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位於巴爾幹半島的“大一統”國家——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即“南聯邦”)境內,爆發了自二戰以後歐洲最為嚴重的民族仇殺。這場曠日持久的內戰,不僅造成了國內各族人民重大的財產和生命損失,更直接激發了南斯拉夫的分裂和瓦解。
那麼問題來了,南斯拉夫原本團結協作的局面,為什麼會在頃刻之間土崩瓦解呢?我查了一些資料,接下來跟大家好好聊聊。
1)飽經滄桑的南斯拉夫民族
所謂“南斯拉夫”,與“斯拉夫”一詞,有著直接的關係。作為羅馬帝國時期的“三大蠻族”之一,斯拉夫人主要分為三大支系:
- 西斯拉夫人:即西維內德人,是捷克人、波蘭人、斯洛伐克人的源流,主要生活在中歐地區
- 東斯拉夫人:即東安特人,是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的源流,主要生活在東歐地區:
- 南支斯拉夫人:塞爾維亞人、黑山人、克羅埃西亞人、斯洛維尼亞人、馬其頓人的源流,主要生活在東南歐和巴爾幹半島一帶。
1)命運多舛的南斯拉夫人
公元4—5世紀,受亞洲匈人的逼迫,斯拉夫人離開故土(拓展閱讀:“黃禍”緣起:橫掃歐洲的阿提拉,是不是匈奴後人?)。在越過了喀爾巴阡山脈進入巴爾幹地區,甚至一度伸展到了羅奔尼撒半島和克里特島。在局勢日趨穩定後,他們陸續在這裡定居了下來。
坦誠說,這場持續百年的“大遷徙”,使得南斯拉夫人的血統與文化傳統,變得極為多元。原本屬於歐羅巴人種地中海型別的他們,不僅與西歐的日耳曼人、波羅的人等“民族”有了深度融合,甚至還與屬於中亞遊牧民族的薩爾馬特人、阿蘭人等“民族”,有了直接接觸。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巴爾幹地區,逐步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體”,即我們熟知的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馬其頓以及保加利亞等“民族”。
進入14世紀後半期,這些民族先後被強大的奧斯曼土耳其所征服,並被強制捲入進了一場新的“民族大融合”程序當中。
眾所周知,奧斯曼土耳其的“國教”是伊斯蘭教。因此,以“伊斯蘭守護者”自居的統治階層,強制要求當地各民族必須接受“伊斯蘭化”。“在奧斯曼世界裡,非穆斯林群體只具有二等身份;基督徒和猶太人(儘管)被視為‘聖經的子民’而獲得容忍,但也因為宗教立場而受到歧視和虐待”。顯而易見,這種厚此薄彼的做法,已經埋下了巴爾幹地區民族矛盾的種子。
進入16世紀,伴隨著西歐文化的強力滲入,當地的一部分居民主動接受“西方化”。至此,本就異常“五彩繽紛”的“多元格局”,變得更為複雜。
當然,巴爾幹地區的“文化多元性”,主要是依靠周邊強勢民族文化影響所形成的,並非源自本民族的自我迭代。因此,這種“文化多元性”實際上是非常脆弱的。
進入18世紀,迅速崛起的沙俄勢力選擇向巴爾幹地區滲透。俄國人將在這裡生活的南斯拉夫人稱為“早年走失的兒子”。於是,當地的一些民族也滋生了“尋根”的熱情,主動和沙俄“親近”了起來。比如在幾次俄土戰爭中,很多當地人主動倒向了沙俄一方。
2)脆弱的“南斯拉夫共同體”
一戰結束後,生活在巴爾幹地區的南斯拉夫諸民族,終於擺脫了被殖民的命運。不過,周圍依舊列強環繞。為了抵禦強大的鄰國,守護住來之不易的獨立局面,各民族有識之士們一致認為,“只有聯合起來才能找到出路”。
1918年,一個全稱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聯合王國”的國家誕生了。在今天看來,這個國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各民族互相妥協和聯合的結果。
但所謂“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還沒等外敵入侵,各民族間的友誼就出現了裂痕。原塞爾維亞王國國王亞歷山大一世的登基後,以塞爾維亞人為首的反對黨,漸漸控制了臨時議會和政府。
1921年6月,國家透過維多夫丹憲法,成立了“單一制、君主制國家”,傳統的地理規劃被盡數廢除,取而代之的是由中央直轄的33個省。
