無奈將何寶珍送到道縣女子小學讀書。
1918年，何寶珍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位於衡陽的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師範學校。從此之後，何寶珍便闊別了生活16年的家鄉，很少再回去。來到衡陽讀書之後，何寶珍最初的夢想是當一名教師，以便讓更多像她一樣的貧苦女子能夠接受教育。不過，隨著眼界的開闊、思想的變革，何寶珍慢慢打消了當教師的想法。
這是為何呢？原來，在衡陽讀書期間，何寶珍透過閱讀《新青年》等進步書刊，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學說和民主革命思想，她的鬥爭反抗意識越來越堅定。
在五四運動期間，何寶珍積極參加學生愛國運動，她和同學們一起上街遊行，堅決反對北洋政府簽訂不平等的賣國條約。同時，何寶珍還積極組織學生宣傳隊，深入到工廠、農村開展宣傳活動。1922年9月，因勇敢揭露學校的腐敗專制，以及組織學生遊行示威，何寶珍被學校開除了學籍。
此時，何寶珍距離畢業只有一個多學期，這成為了她人生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後來，在老師張秋人的介紹和幫助下，何寶珍從衡陽來到了長沙，並以親友的名義住進了毛主席和楊開慧的家。在此期間，何寶珍和毛主席、楊開慧結下了深厚的情誼，毛主席還替何寶珍改了一個名字——將“寶珍”改為“葆貞”，意寓堅守信仰、蓬勃奮發！
也就是在這一時期，何寶珍迎來了一段令人感動的革命愛情。1922年10月的一天，在江西萍鄉安源煤礦組織工人運動的劉少奇，來長沙向毛主席彙報工作。在毛主席的家裡，劉少奇和何寶珍不期而遇，當時劉少奇24歲，何寶珍20歲。這次初見，劉少奇和何寶珍彼此之間相互吸引，兩人互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3年年初，何寶珍在長沙自修完了大學學業，並在毛主席的建議下，來到湖南萍鄉安源煤礦擔任子弟學校的教師。此時，何寶珍在劉少奇的手下工作，他們見面的機會就多了起來。慢慢地，有著共同理想和追求的兩個年輕人越走越近，他們之間的革命友情也逐漸升華為了革命愛情。
那是1923年4月的一天，一場簡單的茶話會正在安源煤礦舉行。說是茶話會，其實是一個簡單而溫馨的婚禮，婚禮的兩位主角不是別人，正是劉少奇和何寶珍。在此之前，劉少奇就和何寶珍商量好了，他們二人的婚禮要改變舊俗，不拜天地、不辦酒席、不收彩禮，以茶話會的形式請同志們吃點糖果，就算兩人正式結婚了。
多年之後，毛主席在上海見到劉少奇和何寶珍，還不忘調侃說道：“你們可要補我一杯喜酒哦！”自從結婚之後，劉少奇和何寶珍的生活和以前沒有什麼兩樣，他們都全身心投入到革命工作之中。當時，劉少奇整天忙著接待工人，到工地調查和批閱檔案；而何寶珍則白天在子弟學校為孩子們上課，晚上到工人夜校教工人們識字。
1924年春天，劉少奇和何寶珍迎來了愛情的結晶——兒子劉允斌的誕生，讓夫妻二人開心不已。初為人父、人母的劉少奇和何寶珍，將兒子劉允斌視若掌上明珠，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裡怕化了，一家三口其樂融融。然而，好景不長，按照組織的安排，劉少奇要去上海從事新的革命工作。
由於革命工作的危險性，所以劉少奇和何寶珍無法將兒子劉允斌帶在身邊。怎麼辦？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劉少奇和何寶珍經過商量，最終決定將剛滿1歲的兒子劉允斌送回到劉少奇的老家——湖南寧鄉縣炭子衝，交給在老家當農民的六哥幫忙撫養。
在將兒子劉允斌送走之前，何寶珍抑制不住心中的悲傷，流著眼淚親吻著兒子的額頭和臉頰，依依不捨地和兒子告別。劉少奇也是傷心不已，他一邊抹淚一邊安慰妻子何寶珍。為了避免妻子何寶珍過於悲傷，劉少奇狠了狠心，果斷讓工作人員把兒子劉允斌抱走了。眼看著兒子被抱走，何寶珍發出了撕心裂肺般的哭聲……
