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與宋子安
1932年8月，盛夏的暑氣正濃，蟬鳴聲聲入耳，灼熱滾燙的太陽光，卻怎麼也照不進上海萬國公墓的大門內。
墓園外，一排排荷槍實彈的保鏢仔細監控著四周，不同的打扮，卻並沒有掩蓋掉幾波人身上如出一轍的血腥和狠辣氣息。
那是上過戰場的證明，是軍人的徽章。
在他們水洩不通地看守下，整個墓園如鐵桶一般，人影不見一個，這對常常有高官富人出入的萬國公墓來說，實乃奇觀。
偌大的墓園內，除了花草被風吹動的聲音沙沙作響，幾乎萬籟俱靜，在這樣的環境下，淺色的嫩樹粉花，竟也透露出些許詭譎。
宋嘉樹與倪桂珍合葬墓
在夫妻合葬墓前，六個人整整齊齊站在那裡，神色肅穆，難掩哀痛，定睛望去，竟無一人是無名之輩。
看來這就是門外士兵們清場也要保護的人了。
宋藹齡、宋慶齡、宋子文、宋美齡、宋子良、宋子安，宋氏家族鼎鼎大名的一家六口，在一個特殊的日子破天荒地聚到了一起。
他們的母親倪桂珍一年前去世了，作為子女，他們無法接受母親的一週年冥誕無人陪伴，卻在一系列瑣事中將時間拖延到了如今。
彼時六人早已因政見不同分道揚鑣許久，久違的見面儘管讓氣氛有些微妙，但是還有作為一家人的熟悉和親密。
宋家家族合影
作為家中二姐的宋慶齡，就與其最疼愛的弟弟——宋子安，在父母墓園中合影，照片背後，她親手寫下了八個字。
“樹長萬代，葉落歸根”。
樹木代代生長，樹葉終究會落於根部——“我們是一家人，終究還是要聚到一起的。”
那時的二人怎麼會知道，最終，他們甚至連最後一面也未曾見到。
照片背後宋慶齡親手書寫的八個字
宋子安在宋家是個邊緣人。
當然，這並不證明他不受父母兄姐寵愛，實際上，作為家中幼子，他得到了宋家最多的疼愛。
可是，宋子安與家人不一樣。
他討厭政治，他認為是“它”將本來和諧美好的宋家攻擊得支離破碎。
他不喜鬥爭，終其一生，都在為家人的重歸於好而努力奔波。
一定程度上，他還有點單純，表現在對時勢政局的不敏感和不細心上。
畢竟，是曾被三姐夫諷刺過“彼誠幼稚而天真之人也”的人。
宋子安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人，卻能夠成為唯一能夠與宋慶齡交流往來的宋家人。
宋子安比宋慶齡小13歲，按理，他們不該有什麼共同語言。
1906年，是宋子安出生的年份，這個時間點，對他來說著實有些尷尬。
父親宋嘉樹與民主領袖孫中山早已結為堅定的革命戰友，窮盡家財的支援與四處奔走，讓他的成長中缺少了許多父親的影子。
令人欣慰的是，幼年時，還有母親倪桂珍時刻看顧著他。
倪桂珍是個虔誠的基督教教徒，從小較早地接觸了西式教育，會彈琴、會英語、會經商，在某種程度上，她是要比丈夫更加稱職的存在。
這種稱職不僅體現在對丈夫及子女政治方向的大力支援上，也體現在她作為一個母親對孩子的管制教育上。
她與丈夫的教育理念大致相同，甚至更嚴厲。
倪桂珍和孩子
六個孩子個個的出類拔萃，挨個將他們送出國外留學，卻沒有一個孩子選擇留在國外，安逸生活。
只是，時間總不是寬容的。
實際上，二兒子宋子良出生時，他們一家人的生活已經掀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了。
父母逐漸變得忙碌，甚至因為政局變動逃離國外，等到宋子安降生之時，家中最大的姐姐——宋藹齡，已然前往美國留學2年之久了。
就連二姐宋慶齡和三姐宋美齡，都在小弟生下來後的第二年，就雙雙奔赴了美國。
宋氏三姐妹
家族眾人四散而去，歸期不定，父母又常年投身革命，四處奔波，儘管給予了宋子安相同的學習資源，相較於兄姐嚴格的管制，對他還是鬆懈了不少。
這讓宋子安養成了與其他孩子不同的性格，比如享受安逸、比如不喜學習、比如，不理解家中分歧從何而起。
1915年，是宋慶齡與宋家人出現的第一次大的分歧時間點。
她要嫁給孫中山。
宋慶齡與孫中山結婚照
在給妹妹宋美齡的信件中，向來靦腆內斂的宋慶齡曾這樣形容孫先生：
“我從來沒有這樣快活過，我也能幫助中國，我也能幫助孫博士，他需要我。”
“外柔內剛”與宋慶齡是如此的契合，她一直都有一顆報國救國的心，更希望將自己的一生獻身於為了人民的革命之中。
遇到孫中山前，他是她的偶像；接觸孫先生後，他是她的愛人，更是她想攜手一生走過的戰友。
而對宋嘉樹和倪桂珍來說，孫中山可以是夥伴、可以是同志、可以是朋友，甚至可以是追隨者，唯獨不能是女婿。
要知道，他比宋慶齡大了整整27歲，甚至還有正妻未曾離婚。
此時的孫中山很窘迫，朋友都在反對，宋慶齡父母也在反對，贊同的人寥寥無幾。
而其中，就有慶齡的弟弟宋子安和妹妹宋美齡。
宋慶齡與孫中山合照
一人年齡還小，不懂其中的彎彎繞繞，只知道二姐要嫁給一個喜歡的人，無可厚非。
