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利瑪竇曾向皇帝敬獻自鳴鐘，萬曆皇帝對此把玩不已。利瑪竇還將所帶來的西洋器物公開展示，像地球儀、天體儀、西洋鏡、世界地圖、三稜鏡以及精美的油畫，大家爭相觀看，深受吸引。
西方的新技術、新機械是西方人介紹到中國的重要內容。清宮中的鐘表最初由內務府負責收集，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設立自鳴鐘處，雍正十年（1732 年）改名造鐘處，由中國工匠操作，西方人督造，製造鐘錶。擔任為宮廷修表、造表的任務始自安文思，後來，專業的鐘表匠也被西方人派來中國。他們大多來自著名的鐘表製造地。乾隆朝服務宮廷的鐘表技師有蔣友仁——為乾隆帝在圓明園設計了噴泉時鐘，沙如玉、汪達洪來自法國鐘錶製造地多芬尼，楊自新來自法國鐘錶製造地布列塔尼。
乾隆十六年（1751 年），為祝賀皇太后六十大壽，在京二十二名西方人共同向乾隆進貢，其中就有著名的“萬年歡”的機械裝置。這件精心製造的西洋奇器， 乾隆非常喜歡，為此還重重賞賜了西洋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李俊賢、潘廷璋進獻了兩種貢品：“新法遠鏡”和“驗氣筒”。蔣有仁記述：“皇帝尚未決定收下望遠鏡，他先要了解這是何物，有何用處。”蔣有仁被派去進行解釋，在場的太監和其他大臣對望遠鏡都很滿意，皇帝用完餐後，一切安排妥當，“太監們便請他當場試驗，君主感覺到這架望遠鏡比他見過的都要好。他派兩名太監帶著它隨時跟在後面並吩咐我教他們使用和操作方法”。對於乾隆的西洋情趣，錢德明在乾隆十九年（1754 年）有著精闢的觀察與論述：“這位君主的愛好就像季節一樣多變。他原先喜歡音樂和噴射的水柱， 現在則喜歡機械裝置和建築物。惟有對繪畫的偏愛幾乎沒有變化。皇帝也可能會重新喜歡他曾經喜歡過的東西。”
除了科技器物，西洋音樂也走進了北京宮中。康熙時期，西洋音樂在宮中頗受歡迎。南懷仁、徐日升等人，不但向康熙進獻西洋樂器，還為他講解西洋樂理，教他樂器的使用及演奏技巧。康熙以徐日升為宮中首席樂師，經常在御前演奏。據《中西交通史》記載，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德理格將一小管琴獻於康熙。法國南光國亦曾為康熙製造樂器。波希米嚴嘉祿，用當時宮中所存的西洋樂器，一一為康熙帝試奏表演， 並修理過宮中的西洋管琴。據高士奇《蓬山密記》記載：康熙的暢春園淵鑑齋內，置有西洋樂器，特別“有內造西洋鐵絲琴，弦一百二十根，上親撫《普唵咒》一曲”。康熙還命德理格為三位皇子講解樂理，並命徐日升、德理格將西洋樂理知識整理成中文。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編纂完成的《律呂正義》續編卷就出自兩位之手。
中南海海晏堂獸首
西洋建築風格在清代北京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宮廷苑囿之中。其中的代表作就是圓明園中的西洋樓，由諧奇趣、黃花陣、養雀籠、方外觀、海晏堂、遠瀛觀、大水法、觀水法、線法山、線法畫等十餘座西式建築和庭院組成， 全部採用當時歐洲最流行的巴洛克和洛可可建築風格。由義大利人郎世寧和當時供職於宮廷畫院如意館的法國人蔣友仁設計監修，中國匠師建造。乾隆十二年（1747 年）開始籌劃，乾隆十六年（1751 年） 秋季建成第一座西洋水法（噴泉）工程諧奇趣，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最終建成高臺大殿遠瀛觀。
與建築一樣，西洋油畫也是完全異域的風格，影響最大的當屬義大利人郎世寧。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郎世寧派到中國，當年七月郎世寧抵達中國。當時的廣東巡撫楊琳向康熙奏報，康熙雖然對傳播洋教不感興趣，但對教士們帶來的先進技術頗為關注，因此在看了奏摺後，馬上就做了批示：“西洋人著速催進京來。”十一月獲康熙召見。此後甚為禮遇，並起漢名郎世寧。
康熙不喜歡西洋油畫，認為近距離觀看時模糊不清。而且，西洋畫喜歡錶現人物臉部在特定的光線照射下分明的凹凸感，而傳統的中國寫真技藝， 則要求被畫者是處在不受光線變化影響的常態下的相貌。人像必須畫正面， 不能畫陰影，人們以為像上的陰影“好似臉上的斑點瑕疵”。郎世寧本來工於油畫，但他不得不屈從帝意吸取中國畫的技巧和畫法，彌補油畫之不足。經過不懈努力，終於獲得成功，以其獨創的新畫體博得了皇帝的賞識和信任。
雍正繼位後，只有那些在宮廷服務的西方洋人受到特殊禮遇。在雍正年間， 郎世寧根據皇帝的旨意，向中國的宮廷畫家斑達裡沙、八十、孫威鳳、王珓、葛曙和永泰等人傳授歐洲的油畫技藝，從此，純屬歐洲繪畫品種的油畫，在清朝的宮廷內也開始流行。雍正二年（1724 年），雍正開始大規模地擴建圓明園，這為郎世寧提供了發揮其創作才能的極好機會。他有較長一段時間居住在這座東方名園內，畫了許多裝飾殿堂的繪畫作品。其中既有歐洲風格的油畫，還有在平面上表現縱深立體效果的歐洲焦點透視畫。雍正對於這位洋畫師的作品十分讚賞。
西洋物品不只流行於宮廷之中，一些東西也開始進入民間，甚至成為一種風尚。桐城楊米人於乾隆末年寫成的《都門竹枝詞》中就有“三針洋表最時興” 句，反映了時人對西洋鐘錶的愛好。曹雪芹的《紅樓夢》中就描寫了劉姥姥在鳳姐房中所見自鳴鐘的情形：“劉姥姥只聽見咯噹咯噹的響聲，大有似乎打籮櫃篩面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著一個匣子，底下又墜著一個秤砣般一物，卻不住的亂幌．劉姥姥心中想著：‘這是什麼愛物兒？有甚用呢？’正呆時，只聽得當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 不防倒唬的一展眼，接著又是一連八九下。”
鐘錶之外，西洋眼鏡也是京師社會中的流行風尚。試看：“車從熱鬧道中行，斜坐觀書不出聲。眼鏡戴來裝近視，學他名士老先生。近視人人戴眼鏡， 鋪中深淺制分明。更饒養目輕猶巧，爭買皆由屬後生。”總之，西洋器物雖然也被很多人視為“奇技淫巧”，但不像西學一開始就受到各個層面的提防和反對，它作為一種生活元素更容易融入清初北京的物質文化中，在潛移默化中也改變著人們的觀念和行為方式。
（來源：《北京歷史文化三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