此後，何寶珍跟隨丈夫劉少奇先後在上海、青島、長沙、廣州等地從事革命工作。為了革命，他們夫妻二人不畏艱險、四海為家。在這一時期，何寶珍不僅是丈夫劉少奇生活上的賢內助，而且也是丈夫劉少奇工作上的得力助手，他們夫妻之間的真情實感也越來越濃烈，令同志們非常羨慕。
1927年，劉少奇和何寶珍的第二個孩子出生了，是一個女孩，起名叫劉愛琴。再次迎來新生命，劉少奇和何寶珍倍感幸福，他們對女兒劉愛琴呵護有加，生怕女兒冷著餓著。然而，女兒劉愛琴出生沒多久，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就失敗了，革命鬥爭形勢隨之惡化，並越來越殘酷，有許多同志先後被捕犧牲。
在這樣的情況下，劉少奇和何寶珍經過深思熟慮，忍痛決定將才幾個月大的女兒劉愛琴送到一個工人家庭寄養。這一次，已經變得堅強的何寶珍沒有哭，因為她知道只有革命勝利了，孩子才會有一個穩定幸福的成長環境。為了革命的勝利，將孩子寄養到別人家算得了什麼，這一切都是暫時的，都是值得的。
後來，何寶珍又和丈夫劉少奇先後在河北、東北地區秘密從事黨的工作。1930年春天，劉少奇、何寶珍夫婦再一次來到上海工作。此時，何寶珍還當上了全國互濟總會負責人兼營救部部長，她以教師身份為掩護，並化名為王芬芳，四處奔波，爭取社會力量，千方百計營救被捕同志。
正是在這一年，何寶珍又為劉少奇生育了一個兒子，起名叫劉允若，小名叫毛毛。劉允若是陪伴母親何寶珍時間最久的一個孩子，他在母親的身邊生活了三年多時間。自從劉允若出生之後，何寶珍就更忙了，她不僅要撫養幼小的劉允若，而且還要在兇險殘酷的敵我鬥爭環境中成功完成營救被捕同志的工作。
不過，此時何寶珍的生活卻是幸福是充實的，幸福是因為有丈夫和兒子的陪伴，充實是因為所做的工作是偉大而光明的。可是，到了1932年冬天，何寶珍不得不再一次面對那令人肝腸寸斷分別場景。此時，組織決定派劉少奇到中央根據地工作，而何寶珍則繼續留在上海工作。
在夫妻分別之前，何寶珍想了一肚子話要對丈夫劉少奇說，可是到了真要分別的這一天，何寶珍一句話也說出來，任由淚水從眼眶中湧出。在丈夫劉少奇出門之前，何寶珍流著眼淚對丈夫說道：“你再看一眼毛毛吧，咱們這一別，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見面。你到了中央根據地之後，一定要照顧好自己，不用為我和孩子操心……”
聽著妻子何寶珍說的話，劉少奇的眼睛也不由得溼潤了，他從何寶珍的懷裡接過兩歲多的兒子毛毛，並在毛毛的臉蛋上親了又親。出發的時間到了，劉少奇不捨地將毛毛交到妻子何寶珍的懷裡，然後溫情地說道：“（何）寶珍，我走了，毛毛就託付給你了，我們總會有再見面的那一天。上海的形勢非常嚴峻和兇險，你外出工作，要多加小心。”
望著丈夫劉少奇離去的背景，何寶珍泣不成聲，與丈夫相伴將近11年，何寶珍早已過慣了丈夫在身邊的日子。現在夫妻二人分別了，何寶珍的心中難免生出無限悲傷。當時的劉少奇和何寶珍根本不會想到，他們夫妻的這一別竟然是永別。這是怎麼回事呢？
1933年3月，時任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長廖承志（何香凝女士的兒子），在上海被敵人逮捕入獄。作為全國互濟總會負責人兼營救部部長，何寶珍立即採取行動，她積極聯絡社會各界人士，對廖承志展開營救。何寶珍不僅多次到敵人監獄申請保釋廖承志，而且還秘密傳送有關情況。
這樣一來，積極活動的何寶珍，很快引起了敵人的懷疑，他們開始對何寶珍進行跟蹤監視。有一天，何寶珍秘密前往上海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上的一座公寓——何香凝的家，向何香凝彙報關於廖承志的情況。當何寶珍彙報完情況，走出何香凝家門之時，她很快察覺到了身後的異樣——五六名身著便衣的國民黨特務出現在了何寶珍的身後。
