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楊靖
路易十四
1661年，執掌國柄多年的首相馬紮林病逝。太陽王路易十四決定親政，並宣佈從此以後，法蘭西王國不再設立首相一職。當御前會議（“國務諮議會”）成員前來詢問，今後國家大事由誰定奪時，國王簡明地回答：“由我。”——對於國王的這一決策，朝臣頗為意外，而其中最感到失落的無過於財政總監尼古拉·富凱（1615-1680）。
富凱出身名門，其父曾擔任前首相黎塞留的商業和法律顧問。在父親影響下，富凱自幼研習法律，後任職於巴黎高等法院（Parlement）。“投石黨”（Fronde）動亂期間，紅衣主教馬紮林攜幼主路易及母后倉皇出逃，潛返巴黎後又被判處流放。在此期間，富凱為保全主教家產多方奔走，甚至不惜與高等法院同僚反目。動亂平息後，馬紮林官復原位，建議國王任命富凱為財政總監（與外交大臣和國防大臣一同列席御前會議），同時派遣富凱以國王代表身份蒞臨巴黎高等法院，任總檢察長。
富凱沒有辜負國王和首相的期望。憑藉金融圈超強的人脈和理財能力，他不僅成功應付國王對外戰爭的龐大開銷，同時也順利保障馬紮林的個人財富同步增長——據說到這位紅衣主教臨終時，其家產幾乎相當於國庫一年的收入。像他的兩位前輩權臣黎塞留和馬紮林一樣，富凱在治國理財的過程中也沒有忘記自己的酬勞：他在全國各地擁有多處房產，其豪奢程度令人咋舌。新近完工的沃子爵城堡距巴黎市區僅五十公里，從設計到建築，由法蘭西最富盛名的畫家勒布倫、園藝師勒諾特爾和建築師勒沃等人合力完成，耗時數年，費用總計高達一千八百萬利弗爾，其規模形態勝過歐洲任何一座王宮。富凱恭請國王光臨城堡落成慶典，國王也愉快地接受了邀請。
沃子爵城堡
1661年8月17日是富凱人生的高光時刻，同時也成為他政治生涯的轉折點。包括王室在內，當晚出席宴請的嘉賓共六千餘人，珍饈美食，金銀餐具，無一不彰顯主人的品位和實力。更令人讚歎的是，晚宴過程中還上演了莫里哀為慶典量身打造的喜劇《討厭鬼》（Les Fâcheux）以及呂裡（Jean-Baptiste Lully）編排已久的歌舞劇；晚宴結束後的大型煙花表演更是美輪美奐，使人駐足流連忘返。富凱以為如此排場可以打動年輕的國王，表達自己的一片忠心（並表示願將城堡奉獻給國王），不料後者並不領情——國王提前命駕回宮，令富凱茫然失措。
國王對富凱的不滿並非源自這場盛宴。儘管這位財政總監勞苦功高，但他的政治野心也同樣昭然若揭。他在公開場合妄議國王“親政”，認為此舉不過是年輕人的一時衝動，並斷言時間一長，國王“（他）肯定會心生厭倦”。事實上路易統治法國長達七十二年，事無鉅細，皆出聖裁，曾無一刻倦怠——朝臣聖西門公爵在《回憶錄》（The Memoirs of Duc de Saint-Simon）中直陳路易“好管閒事”，令手下“疲於奔命”，堪為佐證。在這一點上，財政總監顯然打錯了算盤，也說明他對這位雄才大略的君王缺乏瞭解。不僅於此，根據國王線報，富凱自恃位高權重，時常大放厥詞，對國王“大不敬”。在不久前的財政審計內部會議上，有人提出審計結果是否需要上報國王，富凱居然回答“不必”，因為國王對財務“一竅不通”。
