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中東外交政策——從冒險家、革命者與學者的不同視角觀之
1788年,一艘來自馬耳他的帆船沿著尼羅河逆流而上,穿過水網密佈的三角洲,停靠在開羅岸邊。一個乘客從船舷上走下來,穿戴著土耳其人的衣帽,但是長相有著明顯的日耳曼特徵。這個“土耳其人”與人交談時,操著一口流利但帶著口音的阿拉伯語。兩名法國人認出了這一聲調,竊竊私語道,“這不是亞歷山大港的俄國領事馮·託努斯嗎?他怎麼回來了,還打扮成土耳其人的模樣?”
土耳其士兵正在岸邊駐防,法國人走過去低聲說了幾句話。後者迅速向馮·託努斯衝過去。他見勢不妙,想要逃跑,但已經被團團圍住。就這樣,俄羅斯在埃及的第一位常駐外交代表,落得客死異鄉的下場。
● 尼羅河畔的塞德港,埃及開羅,PortSaid (Cairo), Egypt
這戲劇性的一幕的主角名叫康拉蒂·馮·託努斯(Kondratiy von Tonus),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他不是俄國人,而是德意志人。他是一個奧地利貴族,大約生於1750年,早年從軍,後來成為一名外交家。當時的沙俄統治者是來自德意志的葉卡捷琳娜二世女皇,所以德意志人在她的宮廷裡很受重用。根據第五次俄土戰爭(1768年~1774年)後締結的和平條約,俄羅斯有權在奧斯曼帝國各省派駐領事,比如馬穆魯克統治下的埃及。由於當時的俄國東方學剛起步,國內人才寥寥無幾,於是女皇想到了同鄉馮·託努斯。他不僅曾學過阿拉伯語,還閱讀過大量東方學著作,而且還有軍事背景,大有可用之處。1784年8月19日,葉卡捷琳娜二世任命康拉德·馮·託努斯為埃及總領事,加授俄軍少校軍銜,領事館設在亞歷山大港。讓女皇沒料想到的是,講起話來頭頭是道的馮·託努斯,卻是個“紙上談兵”的趙括。
一、沙皇俄國的東方野望——用人不慎,滿盤皆輸
1785年6月16日[1] ,俄國駐埃及總領事館在亞歷山大港隆重揭幕。在短短兩年時間裡,馮·託努斯在當地民眾中獲得了極大的歡迎,他積極地為他們調解糾紛,後者稱俄羅斯領事館為“真理之家”。除了籠絡人心之外,他還為俄軍擔任間諜。在第六次俄土戰爭(1787年~1791年)爆發之前,他一直向俄軍報告土耳其部隊的動向,甚至出謀劃策。
● 十八世紀後期的亞歷山大港,德國畫家路易·邁耶創作(Laville d'Alexandrie et le phare. Luigi Mayer)
馮·託努斯更大的野心是利用埃及人對奧斯曼帝國的不滿,策動他們與俄軍裡應外合,一起進攻土軍。根據當時法國旅行家的說法,在埃及的馬穆魯克有四分之一是俄裔。馮·託努斯對這個資訊深信不疑,認為是一個絕好的機會。於是極力說服埃及的馬穆魯克起兵反抗奧斯曼帝國,但是收效寥寥。
“馬穆魯克”的原意是奴隸,埃及的馬穆魯克大多來自黑海沿岸和高加索地區,以僱傭兵身份起家,在埃及逐漸坐大勢力,成為軍閥。的確有很多馬穆魯克是來自北高加索地區,屬於俄羅斯帝國領土。但是,他們是被俄國征服的切爾克斯人,對它毫無感情,更談不上“報效故國”。作為奧地利人的馮·託努斯,雖然阿拉伯的知識掌握很多,對俄國的情況卻是個門外漢。
在俄羅斯和土耳其關係破裂前不久,馮·託努斯因間諜罪被土方逮捕,但由於缺乏證據,很快被釋放。第六次俄土戰爭爆發時,土耳其要求俄羅斯撤走領事館。1787年9月8日,俄羅斯國旗在領事館上空降下,託努斯被迫離開埃及。
馮·託努斯並沒有死心,一到達聖彼得堡後,他就向女皇主動請纓,要在這場戰爭中充當間諜,四兩撥千斤。他提出要完成以下專案:切斷君士坦丁堡的大米和咖啡供應鏈,鼓動埃及的封建領主進攻敘利亞以分散土耳其部隊的部分注意力,為俄羅斯艦隊確保在亞歷山大港有停泊之地和順暢的糧食補給。作為回報,俄羅斯承認埃及的獨立,並向埃及提供包括艦隊和炮兵在內的軍事支援。葉卡捷琳娜二世仍舊十分信任他,不假思索地批准了他的專案。她非常重視該專案,並委託俄國駐奧地利大使提前照會奧地利,讓後者在戰爭中予以配合。
1788年2月,馮·託努斯被提拔為俄軍中校,登上了一艘馬耳他船隻,前往埃及執行冒險使命——全權代表俄國與埃及的貝伊們進行談判。
然而,他剛一踏上埃及的土地,計劃就失敗了。一種說法是,他被法國人認出來之後,迅速被土耳其士兵逮捕,關到開羅的要塞裡。而法國人之所以指認他,緣於法國在戰爭期間支援土耳其,而當時奧地利和法國之間關係緊張。另一種說法是,馮·託努斯一見到了埃及的貝伊們就草率地亮出了自己的間諜身份,而貝伊們認為幫俄國打仗沒什麼好處。一些貝伊向奧斯曼帝國派駐埃及的最高長官——帕夏揭發了他的間諜身份,使他被關進要塞,而另一些貝伊則認為出賣他是一件可恥的事,並且向帕夏求情。他一度被假釋,但隨著俄土戰爭日趨激烈,帕夏周圍要求處死馮·託努斯的呼聲也越來越高。於是,帕夏再次把馮·託努斯關押在要塞裡。1789年9月17日,他被毒死或勒死。
二、冷戰時代的蘇聯與中東——基於現實利益的援助