當時，何寶珍想盡一切辦法，想要甩掉跟在身後的國民黨特務，然而由於敵人早有準備，所以何寶珍根本無法脫身。何寶珍很快明白過來了，身後的國民黨特務目的不是跟蹤監視而是秘密抓捕。這樣一來，何寶珍就抱定了犧牲自己、保護同志的決心。不過，唯一讓何寶珍放心不下的，就是獨自在家的兒子毛毛。
兒子毛毛才3歲，如果自己現在被抓捕了，那麼毛毛肯定無法存活。怎麼辦？何寶珍不由得加快了步伐，她要回到家中把兒子毛毛安頓好，然後任由國民黨特務處置。這樣一來，就出現了我們在文章開頭說的那一幕——何寶珍抱著兒子毛毛敲響了隔壁大嬸的房門，並快速將毛毛交給隔壁大嬸，請求隔壁大嬸代為照顧。
何寶珍認為，自己被抓捕之後，同志們很快會知道這個訊息，他們肯定會去尋找毛毛，並把毛毛照看好。何寶珍了卻心事之後，立即回到了家中，此時國民黨特務很快衝了進來，將何寶珍抓捕。面對凶神惡煞般的敵人，何寶珍並沒有畏懼，雖然飽受酷刑折磨，但是她始終說自己是一名中學教師，名叫“王芬芳”。
每當敵人逼迫何寶珍交代口供之時，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何寶珍都堅貞不屈地回答道：“要口供沒有，要命有一條！隨你的便！”這樣一來，敵人就搞不清楚何寶珍的真實身份。後來，惱羞成怒的敵人毫無根據地將何寶珍關進了南京模範監獄，並判處她15年有期徒刑。
當時，南京模範監獄裡關押著錢瑛、帥孟奇、夏之栩、耿建華、黃勵等一批女同志。當她們看見何寶珍之後非常驚訝，有認識何寶珍的同志準備開口詢問，何寶珍見狀急忙“自報家門”—— 還認得我王芬芳嗎？機智的何寶珍巧妙化解了一次危機，萬一同志們不知道詳情，喊出何寶珍的真名實姓，那麼就麻煩了！
被關進南京模範監獄之後，何寶珍並沒有喪失信念和鬥爭，她聯合同志們與敵人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有一次，獄警從帥孟奇的床鋪上搜出一張字條來，隨即質問帥孟奇：“你是不識字的工人，怎麼會寫字?”此時，何寶珍為了掩護帥孟奇，立即說道：“我是中學教師，是我教她認字和寫字的。”
為了成功騙過獄警，何寶珍還把一本《世界知識》拿出來，翻開並指著上面的文字說道：“帥孟奇在紙條上寫的那些字，就是從這本書上抄下來的。”看著何寶珍義正言辭的樣子，沒讀過書的獄警信以為真，他將搜出來的紙條撕碎，然後揚長而去。那麼，帥孟奇在紙條上寫的什麼呢？其實是一份剛剛開了一個頭的工人運動報告。
在敵人的監獄中，何寶珍始終保持著樂觀積極的心態，她利用短暫的放風時間與同志們進行交流，不斷鼓勵同志們堅強起來，和敵人作鬥爭，勝利的曙光總會出現。當然了，在監獄中，何寶珍也有心情低落的時候，那是因為她思念起了自己的丈夫劉少奇，思念起了託付給隔壁大嬸的兒子毛毛。
每當想到這些，何寶珍的眼中湧滿了晶瑩的淚水。不過，何寶珍很快又調整好自己的情緒，把思念與柔情埋入心底，她時常對身邊的同志們說：“人民不解放，我的孩子也就得不到幸福。但願小寶貝們能在艱難的環境下掙扎著生存下去。只要他們活著，等革命成功後，找到他們，我一定要送他們去學習，讓他們學科學，學技術，建設我們的新國家。”
然而，讓人感到氣憤的是，雖然認識何寶珍的同志刻意掩護她的真實身份，但是最終還是暴露了。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全國互濟總會的一個工作人員被捕了，她經受不住敵人的嚴刑拷打，為了苟活於世而說出了何寶珍的真實身份。
當兇殘的敵人重新把何寶珍帶到刑室，並奸笑著說出“何寶珍”三個字的時候，何寶珍愣了一下，隨即明白了過來。何寶珍知道，再想掩蓋身份是不可能的了。此時，何寶珍抱定了犧牲之決心，對著敵人破口大罵。當敵人用酷刑折磨何寶珍，以便撬開何寶珍嘴巴的時候，何寶珍始終堅貞不屈，她痛斥道：“要殺就殺，我是絕不會出賣組織和同志的！告訴你們，革命者是殺不光的！勝利永遠屬於我們！”