國王的確時常捉襟見肘，不得不向富凱伸手借錢，有時為軍國大計，更多是為宮廷用度或推恩封賞，當然後者也從來沒有令國王失望。日後富凱在庭審時自辨，他曾數次以個人信用擔保，向金融界告貸，正是為了滿足國王一次又一次的“不急之需”。某一次，財政總監甚至被迫抵押妻子名下的大宗地產，搞得自己相當狼狽——足證其拳拳忠心。實際上，國王對此並不懷疑；懷疑富凱的是他的政治對手科爾貝（1619-1683）。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科爾貝和富凱都可以說是兩個極端。如果將法國人分成法蘭克人和高盧人，他們二人剛好是各自的代表：前者嚴肅冷酷，不苟言笑——書信作家塞維涅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調侃他為冰山上的“大理石人”；後者瀟灑熱情，輕浮放蕩——據說連後宮庭苑都不乏他的情人。科爾貝出身於羊毛商人家庭，為人精明，辦事牢靠；他先在政府部門任職，後毛遂自薦擔任馬紮林府總管。歷史記載，富凱效力在先，科爾貝緊隨其後，二人聯手構築了馬紮林的“財富之宮”。根據馬紮林的政治遺囑，為防範大臣“專權”，國王新設財政審計大臣，由科爾貝充當，以此對咄咄逼人的財政總監形成牽制。
但老資格的富凱並未將科爾貝放在眼裡。他依然大肆斂財，大興土木，並利用掌管部隊軍需的特權，倒買倒賣，上下其手。經過一段時間暗中調查，科爾貝向國王稟報：富凱挪用公款，貪贓枉法，證據確鑿，並建議早日剷除這一“碩鼠”，以整肅綱紀。這一提議與國王的思路不謀而合：儘管在馬紮林葬禮之上，國王表現得哀慟欲絕，但他內心對這位與母后關係曖昧的相父不無反感。富凱一向以這位紅衣主教的衣缽傳人（mantle）自居，不知正觸痛國王心病。路易要樹立新君威嚴，不好拿主教開刀，於是轉而向富凱下手。
對於宮中的流言，富凱早有耳聞，但他並未上心。不久之前，國王私下與他商議，讓他籌備一筆鉅款去賄賂英王及其朝臣，以期達成英法聯盟，共同抵禦“海盜”西班牙——以財政大臣身份代行外交大臣之許可權，除了體現君王的信任和恩寵，富凱不虞有他。此外，就在落成典禮之前，王弟夫婦及母后也曾應邀賞光，在沃子爵城堡受到高規格接待。在富凱看來，這證明他在王室心目中“聖眷正隆”；然而在國王眼裡，此舉明顯是在挑戰他的無上權威。國王自認為是“劇場政治”的發明人——透過儀式典禮強化權力的“在場”——而高調行事的富凱卻有意無意遮蔽了太陽王的威儀，絲毫不顧及國王的感受。
儘管已下定決心，國王對富凱仍頗有忌憚。身為總檢察長，富凱即便被捕，對他的審判只能由巴黎高等法院主導。長期以來，高等法院與王室之對立已是公開的秘密。舊制度時期，高等法院在法國的政治與社會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轄區覆蓋大半國土的巴黎高等法院——它負責註冊王室法令並掌握“諫諍”大權——國王頒佈的各種法規、敕令首先要經過該機構登記註冊方能生效；一旦發現王命“不合法度”，高等法院憑藉封駁之權可以提出修正意見，否則原封不動退回。唯其如此，高等法院在財政及宗教事務方面時常與王權發生衝突。
更重要的是，除了司法與政治職能，高等法院還擁有行政管理職能，其許可權包括但不限於公共事業、書報檢查、商業貿易、行會監管等方方面面，尤其與民生問題息息相關（他們聲稱有權在國王面前“代表人民”）。英國內戰後，高等法院激進派要求效法英國議會模式進行改組，實行君主立憲制，甚至警告國王不要重蹈查理一世的覆轍——“投石黨”運動期間，儘管有王親大孔代（1621-1686）為首犯上作亂，但國王深知，一直以來，高等法院才是幕後黑手。
