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中國抗戰的種種跡象已經明朗，日本徹底失敗已為時不遠，血雨腥風中國在這場戰爭中失去了很多，但付出總是伴隨著收穫，我們贏得了國際上應有的尊重，廢除了不平等條約，更可貴的是長了民族誌氣！
此時報刊、電臺、多為肯定蔣介石的溢美之詞，蔣介石卻仍不滿足，他“心願未了”：中國共產黨一直在壯大、似乎越來越成“氣候”，朱德也在他的抗日報告裡說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共有九十幾萬軍隊，另外還有二百幾十萬民兵——這對蔣介石來說可謂是個“要命”的數字。
而這個數字，幾乎涵蓋我軍所有精兵強將，也成為了我後期四大野戰軍的雛形，其司令員皆由我軍統帥級戰將擔任，新中國成立後他們也被授元帥軍銜，但是四大野戰軍統帥離不開他們的親密助手——參謀長，他們為革命同樣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建國後都授予什麼軍銜呢？
時光飛逝，時隔不到四年。1949年初，讓蔣介石瞠目結舌的是：解放軍“要命”的人員數字還在急速飆升，原來的大小、強弱，迅速幻化，眼看著大勢被慢慢蠶食，國民黨軍“優勢已不在我”。
為了適應我軍形勢迅猛發展的變化，1948年11月，我黨頒佈了部隊番號的條例，要求各野戰軍：逐步實現正規化，全軍部隊番號按照部署統一進行規定。隨即各野戰軍以四個區劃分整編，梳理隸屬關係，由此大名鼎鼎的西北、中原、華東、東北野戰軍正式亮明瞭“身份”；1949年1月底，三大戰役的勝利宣告國民黨精銳消耗殆盡，長江北面的反動政權已是負隅頑抗，存活不了多久了，掃平全中國，徹底建立新中國的日子已屈指可數、未來可期。
由此按地名命名的番號也就顯得“落伍”了，由此：原西北野戰軍改編為第一野戰軍，由彭德懷掛帥。該軍歷史悠久、幾經奮戰，其驍勇善戰程度從抗日戰爭的浴血殺敵、陝甘寧“不為瓦全”那一段歷史中就已初露端倪了。
該軍參謀長閻揆要，於1904年出生於陝西省佳縣，中學讀書時就開始接受進步思想，並逐步確立了革命理念；1925年他作為黃埔軍校一期生參加了東征，因頗有戰果，成為國民革命軍團長；在進步思潮影響下於1926年加入我黨，並發動了陝北清澗起義，成為陝北地區最早開啟武裝鬥爭之路的先驅。
1930年，楊虎城的部隊進駐陝西后，閻揆要受黨組織的派遣，來到了楊虎城的部隊工作，為協調部隊作戰、往來合作事宜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周恩來當年在給閻揆要的信中曾經囑託於他：“你擔負的工作，是極為重要的，小心謹慎”。西安事變發生後，閻揆要根據周恩來“抗擊蔣軍七天內不得進西安”的親筆指示，帶領一個團佈置在前沿一線，與前來進攻的國民黨軍激戰，成功守住了通往西安的大門，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938年秋，閻揆要根據黨的部署，離開國民黨軍重返八路軍指揮機構工作。解放戰爭開始後，閻揆要任第一野戰軍參謀長等職務，先後協助彭德懷司令員組織指揮了西北戰場的西府、荔北、陝中、扶眉、蘭州等著名戰役。
在1947年5月3日的延安保衛戰中，胡宗南部隊抵近解放軍掩護陣地，但我軍卻停止了進攻，胡宗南滕然感到更加的恐懼，因為與我軍交手這麼多年來，他深知我軍打仗的習慣，通常是晝伏夜出，一輪攻擊停止後，接著而來的是又一輪更加猛烈的進攻。
果不其然，到5月3日傍晚，彭德懷就指揮西北野戰部隊對蟠龍發起了第二輪進攻，原來5月3日的一整天，閻揆要都在開“戰時諸葛亮會”，作為率領深入敵後破襲延安以南的公路的奇兵，他們在討論夜間進攻的問題，會後大家都認為對壕作業勢在必行了。