1934年12月的一個清晨，遍體鱗傷的何寶珍剛剛從牢房裡的床鋪上艱難爬起來，一隊憲兵就荷槍實彈走了進來，帶頭的憲兵大聲叫道：“何寶珍!快穿好衣服，馬上轉移！”聽到這句話，何寶珍明白最後的時刻到了。直到此時，監獄裡的同志才知道“王芬芳”的真名叫何寶珍，同志們紛紛流下了傷心的眼淚。
在即將被帶離牢房之時，何寶珍微笑著向同志們揮手告別，並說道：“別了!謝謝大家對我的關懷！”說完這句話，何寶珍昂頭挺胸，高唱《國際歌》，被押到了南京雨花臺刑場。何寶珍的歌聲引起同志們的共鳴，他們都應聲唱了起來——這就是革命的力量。就在這個清晨，何寶珍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年僅32歲。
何寶珍烈士犧牲三年之後，劉少奇才在陝北得知了這個噩耗，他悲憤交加，流下了傷心的眼淚。當時，劉少奇懷著沉痛的心情，稱讚何寶珍烈士“英勇堅決，為女黨員之傑出者”。新中國成立之後，劉少奇曾到南京雨花臺緬懷革命烈士，他佇立在烈士紀念碑之前，深情緬懷何寶珍：“幾十年來，無數的革命先烈光榮犧牲在這裡，何寶珍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位。”
1938年，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周恩來被派到湖北武漢從事統一戰線工作。此前，周恩來曾在上海負責中央特科工作，在此期間他和何寶珍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此次來到湖北武漢，周恩來立即想起了何寶珍寄養在工人家庭的女兒劉愛琴，於是他立即派人查詢劉愛琴的下落。
不久之後，工作人員終於找到了那個工人家庭。然而，讓人沒有想到的是，這個工人家庭由於貧困，很早就把幼小的劉愛琴賣到一個殷實家庭當童養媳。周恩來氣憤不已，立即讓人按照地址去尋找，這才找到了已經11歲的劉愛琴。此時，劉愛琴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並且才知道了自己還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弟弟。
不久之後，周恩來又派人將劉愛琴護送到延安，與父親劉少奇團聚。緊接著，周恩來又找到了在湖南寧鄉縣炭子衝當放牛娃的劉允斌，然後用了整整八年的時間找到了被流浪漢收養的劉允若（毛毛）。這樣一來，周恩來幫何寶珍將失散的三個孩子全都找了回來，並將他們全部送到了延安。
當時，周恩來動情地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道：“何寶珍同志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組織能為她做的，就是找到她的後人，為她的後人創造一個穩定成長的環境，讓她的後人接受教育，長大之後成為有用之材。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告慰何寶珍同志的在天之靈！”
正如周恩來所言，何寶珍的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後來都不簡單。大兒子劉允斌後來成為了核化學專家，參與組建了原子能研究所第三研究室，在新型熱核材料的研製工作上取得了優異成績；女兒劉愛琴曾在河北師範大學、人民警官大學從事俄語教學研究工作，她曾獲全國婦聯授予的“三八紅旗手”光榮稱號，以及公安部授予的人民警察一級金盾榮譽獎章；最小的兒子劉允若（毛毛）從事導彈設計工作，成績也非常突出。
世上有朵美麗的花，那是青春吐芳華，錚錚硬骨綻花開，瀝瀝鮮血染紅它！這或許就是何寶珍烈士短暫而絢麗人生的真實寫照！讓我們向何寶珍烈士致敬！向無數革命先烈們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