國王在臥室單獨召見富凱，談到自己大力整頓和改組高等法院的設想：簡單來說，即透過改革讓這一機構迴歸其單一的司法功能。國王同時暗示，鑑於目前掌璽大臣塞吉耶（Pierre Séguier）年事已高，富凱似乎是改組後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不二人選。當然，這一任命目前還存在小小的障礙，即富凱所擔任的總檢察長一職——從法理來看，這兩個職位無法相容。隨後，國王話鋒一轉，向富凱談到眼下亟需一筆款項，如果一時難以籌措，是否可以將總檢察長一職私下轉售他人？像往常一樣，富凱對國王的口諭心領神會：出售所得三分之二轉入國王名下，其餘部分自己收入囊中。
接下來，在實施具體抓捕的問題上國王也大為傷神。由於富凱黨羽“遍佈朝中”（科爾貝語），更加上王家衛隊司令是其密友，如果公開抓捕，極有可能變生事端。經過慎重考慮，國王秘密召見火槍隊隊長達達尼昂伯爵（Comte D'artagnan），向他面授機宜。三日後，達達尼昂率百名火槍手，跟隨國王扈從出發——目標是布列塔尼的南特（Nantes）：那裡有一座王家獵苑。
包括富凱在內的御前會議大臣前一天收到通知（彼時富凱和科爾貝剛剛聯合簽署“自由殖民憲章”），告知次日會議提前兩個小時召開，因為國王會後“要打獵”。對於國王行程的變動，大家習以為常，誰也不會起疑心。會議結束後，諸大臣次第告退，國王單獨挽留富凱，假意噓寒問暖。埋伏在近旁的火槍手收到訊號後，猛然現身，將富凱團團圍住。至此，富凱如夢方醒。
在成功抓捕富凱後，科爾貝第一時間派出數隊人馬，前往富凱各處豪宅查封所有資產和檔案。科爾貝親自抵達富凱勢力大本營聖芒代（Saint-Mandé），嚴令翻箱倒櫃、拍牆敲桌，不留任何死角，因為他堅信：此地藏有富凱及其黨羽密謀叛亂的計劃。果不其然，第二天，搜查人員從梳妝檯一面鏡子背後發現了臭名昭著的“聖芒代計劃”。該計劃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富凱“預知”自己可能被捕，決定搶先一步動手；第二部分，富凱策劃實施武裝起義，以及起義失敗後叛逃投敵（英/西/荷）。科爾貝如獲至寶，立刻返回巴黎稟報國王，並迅速組建王家“特別法庭”（Chamber of Justice）對富凱開始審訊，希望速戰速決。
特別法庭原本是王室處理商業糾紛的機構，並無法律職能，但考慮到高等法院多為富凱門生故舊，國王不顧各方反對，依然堅持由二十二名法官組成特別法庭開庭審理。讓國王為難的是，在巴黎司法界，很難找到與富凱沒有任何關聯的法官。經過科爾貝和國王反覆權衡，最終確定上述人選，其中既有王命欽差大臣，也有外省知名法官，當然，巴黎高院成員也佔據一定比例。根據慣例，同時也是出於禮貌，國王邀請巴黎高等法院首席院長拉穆瓦尼翁（Lamoignon）擔任法庭庭長。
誰也沒有料到，原本以為貪腐和謀反“證據確鑿”的案件審理，居然演變為曠日持久的法庭內外全方位的司法和政治鬥爭。儘管一再更換主審法官、調整書記員；儘管國王（透過科爾貝）一再施加壓力，但特別法庭進展特別緩慢。歷經三年等待，最後國王得到的卻是他最不想要的結果，令這位雄心勃勃的太陽王平生頭一回感受到巨大的“挫敗”。