發生在埃及的這一幕沉重又荒誕的戲劇,[2] 彷彿是俄羅斯與中東關係史的楔子,鮮明地展露了它的主題:救世主狂熱與現實利益並存,兩者相隔甚遠,差異巨大,但是在對付共同的敵人時會走到一起。正如兩百年後的一名蘇聯外交官說的那樣,“如果以色列在明天消失,阿拉伯人會在後天將我們忘掉。”
由於受奧斯曼帝國的阻撓及其解體後的深遠影響,蘇聯和埃及的聯絡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寥寥無幾。直到20世紀後半葉,阿拉伯國家與蘇聯的合作才進入鼎盛時期,而這段時間也是《俄羅斯的中東政策:從列寧到普京》這本書的寫作重點。
蘇聯一度與埃及、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和阿爾及利亞的政治和外交聯絡密切,政治家、公眾人物、科學家和文藝工作者的代表團頻繁來訪交流。雙方的經濟合作規模也很可觀,在許多阿拉伯國家冶金、石油和天然氣等經濟和能源部門的形成和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蘇聯協助埃及實施了94個工業、能源和其他設施專案,有阿斯旺大壩、赫爾旺冶金廠,亞歷山大港造船廠等,在伊拉克則有84個工業專案,在阿爾及利亞有69個,在敘利亞,葉門和其他阿拉伯國家有數十個,總共約有350個工業專案。阿拉伯國家在蘇聯的海外援助的投資總額中佔近三分之一,蘇聯為其培訓了15萬多名技術人員。阿拉伯國家還與蘇聯進行了密切的軍事合作,如1955年9月27日埃及與蘇聯簽署了軍事技術合作協定。數以萬計的蘇聯軍事專家在阿拉伯國家/地區幫助培訓了專業軍事人員,甚至幫助其構建了現代化的武裝部隊。如今,蘇式裝備仍然是其軍隊戰鬥力的基礎。在歷次中東戰爭和1970年約旦危機裡,蘇聯的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俄羅斯學者筆下的埃及——蘇聯與中東的切口
如果有心人想要研究其中的脈絡,想要在蘇聯與阿拉伯國家、乃至中東國家裡找到一個突破口,前文提到的埃及是最好的例子。[3] 俄國學者瓦西里耶夫正是這樣做的。早在1985年,他就寫了一本《埃及與埃及人》(Египети египтяне),這本書在俄國再版三次,還被翻譯成阿拉伯語,再版兩次。在埃及顏色革命期間,他在開羅和那些利用網際網路進行組織的人進行了交談,他打開了《埃及與埃及人》,說自己是來學習的,是來研究當前形勢的,不是來教育他們的,這樣他們才開始了坦率的談話和辯論。
● 《埃及與埃及人》俄語版圖書封面之一
俄羅斯和埃及兩國在歷史文化宗教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有天壤之別,雙方的政權意識形態和政策也一直在改變,但事實證明,兩國的最高國家利益從未發生碰撞,而且還互相補充,這正是它們建設共同未來的基礎,與其他大部分阿拉伯國家的關係也是如此。
四、“解放東方人民”與“財富密碼”——蘇聯與中東的糾葛
但是,在另外的某些中東國家就不一樣了。[4]
俄國與阿拉伯的接觸為時很晚,但是與波斯和土耳其的糾葛卻由來已久,與波斯是打打和和,亦敵亦友,與土耳其卻是積怨已久。歷史上,沙皇俄國與奧斯曼土耳其可謂是世仇,雙方爆發過十次“俄土戰爭”,這還是掐頭去尾的結果,如果加上沙皇攻滅阿斯特拉罕汗國(奧斯曼派兵救援後者,卻被打敗)和第一次世界大戰,雙方一共有爆發了十二次大戰。
● 《列寧在十月》,長春電影製片廠1950年譯配
十月革命勝利後不久,1917年12月20日,列寧發表《告俄國和東方全體穆斯林勞動人民書》:
對土耳其方面宣稱,“我們宣佈,廢除由被推翻的沙皇所簽訂的,由克倫斯基政府批准的侵奪君士坦丁堡的密約。俄羅斯共和國及其政府——人民代表蘇維埃,反對侵佔別國土地:君士坦丁堡應為穆斯林所有。”
對波斯方面宣稱,“我們宣佈,廢除瓜分波斯的條約。一旦戰爭停止,軍隊立即撤出波斯,波斯人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將得到保障。”
在列寧看來,支援東方國家民族民族解放運動,可以破壞帝國主義統治的基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被壓迫的工人階級和被壓迫的殖民地人民,遲早會匯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導致帝國主義滅亡。1920年10月15日,東方人民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這次大會成為20世紀50~80年代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驅。但是,共產主義運動因為水土不服而沒有在中東生根發芽。
