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王效英，也是個飛行員，比我大兩歲，年輕時也算風流倜儻。我和他相識於1953年，那時他從長春航校調到我們團當飛行副大隊長，是我的領導，聽說飛行技術蠻不錯。不久，就奉調去朝鮮當志願軍空軍專機大隊長，接著又出國執行同樣的任務，1956年才回到部隊。
1957年春天，部隊飛複雜氣象訓練課目時，他當指揮員，我是飛行教員。透過這段接觸，我不僅佩服他的飛行技術好，還發現他這個人考慮問題比較周到，辦事認真細緻，且待人謙和，沒有什麼架子，給我留下了好感。說實話，我就喜歡跟這樣的人共事。
王效英,男，1931年11月生於天津市薊縣，大學學歷，1946年7月參加革命工作。1948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王效英將軍後任成指副參謀長,少將軍銜至離休。
也許是天遂人願，這年秋天，部隊安排飛行員去遼寧興城療養。在療養中，一有機會，他就挎上從國外帶回來的德國徠卡照相機，邀我到海邊游泳、散步、談心和拍照，還時不時地講一些逸聞趣事逗我開心。歸隊以後，接觸就更加頻繁了，到第二年的5月，我們這對相互欣賞的飛行夥伴就結成相依為命的生活伴侶。
婚後我常想︰現在我不僅擁有自己熱愛的飛行事業，還有一份真摯的情緣。我和他一定要比翼齊飛，爭取多飛，飛得更好，飛得更久，真正成為“天長地久”的一對。誰知，天有不測風雲，“文化大革命”一來，就把我的美夢擊得粉碎。儘管他當時已是飛行團長，1956年就是全天候飛行指揮員，還是因為我有海外關係而受到株連，和我一起未到飛行最高年齡就被停飛了。但他並沒有埋怨我，反而給了我諸多理解和支援，是他的愛和家庭的溫暖伴我度過了這段最難熬的歲月。
打倒“四人幫”後，空軍平反檔案下來了，糾正了我們夫婦被停飛的錯誤處理，但是考慮到我們已停飛10年，年齡也都四十開外了，就不再恢復飛行。他被任命為航校副校長兼參謀長，我也隨之調任飛行原理教研室副主任。
1983年他到成都空軍擔任領導職務，我又隨調到成都空軍政治部宣傳部擔任文化教員。
我1986年離休，隨後他也在1992年辦理了離休手續。這樣我們東南西北奔波了大半輩子，最後在廣州安家落戶了。本想安度晚年，而我卻迎來了事業上的第二個春天——應邀參加廣東省航空聯誼會的工作，為祖國的航空航天事業再作貢獻，而且一干就是十幾年，從理事、常務理事一直忙到現在的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