所謂對壕作業，就是把壕溝一直開到敵人陣地的碉堡下，靠壕溝的掩護衝到敵人的陣地上去。5月3日晚間戰鬥一打響，我軍的每個連、每個排都安排了大量的對壕作業部隊拼命地挖啊掏啊，到5月4日清晨，一條條壕溝彎彎曲曲伸向了胡宗南167旅的每一個陣地。野戰部隊從壕溝裡不斷衝向敵陣，嘶殺聲、喊殺聲、槍炮聲響成一片，當即拿下了陣地。
新中國成立後，閻揆要被授予中將軍銜。歷任中央軍委情報部部長、軍事科學院副院長等重要領導職務；戎馬生涯60餘年，其長期在軍事戰線上擔任高階指揮員，叱吒風雲，充滿傳奇，可是晚年的他從來不談自己。很多人曾經多次請他談談他的傳奇經歷，想為他寫點什麼，但他總特別低調樸實地說：“我沒有什麼可講的，也沒有什麼可寫的，過去的事情已經記不清了。”
原中原野戰軍改編為第二野戰軍，由劉伯承掛帥。其前身是值得大書特書的，由其正是抗日期間威震四方的八路軍129師和晉冀魯豫野戰軍。
該軍參謀長李達在我軍軍史上也堪稱傳奇，從我軍建立紅色根據地開始，直到朝鮮戰場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從軍任參謀長時間更是長達40年，可以說，他見證了了我軍從幼年到成年每一步成長。
1931年加入紅軍後的李達，就擔任了獨立師的參謀長，而他具有傳奇色彩的參謀長生涯也就此開始。其不俗的軍事指揮才能，在各大戰場中屢建功勳，新中國成立後被授予上將軍銜。
要說他伴隨哪位元帥的工作時間最長，那非“軍神”劉伯承莫屬了。從1937年西路軍被國民黨多番圍剿開始，李達就接替左權出軍參謀長，就此與劉伯承一路同行、生死與共，開始了長達十幾年的相伴，“軍神”軍功章上光芒，必定也有他的勞苦功高。
內戰爆發後，冀魯豫軍區以不屈不撓的戰鬥獲得了一系列勝利，狠狠粉碎了敵軍“借國共和談、行武力之事”的陰謀詭計。特別是在參與指揮上黨、邯鄲戰役時，他積極協助劉伯承指揮大軍，先後在上黨地區殲滅國民黨軍隊十三個師，在邯鄲地區一舉吃掉國民黨軍兩個軍，將蔣介石發動內戰的囂張氣焰狠狠打消，捍衛了抗戰根據地的勝利果實；此外，李達利還用智慧，成功使得國民黨軍長高樹勳倒向我軍，兵不血刃，即讓戰役的勝利的天平歸屬於我軍：
當時的國民黨戰區副司令高樹勳，因不是蔣介石的嫡系而飽受欺壓。抗戰勝利後，蔣介石逼迫他朝我軍進發，視其為炮灰部隊，高樹勳對此大為不恥。劉伯承瞭解高樹勳有進步傾向後，決定將策反的艱鉅任務交給李達，動員高樹勳“戰場起義”。此舉如獲成功，將壯大我方陣營，動搖蔣介石的軍心。
當即，參謀長李達冒著流彈穿越火線，前往危機重重、敵軍首將態度尚不明朗的十一戰區長官官邸。李達對高樹勳曉明大義：“希望你以民族為重，戰場起義善莫大焉！”高樹勳也忐忑：“就地起義？”隨即，李達與高樹勳徹夜長談，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說明接下來的具體計劃和部署。高樹勳跟隨蔣介石這個“火坑”的思想逐漸被動搖，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功，他還仍未下定最後的決心。
“你這樣寄人籬下，有沒有想過明天？蔣介石是如何對待部屬的，你應該比我更清楚。”李達看出高樹勳有瞻前顧後的想法，隨之加強了心理攻勢，“退出內戰，才不愧對於對苦難的同胞；停止內戰，這才能告慰抗日陣亡的將士；高先生作為蔣介石圈外的雜牌是沒有明天的……”
高樹勳最後的心理防線鬆動了：“我的妻子現在在徐州。如果我們馬上宣佈起義，國民黨恐怕要置她們死地。”高樹勳的擔心合乎情理，李達如不處理好這個問題，起義將會卡在最後一步；鄭重思考後李達回應：“這是一個重要問題，但是以我黨地下工作者的能力，相信是有機會接貴夫人安全轉移的！我馬上去請示上級設法解決。”“好！好！”高樹勳對家人安全的顧忌打消不少，情緒明顯好轉起來，接下來的起義計劃也就慢慢清晰了。