根據塞維涅夫人書信記載——夫人將庭審細節以書信形式向親友作報告，事實上扮演了調查記者和即時通訊員的角色——作為資深法律人士，從一開始，富凱在庭審交鋒中便牢牢佔據了上風。他首先對特別法庭的權威提出質疑，認為根據法律，只有巴黎高等法院才有權審理此案。當法官回答特別法庭是經過國王許可而設立時，富凱聲稱，“這只是當權者的意志。並不代表這一做法正確。”對方緊追不捨：“那麼你是說國王濫用權力？”對此，富凱不卑不亢地回答：“不，我欣賞我們的政體。你這麼說意在挑撥國王與我的關係。當您簽署一份逮捕令時，您認為是正確的，可到了第二天，您又將它撤銷了——當權者的觀點和想法是可能隨時改變的。”
進入到具體庭審環節，富凱更是滔滔不絕，意氣風發。對於指控的每一筆貪腐，無論金額大小，他都能憑藉驚人的記憶力將來龍去脈交代得一清二楚。由於其中一些資料存在誤差（據說科爾貝派人暗中做了手腳），富凱向法庭提出他有權查閱原始檔案，並要求給他配備一至二名法律顧問——這也是被告人不可剝奪的法律權利。作為“法場”老手，在回答法官提問時，富凱會乘機普及一些財政和稅務知識，比如鹽稅津貼、定向貸款之類，同時也會不經意地抖露一些官場秘辛，令旁聽的首都各界人士大呼過癮。
根據科爾貝的授意，從12月初起，庭審的速度明顯加快，幾乎不留被告回答問題的時間。但這一戰術立即被富凱識破：“先生，我不希望案件拖得太久，但我請求足夠的時間讓我回答問題。您審問我，但似乎又不願聽我的答詞，我的話豈不成了可有可無？有好幾條條文我都有必要加以澄清——防止那些心懷叵測的人隨心所欲。”隨後，他開始就事關六百萬利弗爾的某件案情進行陳述，足足講了兩個小時。照目擊者的看法，他不像是被告，“簡直像是他在開庭審理”。據說有一天富凱在法庭上長篇大論後，主審官主動拜見科爾貝，請求後者的寬恕，聲稱自己無能，“實在無法打斷富凱”。富凱每一次出色演講都能打動觀眾——某次中途有人企圖打斷他的發言，結果現場引發強烈反感，差點被當庭逐出。
除了演講技巧，富凱還手握多張王牌，其中最管用的是已故紅衣主教馬紮林。馬紮林擅權誤國，在民間聲譽不佳。富凱則刻意渲染自己在高壓之下敢怒而不敢言的兩難困境。馬紮林負責法國軍隊軍需採購，每年僅小麥一項，轉手便有上千萬利弗爾滾入他的腰包。富凱本人作為國家的財政總監，對於其中的利害關係心知肚明，但他從未加以阻攔。因為首先，以他的瞭解，非常時期的軍費開支數目龐大且突如其來，紅衣主教也經常自掏腰包“襄贊軍務”；其次，因為所有這些款項流轉都是“由科爾貝一手操持”。
對於某些來路不明的非法收入，富凱也巧妙地將其淵源與紅衣主教——乃至國王——掛鉤。比如有一筆富凱經辦的貸款去向不明，疑為非法侵佔。富凱則聲稱乃是奉紅衣主教之命，交與西班牙公使，用以說服該國君主脫離反法同盟。當法官追問書面證據何在時，富凱直截了當地回答，主教日理萬機，習慣於對屬下口頭傳佈諭令，除非是呈請國王的材料上才會有他的親筆簽名。“唯一的例外”，富凱神奇地當場展示一封書信，“是主教臨終前親筆寫給我的感謝信”。在信中，馬紮林衷心感謝富凱多年來為國家（以及他本人）做出的卓越貢獻，並相信他今後在路易國王統領下，一定能夠取得更大成績，云云。撫今追昔，令人不勝感慨，據說有法官感動得當場落淚。