塞爾維亞人“一家獨大”的現狀,激起了以克羅埃西亞人為首的其他民族的強烈不滿。他們認為,自己已經“淪為塞爾維亞國王的屬民”,於是紛紛奮起反抗,先後組建了自己的政黨和武裝力量。
其中,克羅埃西亞人的反應最為激烈。就拿克羅埃西亞“農民黨”領袖斯捷潘·拉迪奇來說,他不僅要求官方應該給予克羅埃西亞人民“自治權”,並主張國家應該實行聯邦制。坦誠說,斯捷潘·拉迪奇的主張是不符合“國家利益”的。因此,他一直遭到官方的殘酷打壓和迫害,超過一半的時間都是在監獄中度過的。
1928年6月20日,一場前所未聞的內訌事件,徹底引燃了當地民族矛盾的導火索。激進黨國會議員,也是“大塞爾維亞主義者”普尼沙·拉契奇,在國民議會的會場,公然掏出手槍向在場的農民黨議員連續開火。兩名農民黨議員當場被打死,斯捷潘·拉迪奇也身受重傷,並在幾天後不治身亡。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國王亞歷山大一世不僅沒有安撫群情激奮的克羅埃西亞人,甚至還在傷口上撒了一把鹽。1929年1月6日,他決定廢除憲法,並下令議會休會,建立獨裁製。同年10月,他不僅將國名改為“南斯拉夫王國”,還將33個省改為9個省。1931年,他頒佈新憲法,將行政權力盡數攬入手中。
亞歷山大一世的獨斷專橫,引起了其他各民族以及資產階級政黨的不滿。迫於形勢,亞歷山大一世不得不在1931年9月制訂新憲法,並恢復了國民議會,實行兩院制,但政府仍只對國王負責。1934年,亞歷山大一世被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者刺殺,巴爾幹地區的時局變得更為動盪。
亞歷山大一世和法國外交部長路易·巴爾杜在被刺殺前最後一張合影
二戰爆發後,德國於1941年4月入侵南斯拉夫,並迅速佔領全境。國王彼得二世以及王室成員流亡海外,國家旋即被周邊國家瓜分。匈牙利與保加利亞佔領了部分邊陲地區,克羅埃西亞宣佈獨立,並建立了親法西斯政權——“克羅埃西亞獨立國”。
“逆襲”的克羅埃西亞,展開了一系列血腥的報復行動。根據文獻記載,他們“不僅吞併了波黑的大部分土地,大肆屠殺塞爾維亞人和猶太人,還強迫東正教徒改信天主教,宣佈塞爾維亞人、猶太人和吉卜賽人不受法律保護”。截止至二戰結束的4年間,有33萬—39萬塞爾維亞人和3萬猶太人被無端殺害。其中,30—35萬人死於號稱“巴爾幹的奧斯維辛”的雅塞諾瓦茨集中營。
當然,尋求“真正獨立”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從未選擇坐以待斃。在鐵托的帶領下,南斯拉夫共產黨游擊隊一直進行著艱苦卓絕的反抗。1945年5月8日,游擊隊進入薩格勒布,“克羅埃西亞獨立國”宣告覆滅。
坦誠說,儘管巴爾幹地區經歷了一系列的“滄桑鉅變”,但既沒有形成關係牢固的族群,也從未建立穩固的多民族政治共同體。從5世紀開始直到二戰結束,只有奧斯曼土耳其曾經以邊疆行省的方式,將當地不同民族聚攏在一起。但隨著奧斯曼土耳其的倒臺,巴爾幹地區又陷入到了長期群龍無首的局面。
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直到二戰結束,當地各民族在大多數時間段內,一直處於被其他民族所控制甚至奴役的角色。“獨立的政權只能作為緩衝國生存於敵對的帝國之間,或者建立在那些衰亡的帝國邊緣的廢墟上。”
2)南斯拉夫的民族政策
1945年,在鐵托(克羅埃西亞人)的領導下 ,南斯拉夫民主聯盟宣告成立,各民族被聚攏在一個國體之下。1946年,民主聯盟更名為“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實行聯邦制,由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即波黑)、馬其頓、黑山6個共和國組成。
客觀地說,南斯拉夫的統一,與剛剛結束的二戰有著直接關係。在德國佔據時期,南斯拉夫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生命與財產損失,尤其是塞爾維亞人,可謂損失慘重。
各民族獨立後,一致達成共識,即“走社會主義道路”。不過,他們並沒有完全恪守“共產主義教條”,除了主張工業、外貿和銀行國有化之外,允許私營企業和農業的發展;與此同時,西方的文學和影視作品,也在各地流傳開來。
實踐證明,這一選擇是無比正確的。很快,南斯拉夫成為了東歐地區比較富裕的國家。資料顯示,直到1976年,全國有36%的人民擁有自己的汽車,每1.8個家庭擁有一臺電視機,每2.1個家庭擁有一臺冰箱,所有7歲到15歲的兒童都可以免費受到8年義務教育。