洽談的初步成果有了，李達返回駐地向劉、鄧彙報。劉伯承馬上致電中央，請求解決此事。最後，由新四軍的陳毅及時聯動，派我徐州的地下黨設法營救，有驚無險地轉移高樹勳的夫人和家人，成功擺脫了敵方眼線。一個重大而複雜的事情，就在我黨的周密部署下果斷而乾脆地解決了。
原華東野戰軍改編為第三野戰軍，由陳毅掛帥。值得一提的是，實際上粟裕作為副司令員代理了主要的軍務，張震為參謀長，下轄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團共15個軍，看其人員隊伍編制的龐大，就可見威猛程度和戰果數量。
張震，年輕時就已經看到了舊中國民不聊生的人世百態；1934年，他從經歷長征開始，到駐晉辦事處參謀；從新四軍的發展壯大，到諸多戰役的一線指揮，為新中國踏平了無數坎坷與險阻；全國內戰爆發後，他奉命率領華野九縱首殲國民黨軍大勝；隨著解放戰爭的發展，他參加了泗縣、豫東、濟南等重大戰役，為建國大業的建立爭取到了大量時間。
大家可能知道，我軍的許世友將軍是個“武林高手”；而張震單名一個“震”字，不但人如其名，也是位威“震”武林的高手。在那個年代，“投筆從戎”大有人在，而很多習武防身，在動亂年代以求自保的民眾更是不缺。張震的“功夫”是什麼？他不像別的戰士在槍支彈藥匱乏的年代手拿紅纓槍、棍棒等尋常武器，他居然常常手持“梭鏢”，又狠又準，堪稱先發制人的“狙擊手”，此外，近身“刀法”也獨步一絕。
何解？請看這一戰：1932年6月底，張震隨紅軍部隊南下廣東追擊粵軍，突然接到師部要求，要他們迅速抵達南雄梅嶺守衛梅關的命令。作為連指導員的他，立即率隊急行軍奔赴梅關，山路十八彎的環境下兩個小時奔赴70里路，簡直是“神行太保”。
一上梅關，張震立即進行周密的佈防工作，將主要兵力把守梅關關口，其餘人深入山林草地，進行偵察巡邏，隨時準備殲滅南下的援敵。那時的梅嶺，山高林密、毒蛇出沒，加之山區的夜冷氣襲人、缺吃少穿，飢寒威脅著戰士們的生命。
張震身先士卒，日夜到守關處不離崗半步，伴隨著緊張、寒冷、飢餓堅持了數天。這時，水口之戰已經爆發，聽著山那邊傳來的鳴槍聲，張震焦急萬分，恨不能快馬加鞭，撲到陣前立即拼殺。
命令，張震等的就是追擊水口之戰中潰敗的敵軍的命令終於來了，他隨即如乘風破浪般直撲水口地界；但粵軍優勢兵力擊潰後，發電求援，敵軍甚至派出戰鬥機飛往水口一帶偵察、轟炸。
粵軍來援後，狂妄至極，立馬組織優勢兵力向紅軍反撲，戰鬥激烈。短兵相接的情況下，這時張震“武林高手”的身份又發揮作用了，他親自指揮數十名大刀手，分多路衝向粵軍陣地，展開白刃戰，手起刀落之間，敵人一時居然不敢上前。
發現和張震的“敢死隊”對陣，不是一般的廝殺，簡直是“碾壓”，張震遠戰使得一手好““梭鏢”，近戰一手好“刀法”，這樣的高手，敵人紛紛避其鋒芒；“恐懼”是會傳染的，敵人士氣受挫，頓時一傳十、十傳百，潰逃奔散，我軍順利開啟突破口……
戰局穩定後，敵軍經過這次血戰，退出贛南地區，很長時間內不再驕狂，使我贛南根據地得以寧靜了一段時間。而這一戰，張震在紅軍將士面前暴露出“武林高手”的實力更是路人皆知了……
新中國成立後，張震還在沿海島嶼的爭奪中大放異彩；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1988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改革開放後，張震又先後出任國防大學校長、軍委副主席等重要領導人崗位，是我軍最後逝世的開國上將。
原東北野戰軍改編為第四野戰軍由林掛帥。該軍在幅員遼闊的東北戰場難逢敵手，打造了兵力極其驍勇、武器最為精良、戰將頻出的鐵血之軍。
作為四野的第一參謀長蕭克， 在1955年的授銜儀式上，周恩來授予了蕭克上將軍銜的命令狀。在這次授銜的55名上將中蕭克名列第一，授銜前毛澤東還對他的軍銜一事說明：把你放在這個位置上，別人就算功勳卓著，但看到你在這個梯次上，也就無話可說了。