而另一位同樣年華正好，嚮往浪漫的她對二姐破釜沉舟的勇氣十分敬佩，自然成為了其支持者之一。
或許，這也是宋慶齡晚年對這兩位弟妹念念不忘的原因之一。
可惜，世事無常。
1926年，成績優異的宋子安考入哈佛大學，不可避免地踏上了與兄姐同樣的路程，只是不再過分艱難。
大姐嫁給了孔祥熙，財政廳廳長夫人的職位竟也為他添上了一層光環。
二姐夫雖然去世已一年，但是二姐作為民主先鋒的遺孀，義無反顧扛起革命大旗，名氣威望在此刻已達到頂峰。
大哥宋子文在政府身居要職，而且作為哈佛知名校友，也為宋子安在校內的生活學習也增添了不少便利。
宋子文
此時的他是志得意滿的，儘管兄弟姐妹個個出類拔萃，不遜他半分，但是依舊為這個幼弟的出行操碎了心，宋慶齡就曾與友人在信件中提到此事：
“宋子安，我們的小弟弟，將於今秋進哈佛大學......”
此時，似乎一切都好，但是變故同樣發生在一年後。
1927年，宋美齡決定嫁給還在下野期的蔣中正為妻，此訊息一出，引起大片譁然。
若是此親結成，就證明這位野心勃勃的人物將與富可敵國的孔祥熙、手眼通天的宋子文、以及孫先生的夫人宋慶齡結為親族。
這是何等強大的一股勢力。
不過，此時的宋慶齡卻相當不滿。
倪桂珍和家人合照
不久前的“四一二”政變還歷歷在目，國共合作被這個男人一手破壞，宋慶齡早就對他沒什麼好印象了。
就像曾經趕去阻止她與孫中山結婚典禮的父親一樣，她極力反對妹妹的這段婚事，二者的結局卻驚人般的相似。
此時的宋子安還在哈佛翠綠的草坪上與同學暢聊金融經濟，又怎會得知此時政治衝突已經讓自己美滿的家庭逐漸分崩析離。
甚至，畢業後，他還特別有心地前往了二姐宋慶齡暫居的德國，小聚了不短的時間。
姐弟二人四處旅行，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宋慶齡幾乎忘記了自己作為革命者的身份，只像一個普通的姐姐，帶著自己疼愛的弟弟，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
宋慶齡大學畢業照
此時已經22歲的宋子安真的什麼都不知道嗎？
未必。
作為宋家子弟，又是金融學的高材生，他對細節的觀察和大局的把握不說手到擒來，也稱得上是成竹於胸。
正如他在旅行中發現二姐經濟狀況窘迫，便拿出自己全部的錢財交給了秘書章克。以一種無比隱晦的方式幫助了姐姐，又沒有傷害到她的自尊心。
又比如日後他臨危受命，負責運送物資卻遇到敵方轟炸時，有條不紊地指揮作戰，成功躲過攻擊，將救命物資安全送達。
又或許是在家族四散，隔閡深重之時牽線搭橋，遊走三方，得以讓幾人冰釋前嫌。
可惜，人的聰明才智在時代的影響下，總是顯得那麼的微不足道。
宋子安與宋慶齡在父母墓前合影
回國後的宋子安擔任過中國國貨公司董事、廣州銀行董事會主席等職，相較於哥姐在歷史舞臺上的揮斥方瓊，他著實有些低調。
可是再低調，也掩蓋不了家中尷尬的現狀。
二姐作為威嚴深重的先烈遺孀，竟然選擇分離出宋家，單獨站在了家人的對立面，尤其對三姐夫的敵意，簡直毫不掩飾。
同時，大哥宋子文也頻頻與三姐夫在桌上對戰，讓他十分頭疼。
當然，俗話說得好，血親之間，打斷骨頭還連著筋，就算有分歧，也不至於到老死不相往來。
1937年，抗日戰爭打響，急迫的形式不得不讓一母同胞的中國人暫時放下內部恩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兩方簽署停戰協議，放出合作宣告那天，宋慶齡直言：
“國共二次合作，我感動得幾乎要落下淚。”
也就是在這段時間，宋家人的關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緩和。
彷彿，他們從未產生過芥蒂，一直都是一致對外的親密家人。
1940年3月31日，也就是汪偽政府成立後的第二天，三姐妹聚集到了香港，親密交談，相互打鬧。
這在無數國民眼中，是百年難遇的奇景。
對他們來說，這是促成合作的顯著標志，但是對宋子安來說，這卻是家庭親人重歸於好的最佳證明。
可是，1947年後，這一切徹徹底底的成為了泡影。
宋氏家族部分人合影
1947年，大姐宋藹齡首先遷到了美國。
1948年，宋子安和宋子良也飛往了美國。
作為國民政府中流砥柱的宋子文，則在1949年，帶著妻子飛往了洛杉磯。
那裡曾是他選擇給女兒留學的地方，如今卻成為了他們生命終點的落腳之處。
宋美齡則是跟隨丈夫，最終奔向了那個島嶼。
自此，宋家六口之家，分別在中國大陸、臺灣、美國三地定居，直至死亡。
對宋慶齡來說，這樣的分離對她是最痛苦的。
大姐宋藹齡在飛往美國時曾給她寫過一封信：
“如果我有什麼不測的話，請記住我非常愛你。”
宋子良與宋美齡同樣從海外給她寄過一封信：
“最近，我們都經常想起你，考慮到目前的局勢，我們知道你在中國的生活一定很艱苦，希望你能平安、順利......”
