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恐俄症”，顧名思義，是一種“對俄羅斯的恐懼/害怕”的心態。現如今，“恐俄症”的主體已囊括了我們眼中的“西方”。當然，西方各國對俄羅斯的具體態度還是有所差異的，有的是恐俄和反俄，有的則是厭俄甚至是仇俄。

拓展閱讀：

• 一文綜述：俄羅斯人的民族性格
• 讀書筆記：烏克蘭人的終極困惑，“我到底是誰？”

說到這兒，可能有同學會問：為什麼西方人會有這樣的“恐俄症”？一言概之，這種複雜情緒的存在，與宗教、政治、文化等眾多因素均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我查了一些資料，接下來跟大家簡單聊聊。

莫斯科紅場閱兵式

1）什麼是“恐俄症”？

實際上，歐洲的“恐俄症”早在16世紀就明視訊記憶體在了。在當時的立陶宛—波蘭王國，一些政治活動家、歷史學家以及天主教教士，都曾積極地進行過反俄宣傳。

譬如波蘭國王與立陶宛大公齊格蒙特一世（1467—1548）就曾說過：“來自莫斯科的俄羅斯人不是基督教教徒，而是野蠻的殘暴之徒，他們是屬於亞洲的，他們早已與突厥人和韃靼人商定好要摧毀基督教世界。”

齊格蒙特一世把文藝復興的文化引入波蘭，並引進義大利的建築師、藝術家與名廚，促成16世紀的波蘭黃金時代

對於16世紀的西歐各國而言，俄羅斯是一個被“（新）發現”的國度。他們懷著好奇和恐懼之情去了解、認識其風土人情。因此，在到訪過俄國的歐洲人筆記裡，常常會發現不少對俄國的各種負面評價。當然，這些負面評價還是零零散散的，直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也沒有形成規模。

真正“成體系”的“恐俄症”，首先出現在19世紀上半葉的法國。1812年，拿破崙出動64萬大軍入侵俄國，企圖攻佔莫斯科，但由於後勤保障不足和兵力分散等原因，法軍敗退出俄國，最後返回法國的居然只有不到3萬人。拿破崙的慘敗，讓整個法國受到了震撼。

俄法戰爭中的法國軍隊

“有趣”的是，在俄法戰爭中撿漏的英國，也很快成為了“恐俄症”的主要“患者”。原因很簡單，沙俄是英國殖民擴張和爭奪歐洲霸權的主要勁敵。

俄羅斯學術界的多數學者認為，西歐各國“恐俄”的直接原因，與沙俄國際地位的提高、與歐洲傳統強國之間利益競爭的日益加劇以及沙俄政府在國內對自由主義的壓制，均有著直接的關係。

拓展閱讀：居安思危：一文概述，近代中國的兩次邊疆危機

20世紀初進入新疆境內的俄國軍隊

伴隨著十月革命的成功和蘇維埃政權的出現，歐洲的“恐俄症”有增無減。在二戰結束前，“恐俄症”同“反布林什維克主義”緊緊地聯絡到了一起。二戰結束後，鑑於蘇聯做出的巨大貢獻，西方世界的“恐俄症”一度偃旗息鼓，但隨著“冷戰”大幕的徐徐升起，“恐俄症”再一次死灰復燃並活躍了起來。

伴隨著蘇聯解體以及後諸如烏克蘭危機等矛盾衝突的相繼出現，俄羅斯屢次陷入孤立主義的漩渦，“恐俄症”搖身一變，逐漸演變成與普京“作鬥爭”的複雜心理。

拓展閱讀：新版的俄羅斯歷史教科書，是如何評價“蘇聯解體”的？

向無名戰士墓前獻花的普京

2）歐洲人眼中的俄羅斯

俄羅斯有句諺語——“嚮往歐洲幾乎是俄羅斯政治精英的本能選擇”。縱觀俄羅斯歷史，無論是彼得一世、葉卡捷琳娜二世、亞歷山大二世，還是十二月黨人和布林什維克黨人，其文化思想或政治理念中無一不閃爍著“歐洲”的印跡。

比如最先打開了“通往歐洲之窗”的彼得大帝，用自己的方式給所有俄羅斯人灌輸了這樣的理念——“（俄羅斯）不僅要與歐洲國家保持社會文化和文明上的統一，還要具備某些共同的文化和文明價值觀”。

蘇聯版《戰爭與和平》劇照

不過，俄羅斯的主動“歐化”，卻讓西方鄰居們寢食難安。他們在小心翼翼地觀察著這個龐大的“東方國家”的同時，發表著自己對俄羅斯的觀點和看法。“俄羅斯到底屬不屬於歐洲？如果不屬於，那該如何看待它？如果屬於，到底是歐洲大家庭裡完全合格的成員之一，還是一個寄人籬下的遠親？”關於這一問題，歐洲人進行了長達百年的討論，但是到目前為止依然沒有達到共識。