在革命戰爭年代，他堪稱最年輕的高階指揮官，長期在朱德和陳毅等人的指揮機構工作，先後是數位元帥的直接下級，還兩次出任四野參謀長。在數位開國元勳的薰陶下，蕭克運籌帷幄的軍事能力也得到了質的飛越。
長期在四野任職，兩次出任林的參謀長淵源，還要從紅軍時期開始說起，從井岡山起，直到1931年兩人因工作分開。這段時間裡，蕭克任連長、營長……縱隊司令，可以說，林都是他的直接領導，蕭克也是在林手下一步步由連長直至縱隊司令員成長起來的。
紅軍時期兩人年紀相仿，工作的接觸頻繁，林對於他的軍事素養大為倚重，兩人在作戰上思路接近，臨陣有決心且靈活、戰前穩妥又細緻，由此在軍事能力提升上互相影響很深。1929年秋，蕭克任教導隊隊長，林對他下了指示：我打仗時你要回來執行參謀長職責；戰事休息時你重點抓教導隊工作。這足見對他治軍能力信任，也正是其能力出眾，所以當年參加“七大”的四野將領，除林之外，就數蕭克提拔的最快了。
此外，蕭克頗有儒將風範，其“文學家”的身份，早在抗戰時期就遠近聞名了。甚至有戰友風趣地對他說：“你呀，從軍了，是中國文壇的損失。”但很少人知道，他在紅軍時期的文學素養就初露鋒芒，甚至還是個“幽默諷刺文學”專家，挖苦敵軍的能力令人拍案叫絕，那時，其打油詩就經常讓我軍士氣大振、廣為傳頌。
1934年4月1日凌晨講起，紅十七師利用繳獲敵人的電臺，得知了敵軍給部屬15師師長王東原的電報，紅六軍團團長，當時年僅26歲的蕭克，聽到這一訊息，興奮地幾乎跳了起來：“千載難逢，天意啊！”
原來近段時期來，第五次反圍剿，紅軍遭失利處於低潮，蕭克早就憋足了悶氣，雖說紅十七師也疲憊不堪，兵力比敵人少，裝備比敵人差，但蕭克成竹在胸，一個伏擊殲敵計劃很快就浮現腦海。
4月3日，彭位仁率湘敵16師進軍永新縣城，蕭克故意“睜隻眼閉隻眼”，讓敵軍以為順風順水，一路平安地抵達永新城，隨後，蕭克立即將四個團的兵力部署在永新通往茶陵的必經之道——沙市地段。
沙市，位於永新城西約40華里處，南有滔滔東去的禾河，北是綿延起伏的山嶺，中間田壠長達15華里，兩頭狹窄、中間寬闊，形似當地農家常用的布袋，是一塊天造地設的伏敵“寶地”。
4月4日夜，蕭克冒著寒氣，將所有兵力部署得當，兩頭由英勇善戰的突擊隊扼守；4月5日拂曉，天空下著毛毛細雨，王東原尾隨15師的四個旅離開永新城一路縱隊蛇行西進，大搖大擺，完全放鬆了戒備。
九時許，敵人43旅全部兵馬進入我伏擊圈。蕭克率部憑藉有利地形，率部給敵人迎頭痛擊，攔腰而斷，分而“食“之。敵人後續部隊被紅軍抵擋，無法增援，不到兩個小時，紅軍收緊“口袋”，將43旅全部拿下。生俘千餘，擊斃七百，旅長候鵬飛、旅參謀長趙楚卿耷拉著腦袋、雙雙被擒，繳獲的各種軸重武器堆積如山。
當紅軍撤至禾山休整後，痛飲慶功酒，蕭克也端起一大海碗酒，一口乾完，借酒助興，即席賦詩：“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國軍欲斷魂。四十三旅何處去?只緣陰曹正招兵。 ”眾將士聽罷“盡開顏”，特別是“只緣陰曹正招兵”這句，堪稱幽默諷刺的神來之筆，歡笑之餘令我軍將士特別“提氣”。
結語：
新中國成立後，這四大野戰軍的參謀長都在各自崗位上繼續發光發熱，可無論身居何位，他們始終沒有個人私利，始終服從、服務於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在那些風雨如晦的歲月裡，他們將個人的生死和“地位”置之度外，甚至在全軍授銜的大事上，他們都做到了為人坦蕩、淡泊名利。新中國大廈為什麼堅不可摧？正是他們和無數革命先輩用血肉之軀和高風亮節鑄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