富凱取勝的另一大法寶是利用王室與高等法院之間的矛盾，博取法官及民眾的同情。國王親政不久，便下令禁止高等法院隨時集會，並宣佈暫停其註冊及諫諍權，敢於抗爭的法官或被罷黜，或遭流放。其餘噤若寒蟬，至多隻能腹誹。富凱對此狀況瞭如指掌。當科爾貝派人至巴士底獄沒收他的紙和筆（庭審期間他一直堅持寫作自辯書，後來友人助其出版，洋洋十三卷），並禁止家人探望時，他徑直向巴黎高等法院發出籲請，要求高等法院保護他最基本的人身權利。為此，拉穆瓦尼翁和掌璽大臣塞吉耶吵得不可開交，科爾貝也無計可施，只好呈請國王裁決。迫於各方壓力，國王恢復了富凱部分人身自由，並“恩准”他和夫人“一年通兩次書信”。
富凱不是一個人在戰鬥。經法庭查證，所謂富凱謀反集團成員，主要是幾名近年安插至海軍的親戚，最高級別不過艦隊司令（艦長），其餘多為享受富凱特殊津貼的文人（富凱倒臺後，文人大多變節投靠科爾貝，唯餘幾名死黨負隅頑抗）。然而這幾位文人卻給庭審製造了相當大的麻煩：塞維涅夫人傾慕富凱的才華，堅信他是蒙冤下獄，為之四處奔走吶喊。其他文學友人如拉法耶特夫人（Madame de La Fayette）和拉羅什富科公爵（Duc de La Rochefoucauld），以及寓言作家拉封丹和莫里哀等人也紛紛著文，為富凱大鳴不平。富凱的秘書佩利松（Paul Pellisson）在危難之際，連發兩篇雄文，一面向國王陳情，一面為富凱洗冤。佩利松感情真摯，文筆精妙，在巴黎士民中引起強烈共鳴。國王惱怒之下，將以上諸人統統貶稱為“文學的投石黨”。
在印刷出版受到管控的巴黎，上述文字材料只能以小冊子的形式在地下流傳，隨時可能遭到查封。考慮到讀者需求，又有好事者將庭審實錄整理成文字，在荷蘭出版印刷，然後再透過走私途徑（或人肉挾帶）流入巴黎，真可謂煞費苦心。科爾貝奉命查抄，並逮捕數名盜版印刷商，益發激起民憤。在輿論壓力之下，被捕的出版商很快被釋放。科爾貝深知，在他們背後，存在一股強大力量，即巴黎金融家的財力。眾所周知，富凱在金融界深耕多年，他的名言是“停止談論向金融家徵稅，應當向他們示好。不要與其合法的利益和利潤去競爭，應當給予他們優惠和保障”——為答謝他的美意，在富凱被捕後，幾乎一夜時間，巴黎金融界籌集鉅款兩千萬利弗爾，試圖以此為籌碼，將本案改由高等法院（而非特別法庭）進行審理。
歷經大小三十三場庭審（以及若干次質詢），富凱愈戰愈勇。他成功地將主審官的注意力吸引（並停留）在經濟層面：柄國數年，經手錢財賬目不計其數（有據可查的卷宗多達六萬份），一一查證，談何容易。相比之下，科爾貝言之鑿鑿指控富凱的叛國罪（high treason），反而被後者輕易洗脫——到底是法庭的故意輕縱，還是的確“證據不足”，史家至今仍未有定論。
根據科爾貝的秘密調查報告，富凱在預知即將垮臺之前花費重金購買貝勒島（Belle-Isle），試圖將其打造為海軍基地：“島上共有兩百名守衛軍，堡壘裡有四百門火炮，以及供六千人用的武器和彈藥……大部分武器和彈藥來自荷蘭，當地人在島上和鎮上站崗守衛。”科爾貝宣稱此舉足以證明“聖芒代計劃”不僅落實在紙面上，更落實在行動中。有了這一基地，進可以炮攻巴黎，退可以遠遁敵國——其居心之險惡，昭然若揭。
在答辯中富凱承認購買島嶼及裝備過程中“挪用公款”，但他矢口否認任何武裝暴動或謀反的意圖。眾所周知，因為法國海上軍事遠遜於英西荷等國，籌建海軍一直是路易的基本國策。富凱申明，這一舉措並非是他的原創，而是紅衣主教的戰略佈局：基地建立後，首先致力於演練海盜劫掠戰術（透過掠奪過往商船獲利在十六、十七世紀是通行的做法，伊麗莎白女王曾私人資助英國海盜船打擊西班牙），待力量強大以後再組建海軍艦隊——可惜由於公務繁忙，他尚未能一一施行。富凱強調，這一計劃不但得到紅衣主教首肯，而且經主教大人轉呈國王御覽——言下之意，即便法官斗膽入宮與國王對質，結果也有可能是主教於百忙之中“遺忘”向路易國王稟報此事。