在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上,鐵托可謂“用心良苦”。在建國之初,除了設有聯邦院外,還建立了一個具有很大表決權的機構——“民族院”。這一機構的成員,由各共和國和自治省(區)選出的代表組成,幾乎與聯邦院平權。在今天看來,這更像是一種“過渡式”的選擇。
對於民族問題的解決辦法,鐵托認為,“民族問題的根本問題是階級壓迫問題,社會主義體制消滅了剝削與被剝削制度”,“階級問題解決了,民族問題隨之就解決了”。在鐵托“大一統”理念的指導下,1953年,“民族院”更名為“生產者院”。坦誠說,名稱的變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國家構建一個“大南斯拉夫民族”的意願。
遺憾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主義理論與現實的矛盾開始凸顯了出來。“像其它革命運動的經驗一樣,革命熱情很快就消失了,並在社會關係中開始出現新的矛盾和新衝突。”
50年代末期,南共中央對“構建大斯拉夫民族”的政策,進行了極為深刻的反思。他們深刻地認識到,關於民族差別在革命勝利後迅速消失的觀點,不僅在科學上站不住腳,而且常常掩蓋了官僚主義、中央集權主義或霸權主義傾向。
進入60年代,南共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經濟等領域改革的措施。其中,涉及民族政策的舉措,無疑是“準備給所有民族地區,除國防與金融以外實質上的自主權利,使各共和國享有高度自治”。南共中央認為:
“自治的政治思想信條同聯邦的國家管理結構壟斷之間的衝突....包羅永珍的聯邦立法職能幾乎完全窒息了各共和國的國情....自治觀念同時就是反官僚主義的革命觀念,這場革命的物件首先應是中央集權制本身....各共和國的政治中心越來越難於同聯邦政治中心的傳動作用妥協。”
1963年,民族院“捲土重來”,並取得了與聯邦院一致的地位。同時,國家更名為“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1967年,國家再一次重修憲法,進一步擴大了民族院的權力,各共和國的獨立自主權力進一步擴大。
但令南共中央始料未及的是,這一舉措進一步加劇了民族問題。以民族為主體建立的行政單位,其自主權與民族利益的分配息息相關。原因很簡單,單純給予地方自治權,並不能保證它們與中央政府始終保持“一心一意”。
3)南斯拉夫“民族政策”的侷限性
在鐵托執政時期,中央權力下放,地方獲得了更大的自治權,一些不發達少數民族地區得到了國家的“大幅度協助”。坦誠說,這一舉措不僅提升了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也體現了國家民族平等、互相幫助的執政理念,其本質和初衷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在實際操作環節,南斯拉夫的民族政策存在這很大的問題的。簡單地說,主要有以下幾點:
1)針對塞爾維亞民族的“逆向打壓”
為了制衡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官方一直堅持“抑制塞族”的政策。“南共正是在反對大塞爾維亞霸權主義和大克羅埃西亞分立主義的鬥爭中誕生的,所以南共不可以執行親塞爾維亞或親克羅埃西亞的政策,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相反,南共會千方百計地繼續進行傳統的鬥爭反對這些極端主義的傾向。”
首先,南共中央在塞爾維亞境內建立了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和伏伊伏丁那(匈牙利人為主)兩個自治州,用來制衡當地人數眾多的塞爾維亞人。南聯邦修憲(1974)後,兩個自治州的地位進一步得到了提升,一度取得了與六個共和國平起平坐的地位。不客氣地說,塞爾維亞已然被分成了三部分。
其次,南共中央對於“大塞爾維亞主義者”,進行了雷霆萬鈞式的打擊。資料顯示,從1967年至1970年,有4萬名塞族幹部“被整肅”。