開國大典上，宋慶齡走在主席身後
大局已定，拋去立場不同的身份，他們對親情的渴望漸漸加深。
可政治立場就像一塊橫亙在喉嚨中的魚骨，吞不下去，也拿不出來。
宋子安遠離政治的身份讓他成為了最大的贏家，常年因工作原因遊走於香港與美國間的他偶爾也會帶著妻兒去三姐家中小聚。
1963年，已經57歲的宋子安終於促成了大哥和三姐夫婦冰釋前嫌的見面，他無比歡喜，像是打了一場勝戰一樣。
他們常常見面，時間阻隔不了他們，空間更無法阻礙愈發便利的交通工具。
除了中國大陸的那條海岸線。
宋子安與母親
1949年10月1日，宋慶齡在開國大典後感嘆道：
“我知道這一次不會再回頭了，不會再倒退了，這一次，孫中山的努力終於結了果實，而且這果實顯得這樣美麗。”
她從未後悔，只是她的思念，卻在一次次親人離世的訊息中，像一棵樹，紮根的越發深重。
1969年2月25日，農曆正月初九，無數人民還沉浸在過年的喜悅中時，宋慶齡卻得到了一個彷彿晴天霹靂的訊息。
宋子安去世了。
這是她最疼愛的小弟弟，也是她寫了無數封信也想再見一面的親人，幾十年前的分別，竟是永別。
她悲傷至極，卻也不忘親自擬一張電報發出：
“請向宋子安夫人轉達我喪親的巨大的震驚和深切的哀痛。我願放棄給我的任何遺產，將它們留給子安的子女。”
1968年,宋子安夫婦參加長子大學畢業典禮
屬於宋慶齡60萬美元的遺產，一直在宋子安手上儲存著，儘管她從未見到過那位弟媳，但是她依舊想為這位弟弟奉獻出自己最後一絲力量。
後來，大姐宋藹齡去世了、弟弟宋子文也意外去世了，每一次，都是透過報道她才知道的，每一次，她都無法前去參加葬禮。
她當然可以不管不顧地前去，作為國家高階官員，她甚至可以包機隨時出國。
可她怎麼能走呢。
兩位領導人對她尊重至極，甚至曾直言：
“我們黨的一切大事，我們都會告訴你，你都可以參與。”
自從孫中山去世後，宋慶齡將代表著稚嫩的劉海梳了上去，從那刻起，她身上就背了沉重的包袱。
很沉很重，流下的汗，甚至都是苦的。
她也想見見親人的。
她說：“他的二姐非常想念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跟他見一次面。”
“我親愛的小弟，他身體很健康，卻在香港暴死，死因至今還沒有弄清楚。”
她說：“我妹妹可能要回來了，你們在接待的時候要注意……”
“可能我妹妹回不來了。”
他們親人見面的機會，就這樣，一次次、一年年的，在無數的牽扯和羈絆中成為了泡影。
有人說宋副主席堅守家國大義，斬斷親緣何其可貴。
可是，這個曾經靦腆羞澀的女人，唸叨的無數聲“家人”、“弟弟”、“妹妹”，在沉默中，響亮的振聾發聵。
宋子安與妻子兒子合影
宋子文曾送了宋慶齡一架鋼琴，晚年的她常常坐在琴前，彈奏家人都喜歡的老歌。
那時的宋慶齡便會回想起，晚飯後，夕陽下，幾個半大的孩子圍在父母身邊，母親彈奏起那段熟悉的旋律時，家人默契的唱起一首溫暖的歌謠。
這個場景，是宋慶齡可望而不可即的夢。
可是，這又何嘗不是他們的夢。
上海萬國公墓如今被改成了“宋慶齡陵園”，那裡如今葬著的宋家人只有宋嘉樹夫妻和宋慶齡以及一位侍奉了她幾十年的老僕人李燕娥。
“樹長萬代，葉落歸根”。
宋慶齡與宋子安那年的合照，那年的誓言，最終稱得上圓滿的，竟然只有二人在父母墓碑之前一瞬間的定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