如此一來，科爾貝視為王牌的“聖芒代計劃”也就成為一紙空文，加上他臨時找來的“證人”被當場識破，法庭認定謀反之罪斷乎難以成立；與此同時，對於庭審過程中（科爾貝一方）偽造文書及作假證之罪行，也免於追究——相當於“各打五十大板”。科爾貝進退失據，在宣判之前，只能寄希望於國王最後的強力干預。
特別法庭的裁決令國王大失所望，且倍感屈辱。法庭以十三比九的票決，推翻了富凱大多數罪名，包括最嚴重的謀反罪。鑑於富凱身為大臣，犯有貪腐及挪用公款等罪，法庭判處將富凱流放（具體地點由國王欽定），非法所得全部沒收。路易原希望將富凱判處死刑（他在私人日記中早已宣言“我不會與任何人分享權力”），以此樹立自己的威信，但這一結果無疑令他顏面掃地。對於那些不聽招呼的法官，國王終身不肯原宥（大多被髮配到邊遠省區）；而對於富凱本人，路易決定打破先例，動用“國王法權”，判處富凱終身監禁。
根據法國政治傳統，國王是國家的首席大法官，權力至高無上，但與此同時，國王也必須履行維護法律權威、主持公平正義的職責——此即波舒哀主教（Bishop Bossuet）所謂絕對權力（法國）與專制權力（俄羅斯、土耳其）差別之所在。因此歷史地看，國王行使法權通常是“開恩”以示仁慈（比如減輕甚至赦免刑罰），而不是相反。
路易改判的理由冠冕堂皇：富凱掌握太多“國家機密”，一旦逃之夭夭，後果不堪設想。其實正如富凱日後在“自辯書”中所說，國王不肯將他流放，真正的原因是他掌握了太多“國王的機密”——以富凱之名挪用的公款，相當部分都歸入國王囊中。科爾貝經過研究，也發現了其中的奧秘：馬紮林紅衣主教可以輕易地將個人財富拱手轉讓給國王（路易有言：“朕即國家”），同時又可以輕而易舉地竊取包括國庫在內的一切公共資源，這一筆糊塗賬誰也算不清，乃是由於“公（國家的公共財富）私（當權者的私人財富）不分”的緣故。
十七世紀是法國王權制度轉變的分水嶺。在此之前，國家財政掌握在權臣手中，國王受制於人，難有作為，但民族國家的發展壯大又迫使君王必須直接控制公共資金，保障財政安全，否則任何偉大的社會改革計劃都無從實現。反之，以等級特權體系為基礎的舊制度，為維護既得利益，必定會竭力抵制日益擴張的中央集權，這也是路易必須要拿富凱開刀的根本原因（富凱下獄後，財政總監一職被永久撤銷）。
誠如美國曆史學家皮茨（Vincent J. Pitts）在《富凱的審判》（Embezzlement and High Treason in Louis XIV’s France: The Trial of Nicolas Fouquet，2016）一書中所說，富凱一直以為科爾貝對他的構陷是出於“嫉妒”和“覬覦”；科爾貝在國王面前卻堅稱，他和富凱之間並無“個人恩怨”，扳倒財政總監純粹出於“政治需要”——可謂一語道破天機。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丁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