顯而易見,這種帶有強迫性質的國家政策,在遇到本就處於強勢的塞爾維亞民族時,必然會出現反抗的苗頭。在鐵托去世後,塞爾維亞使用強硬措施收回科索沃權力的舉措,直接引發了當地阿爾巴尼亞人的武裝抵抗,進而釀成了可怕的民族仇殺。
2)厚此薄彼的財政轉移
讓富裕地區補貼貧窮地區,平衡全國經濟的協同發展,初衷肯定是好的。但是,財政轉移政策必須在中央機構全盤操盤和執行下,才能得以實現。顯然,這一舉措與前面提到的高度自治理念自背道而馳。
另外,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等較發達地區,對於中央主導的對貧困地區的無條件援助,也變得愈發不滿了起來。
簡而言之,反向的“劫富濟貧”政策,不僅使各共和國之間的心理距離被逐步增大,分離傾向也愈演愈烈。
3)“新建民族”舉措的失敗
在1945年南斯拉夫民主聯盟成立時,位於波黑的穆斯林只是一個宗教團體而已。但“1971年修改憲法時,波黑穆斯林被承認為南斯拉夫聯邦的第六個民族,這在當時就遭到了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的強烈反對。”
可是,這個“新承認的穆斯林族”,人口僅次於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位居南斯拉夫第三位。因此,本就複雜的南斯拉夫民族關係,又增添了一個新的不穩定因素。
4)南斯拉夫的徹底崩盤
鐵托去世後,隨著戈爾巴喬夫的上臺,南斯拉夫在歐美的戰略地位大幅度下降,經濟發展也陷入了瓶頸期。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南斯拉夫參拖欠了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大量債務。到了1981年,南斯拉夫已經持有19.9億美元的外債和超過100萬的失業人口。
在1979年到1985年期間,南斯拉夫人的實際收入水平下降了25%。1988年,南斯拉夫僑民從海外寄往南斯拉夫的匯款達4.5億美元,1989年達到了6.2億美元,佔當時世界總量的19%以上。在這樣內憂外患的大環境下,國家再一次滑向了內戰的深淵。
1)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的獨立
1990年12月23日,斯洛維尼亞進行全民公決,88%贊成獨立。1991年6月25日,斯洛維尼亞正式宣佈獨立。很快,南斯拉夫派兵向斯洛維尼亞宣戰,不過雙方的“戰爭”僅僅歷時十天左右就結束了。獲勝的斯洛維尼亞,取得了長久以來夢寐以求的經濟自主權。
1990年12月,克羅埃西亞共和國制定憲法、憲法不僅規定克羅埃西亞享有自決權和主權,官方語言也被調整為克羅埃西亞語,並使用拉丁字母。與此同時,克羅埃西亞人快速組建了自己的武裝力量,創立了克羅埃西亞警察軍,並從國外購買了大量武器。
1991年6月19日,克羅埃西亞舉行了獨立公投,78%的克羅埃西亞人認為“應該獨立”。根據公投結果,克羅埃西亞在6月25日和斯洛維尼亞一同宣佈獨立。不過,相比於斯洛文尼亞獨立的“短平快”,克羅埃西亞人的獨立充滿了血與淚。兩個民族的戰爭,一直延續到1995年才結束。
為什麼克羅埃西亞人的獨立程序這麼難?其實原因並不複雜。首先,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國境相連,雙方一直以來就積怨不斷;其次,克羅埃西亞的東部和南部地區,居住著數量可觀的塞爾維亞人。
於是,在克羅埃西亞宣佈獨立的第一時間,以塞爾維亞人為主體的克拉伊納自治區宣佈“獨立”,要知道,這一地區佔據著克羅埃西亞接近三分之一領土。另外,西斯拉弗尼亞地區(克羅埃西亞東部)也成立了“東斯拉弗尼亞、巴拉亞、西斯雷姆自治組織”。
雙方的戰鬥,一開始主要集中在克羅埃西亞境內的塞族聚居區,後來逐漸向克羅埃西亞、波黑與塞爾維亞共和國的邊境地區蔓延。其中,在克羅埃西亞最東部與塞爾維亞一河之隔的城市武科瓦爾,發生了長達87天的巷戰,即武科瓦爾戰役。
在這場戰鬥中,克羅埃西亞國民衛隊204旅被消滅,大約1000名克羅埃西亞士兵被打死,1000人被俘,2000人投降。據說,在今天的武科瓦爾的房屋上,依然留有當時的彈孔。後來,這場戰役被拍成電影——《驚變世界》
2)血腥慘烈的波斯尼亞戰爭
波黑是南斯拉夫境內種族和宗教最為複雜的地區。資料顯示,在內戰爆發前夕,在440萬總人口中,波斯尼亞人佔43.7%,塞爾維亞族31.4%,克羅埃西亞族佔17.3%。其中,波斯尼亞人信仰伊斯蘭教,塞爾維亞族信仰東正教,克羅埃西亞人信仰天主教。
