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東戰場上明軍與後金在廝殺，京師朝堂裡皇帝和大臣在博弈，國庫統計的赤字，皇倉倉底的餘糧……大明朝絕大多數“短視”的百姓們並不關心那些眼睛看不到的東西，手中飯碗填滿與否，寒冬臘月衣裳厚薄，婚喪嫁娶要的酒肉……這些才是他們最關心的東西。
1
天啟7年（1627年），34歲的安徽人吳應箕（ji 一聲）在路過河南真陽縣（今河南駐馬店正陽縣）時，被縣城外荒涼景象所震驚，震驚之餘他將當日所見所聞一一記錄下來，為後世提供了明末百姓生活的最真實寫照。
荒地
出城門20裡後，放眼看去四周都是黃白茅草，雜草中條條田埂痕跡依稀可辨，而田地之中並無莊稼， 從出發到此，近40裡田地全然荒廢。
據身邊車伕（轎伕）說，此縣周圍地方都是如此，隔壁鄰縣稍好一些，不過也荒廢了近一半。
之後一行人進了驛站，除了看火老者外還遇到幾個差役。
大家坐下聊天時，吳應箕忍不住問為什麼這麼多田地無人耕種，任其荒蕪，難道百姓都不用交稅了？
大家異口同聲說：“那些都是好田，怎麼可能不用交稅！”
吳應箕越發好奇：“既然如此，那為什麼無人耕種呢？要交稅卻不耕種，稅從何而來？”
眾人回答：“因為沒牛。”
吳應箕接著問：“為什麼沒牛？”
接下去，他們開始向吳應箕詳細解釋起來：“因為本地官府常常將出錢出力的差事攤派到家裡有牛馬的人頭上，差事要求高時間緊，大家受不了，只能偷偷把牛賣了，避免官府再來攤派。但牛賣了，田自然也就沒法種了，種不了田，稅卻跑不掉，這邊種不出糧食，那邊稅還要交，大家實在活不下只能逃走去別處謀生，所以那些田地也就荒廢了。
官府收不到棄田逃跑者的稅，就把缺額派到他們親戚身上，親戚受不了逃走了，官府又派到本村人身上，家境好的人勉勉強強可以交稅，而交不起的人便又只能逃跑，所以現在縣裡人跑得越來越多，田也就荒得越來越多。”
逃荒
吳應箕接著問：“那為什麼不乾脆把田賣了換點錢？”
眾人又回答：“官府按家有田地大小派稅派工，田地越大派得越多，家裡虧得也就越多，現在大家都想把田地從自己名下去掉，誰還會買？就是因為這樣，所以現在田地寧可讓它荒廢在那裡，也沒人願意去種。”
“就沒有人去縣裡找官府反映這個情況嗎？”
“好不容易做了官，除了貪汙受賄，還有不擇手段完成上面派下來的錢糧指標好保住官位，他們怎麼會去管其他的事？之前就有人將情況反映到縣裡，結果被暴打一頓，從此誰都不敢再去反映了。”
吳應箕不禁又問：“這裡是交通要地，總有別的領導往這裡過吧？他們看到這個情況，有沒有追問過呢？”
眾人回答：“沒人問過。”
吳應箕所記載的這件事雖然發生在天啟七年，崇禎要明年才會登上皇位，但明朝百姓的生活早已是進入了一個水深火熱的境地。
地方官員為了完成上面分攤下來的稅收指標，不論稅額定得合理與否，只求千方百計完成任務從而保住自己的官位或討上級歡心，完全無視百姓死活。
就記載者吳應箕接觸到的情況來說，此時官府為了徵稅，其手段已然是匪夷所思，喪心病狂了。
災民
無力或無法收繳的稅款，居然要旁人來交，本來只是一人一戶逃跑，小面積人口流失田地荒廢，現在卻讓官府弄得整村整縣百姓紛紛逃亡，土地接連成片開始荒蕪，而官府依舊不管不顧，繼續在尚未逃離百姓的身上敲骨吸髓，以完成徵稅指標為唯一目標。
探究這個人禍根源，其一在人性貪婪。
許多地方官府為了貪汙常常私自加派，中央攤派下今年稅收目標，省、府、縣層層加碼，經手官員越多，百姓負擔越大。
另一個就在於整個明朝官僚集團不切實際，不顧民生的強硬管理手段。
2
地方上稅收的足不足，收得多不多被定為考核官員升遷的重要指標，而治下人口多寡，田地荒廢與否……一系列民生問題，上上下下無人在意。
在這種風氣下，稍有良知、希望改變現狀的官員必然不能生存，他們無法或不願去完成這種變態的徵稅，自然也就無法升遷取得更大的決策權話語權，繼而去改變和阻止這種人禍，而情況更糟的是，他們往往因為收不上稅被上級貶官撤職，甚至下獄。
那些阿諛奉承之輩、心狠手辣之徒，深諳官場規矩者則會想盡辦法敲碎百姓最後一塊骨，榨乾黎民最後一點血，再將這些點點滴滴俱化為銀錢米糧的稅收墊在腳下，以便自己能爬上高官厚祿。
貪官汙吏