在日後的蘇聯,對外政策是為兩種人制定的,一類是有信仰的人,另一類是唯利是圖之人,很多時候,第二種人往往吞沒第一種人。發展到後來,第二種人還掌握了“財富密碼”。作者瓦西里耶夫用英語來形容——lips service,“嘴上的服務”。雖然他們沒有信仰,但只需要像唸咒一樣說出類似“對抗帝國主義”、“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維護與世界自由運動領袖蘇聯的團結”之類的話,就可以從蘇聯獲得大量援助。
俄羅斯和中東國家各自的外交政策,都受領導人影響很大。決策往往是在一個小圈子裡做出來的,再由最高領導人拍板定調。比如穆巴拉克、卡扎菲,他們的個人興衰幾乎成為國家跳動的脈搏,一損俱損,一榮俱榮。蘇聯也是如此。蘇聯在1979年出兵阿富汗,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時為阿富汗總統的阿明處死了本國政治家努爾·穆罕默德·塔爾基(Nur Muhammad Taraki)。
● 努爾·穆罕默德·塔爾基,阿富汗人民民主黨創始人
● 塔爾基(右二)與勃列日涅夫(右一)的合照
1979年,塔爾基從古巴借道莫斯科轉機回國,受到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的接見。沒想到,塔爾基一回國就捲入阿明遇刺未遂的風波。雖然蘇聯為塔爾基求情,阿明還是在兩天後將他絞死。勃列日涅夫既為塔爾基之死感到悲痛,也感到顏面大損,認為阿明堅持殺死塔爾基是“為了侮辱和打擊他本人”,以便於向美國納投名狀,於是,勃列日涅夫為維護自己作為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尊嚴,想要懲罰阿明,貿然決定出兵阿富汗。
五、“從彌賽亞到實用主義”——俄羅斯的中東政策
在蘇聯時代,政治氛圍卻彷彿沙皇宮廷一般。[5] 為了討上級歡心,外交官奉行報喜不報憂的原則,即使是一個國家準備與蘇聯斷交,大使還是會發回粉飾太平的報告。有一些威脅明明存在,但是,如果有人指出來,就會被指責“你幹嘛要反覆執著於髒床單呢?”因此,坦率地提出意見的人,就像是《皇帝的新裝》裡的小女孩。久而久之,蘇聯當局就無法從外交途徑得到什麼有效的資訊了。
《俄羅斯的中東政策》在1994年出版時的副標題是“從彌賽亞到實用主義”,這正是因為作者瓦西里耶夫認為,以列寧為代表的早期布林什維克以一種彌賽亞式的激情來實施中東政策,後來逐漸轉向實用主義。俄羅斯與伊斯蘭世界有長達數千公里的陸上疆界,保持邊界和平安定,才符合俄羅斯的國家利益。《俄羅斯的中東政策》的增訂本於2018年出版,增加了俄聯邦時代的內容,包括阿拉伯之春和敘利亞內戰,因此作者把副標題改為“從列寧到普京”。
● 俄羅斯的中東政策:從列寧到普京.[俄]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瓦西里耶夫著唐志超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1年10月出版
激情往往是不長久的,不如現實的利益來得穩固,俄羅斯與埃及的關係就是一個例子。俄羅斯大概從馮·託努斯的血淋淋的案例中吸取了教訓,從不干涉它的內政,因此兩國長期保持著穩定的合作關係。而在當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更意氣用事,正如俄羅斯主管阿拉伯事務的副外長博格丹諾夫評價的那樣:“誰讓他們自認為是這一地區的領導者?這是他們自封的。問題是他們教導每個人,將某些價值觀,標準和理念強加給別人。沒有人喜歡如此,他們的價值觀在這一地區並不存在。他們只會導致毀滅和混亂。”在筆者看來,有很多人自詡為天命之人,能夠攪動世界風雲,但是這只是穿越小說裡的情節。十八世紀的馮·託努斯付出的是自己的個人生命,而當下的一些人犧牲的是無數中東平民。
作者:Astoria
審校:張峻瑜
排版:王子涵
參考文獻
1. [俄]瓦西里耶夫著,唐志超等譯,《俄羅斯的中東政策:從列寧到普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
2.Фрумин Д. В.,Миссия барона Тонуса 225 лет назад в Египет был назначен первыйроссийский консул // Восточный архив. 2009. №19.—.C.4-13.
3.Акопов Погос, Россия арабский мир: нужны ли они друг другу? // Россия и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й мир. 2003. №5. C.—.16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