伴隨著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的獨立,波黑的局勢也變得微妙了起來。其中,波斯尼亞人主張獨立,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克族也主張獨立,希望建立邦聯制國家;塞族則堅決反對獨立,要求留在南斯拉夫。
1991年10月15日,由波斯尼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佔多數的波黑議會宣佈,“波黑為主權國”。次年3月初,全民公決贊成波黑共和國獨立,但該共和國中的塞族人進行了抵制。
在塞爾維亞的支援下,當地塞族人以武力對抗的方式,尋求“加入塞爾維亞”。至此,波斯尼亞戰爭爆發。資料顯示,戰爭中共有二十萬人死亡,超過二百萬人流離失所;全國85%以上的經濟設施遭到破壞,直接經濟損失450多億美元。
說到波黑戰爭中最慘烈戰役,當屬“薩拉熱窩圍城戰”和“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
1992年4月6日,歐共體正式承認波黑獨立。同一天,波黑塞族人動用坦克和火炮,將主要由穆斯林族和克羅埃西亞族居住的薩拉熱窩包圍,並不間斷地對其進行轟炸。薩拉熱窩圍城戰,時間超過斯大林格勒戰役三倍,比列寧格勒戰役還要長一年之久。
這裡四面環山,塞族士兵們將火炮和狙擊手都佈置在四周的山上,整個城市街道和居民區就暴露在他們面前,這些街道被稱為“狙擊手大街”。“人們都儘量躲在家中,但總需要走出家門去尋找食物和水,於是,飛奔在街道上的行人就成為狙擊手們的活靶子,只要看到有人走動或發現人影,山上就會飛來子彈。”即便是今天,在薩拉熱窩很多大街上,包括民宅在內的沿街建築物,至今都彈痕累累。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是二戰後發生在歐洲的最嚴重的一次屠殺行為。海牙的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將此次屠殺定性為種族滅絕,其後國際法庭也確認為種族滅絕。
1993年4月16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透過819號決議案,宣佈波斯尼亞東部的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為“安全區域”,並派以聯合國維護軍隊加以保護,所有附近周邊地區的穆斯林族難民幾乎都集中在了斯雷布雷尼察。
在戰爭即將結束之際的1995年6月,塞族部隊不顧聯合憲章,大舉進軍聯合國劃定的安全區斯雷布雷尼察。7月,塞族部隊包圍該地。儘管當地有2000名荷蘭維和部隊駐守,但在夜間被塞族軍隊偷襲,維和部隊全部被俘,塞族軍隊由此進入聯合國劃定的安全區。
塞族軍人將被俘的荷蘭軍人捆綁在電線杆下,讓他們眼睜睜看著約7000多名波斯尼亞穆斯林男子和男孩被裝上卡車帶走。這些人基本上是被集體槍殺,有時候是一個接一個地中彈身亡;女子則全部遭到輪暴,並強制收容,使她們在一定期間“不得不生出孩子”。
因為經歷這樣的事情,在這兩地區之間的波斯尼亞克人和塞爾維亞人依舊有著無法抹滅的隔閡和心結。時至今日,波黑境內的塞爾維亞人和波斯尼亞人一直“分而治之”。
5)尾聲
1992年1月,南聯邦解體,分裂為南聯盟、克羅埃西亞共和國、斯洛維尼亞共和國、(北)馬其頓共和國以及波黑共和國。在北約與聯合國的干預下,南斯拉夫內戰暫時被平息了下來,但遺留下來的諸多問題依然懸而未決。
2003年,南聯盟改名為塞爾維亞和黑山(即“塞黑”),取消了“南斯拉夫”這一名稱。2006年,塞黑又分裂為塞爾維亞及黑山兩國。2008年,科索沃單方面宣佈從塞爾維亞分離。至此,南斯拉夫又一次分裂了。
對於我國而言,南斯拉夫的解體,具有非常大的借鑑意義。首先,國家整體利益與民族自治制度間的平衡,是國家需要認真考慮的重要因素;其次,相關政策的頒佈與執行,既不能損害國家整體利益,又不能無視民族的獨特性需要;第三,各民族之間需要互幫互助,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牢牢構築“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