可以說，以徵稅作官員升遷考核指標不僅僅消滅了大部分良知尚存的官員，還將那種平日裡既談不上好，也說不上壞的中間派官員推到了使事情越發惡化的那一面。
當絕大多數官府官員眼中只能看到 “稅”這一個東西時，黎明百姓被迫棄田逃跑便應該算是“水到渠成”之事了，不足為奇。
更為恐怖的是，吳應箕在記載的最後提到，不僅是本地官府不管不顧，所有看到此情此景的官員全是一副見怪不怪的模樣，不難看出，官府暴力征稅導致百姓棄田逃跑之事並非真陽縣一縣獨有，而是大規模大範圍存在的情況。
這個大規模大範圍是多大？明年上臺的崇禎皇帝知道這些事嗎？他又會採取什麼措施來拯救百姓？
3
崇禎元年，陝西延安爆發了一場嚴重的饑荒。
延安人馬懋（mao 四聲）才奉命入陝西調查受災情況，途中，他將目睹的慘狀記錄在冊，整理之後作《備陳災變疏》上奏崇禎。
崇禎皇帝
“延安府去年一年未下雨……百姓紛紛上山採食蓬草，蓬草粒如穀子殼，味道又苦又澀。十月份後，山間蓬草全部吃完，百姓開始剝樹皮吃，年末，樹皮吃盡，百姓又進山挖一種稱為‘青葉’的土塊充飢，這種土塊腥味大難以下口，但只要吃一點便有飽腹感，不過數日之後人就會因腹脹而死……
……更奇怪的事，小孩或獨行者一出城門便會消失得無影無蹤，當發現城門外有人在吃XX後，才知道之前那些失蹤者都去了哪……”
先吃野草再吃樹皮，樹皮吃盡又開始吃會腹脹而死的“青葉”，最後連同類也開始……
之後，馬懋才分析造成這種人間慘劇的原因，
“……官府受到上級壓力，不得不從嚴徵稅。一戶只剩一二人，則這一二人交一戶稅額，一甲（十戶為一甲）只剩一兩戶，則這一兩戶交一甲稅額，以此類推，一里（十甲為一里）一縣都是這樣……未逃者含恨而逃，飄零他鄉，無依無靠，最後聚而為盜，以打家劫舍為生，匪跡遍佈關中。”
從天啟七年到崇禎元年，從中原河南真陽到關中陝西延安，時間跨度雖小，距離範圍卻不可謂不大，在延安發生的官逼民逃與河南正陽如出一轍，結合兩端材料末尾分析，全國範圍不盡可知，但這種人禍至少盛行在中原與關中兩地，這些地方人口稠密，受害百姓數量當是不計其數。
延安饑荒的起因本是天災（未雨），當地官府如果做好賑災本職工作，不說百姓人人得救，避免當地社會秩序全面崩潰總是問題不大。
可現實是，天不下雨百姓種不出糧食靠吃草吃土續命，官府不施救濟也就罷了，竟然還依舊以常年標準徵稅，之後便如吳應箕在河南真陽見到的一樣，未逃者替逃者交稅，繼而逃者越來越多，人走田荒，第二年春耕無人耕種，饑荒愈演愈烈。
災荒
另一面，外出逃難者為了活下去又開始鋌而走險，為強盜為土匪，關中地區正常社會秩序受到全面衝擊。
官府催稅——百姓逃稅（棄田）——發生饑荒（天災或者人為）——稅源劇減——官府催稅（未逃者），這種惡性迴圈一日大過一日，大明王朝所剩不多的生命正在快速流失。
除以田徵稅外，各地官府各種肆意加派的徭役同樣壓得百姓骨裂肉碎。
4
崇禎七年，大名府（今邯鄲大名縣）奉命運送一批糧食去天津，按紙面上規定官府呼叫百姓做工需要支付薪酬。
當地官府不僅一毛不拔，還直接將兩千輛車的運輸指標攤派到當地每戶人家頭上，強制百姓義務勞動，之後又改為百姓不願出力或不能出力者，可以向官府繳納二兩銀子免去做工。
本年間，農民軍殺進河南，後金軍入侵宣府（今張家口宣化區），中原河北地區正值兵荒馬亂之際，遠去天津風險極大，許多百姓為求活命，只得無奈交錢，當地官府藉此機會大撈特撈一筆。
按之前馬懋才上報的奏疏，崇禎應當知道百姓們的遭遇，
可是終究崇禎一朝，民生方面並沒有得到有效改善，反而是每況愈下。
難民
崇禎三年，朝廷在原有“遼餉”基礎上加徵三釐，崇禎十年加徵“剿餉”，崇禎十二年再加徵“練餉”，前後共計多徵一千六百七十多萬兩。
這些新加派的稅，無疑狠狠一腳將百姓完全踢進地獄，同樣的，它也加速了崇禎皇帝自己靠近死亡的速度。
以第三方立場來看，身為最高領導人的崇禎皇帝確實有很多不得已而為之之事，但那些被官府催稅逼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百姓們誰又能說他們有義務有責任必須去理解那些皇帝的難處，並示以同情呢？
一個不愛人民的王朝，註定會被其人民的屍首所徹底湮沒。
農民軍領袖李自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