電影《戰爭與和平》劇照

坦誠說，歐洲人對俄羅斯的認識是複雜多樣的，也是動態發展的。在15—16世紀，歐洲國家的認同感，主要取決於“對基督教的篤信程度”。隨著歷史的變遷，諸如文明程度、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水平，軍事力量和社會狀況等因素，都成為歐洲人評價俄羅斯的要素。

3）宗教分歧：中世紀歐洲恐俄的核心

1504年，羅馬教皇利奧九世（1002-1054）和君士坦丁堡牧首色路拉里烏斯彼此將對方革出教門的事件，成為了基督教大分裂的標誌。在那個信仰重於理性的年代，歐洲被簡單粗暴地劃分成了兩個部分——信仰羅馬天主教的西歐被視為“西方”，信仰東正教的東歐被視為“東方”。

東西教會大分裂

在中世紀，宗教是文明的主要特徵。基於地理和宗教信仰的因素，信仰東正教的古羅斯被劃入“東方”，並被視為“宗教叛徒”。因此可以說，“恐俄症”最早源於西方對東正教世界的仇視。在西方看來，針對“異教徒”東正教斯拉夫人的戰爭，是真正意義上的“文明戰爭”。

拓展閱讀：讀書筆記：什麼是俄羅斯東正教？

1204年，反對拜占庭帝國的第四次十字軍東征開始了。不客氣地說，這次打著“信仰之戰”的軍事行動，充斥著駭人的暴行。據史料記載，十字軍在佔領了君士坦丁堡後，“（拜占庭城內）近千年以來積累的藝術珍品喪失殆盡。圖書館被徹底燒燬，寶石從教堂的聖物上被敲下，金銀被熔化成錠，大理石被打破。”

受十字軍入侵的影響，當時拜占庭的許多東正教僧侶不得不逃往羅斯諸國。

君士坦丁堡陷落

遺憾的是，殘酷的歷史在三十年之後重複上演。1232年，教皇格里高利九世（1227—1241在位）呼籲位於利沃尼亞（即近愛沙尼亞以及拉脫維亞的大部分領土的舊稱）的寶劍騎士團，應前往芬蘭“以保護基督教信仰，防止非信徒斯拉夫人”。

五年後，寶劍騎士團加入條頓騎士團，同丹麥十字軍、條頓人和瑞典騎士一起，參加了針對東正教世界的大規模軍事行動。他們入侵了俄羅斯西北部，併到達了普斯科夫和諾夫哥羅德。不過，在諾夫哥羅德大公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率領下，羅斯人屢次將他們趕出自己的領土。

蘇聯電影《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海報

蒙古人在征服基輔羅斯之後，西方對東正教世界的負面看法可謂愈演愈烈，俄羅斯人淪為了“（歐洲）門檻上的野蠻人”。伴隨著沙俄的迅速崛起，西方的“恐俄症”更強烈了，因為沙俄的領土擴張，已經到了令人錯愕的程度。

拓展閱讀：讀書筆記：蒙古人是如何影響俄羅斯的？

在羅斯諸國收稅的金帳汗國官員

16世紀中葉，俄國和歐洲之間爆發的戰爭，讓西方國家一度陷入慌亂。1558年，羽翼豐滿的伊凡雷帝為爭奪波羅的海出海口和東岸土地，發動了與利沃尼亞騎士團、波蘭、立陶宛和瑞典、丹麥—挪威聯合王國的戰爭。

戰爭持續一直延續至1583年，儘管最終以俄國的最終失敗而告終，但也標誌著歐洲東部界限的徹底形成——歐洲人被阻止在納爾瓦河（愛沙尼亞最大的河流）和普斯科夫湖（位於俄羅斯西北部和愛沙尼亞東部交界處）之外。

伊凡雷帝（1530—1584）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關於俄羅斯的“魔幻故事”在西方流傳開來。有些西方人認為，俄羅斯人的入侵與世界末日的預言有關，俄羅斯人是來自東方的惡魔力量，俄羅斯挑起戰爭的終極目的是“最終破壞和毀滅整個基督教世界”。

進入18世紀，利沃尼亞被俄國征服，波蘭被列強瓜分後一部分被併入俄國，瑞典被趕到了歐洲的邊緣地帶，幅員遼闊的俄羅斯與西歐有了直接接觸。與此同時，宗教已完全失去了過往一呼百應的號召力。、

可即便如此，俄羅斯與歐洲的宗教分歧從未在歐洲人的腦海中徹底消失。因此直到今天，一些歐洲人依然認為，“歐洲只是作為羅馬天主教的歐洲時才會表現出比較強盛且持久的文化統一”。

俄羅斯莫斯科紅場流光溢彩，迎接聖誕節（1月7日）

4）文明認知：近代歐洲看待俄國的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16世紀以後的大多數歐洲知識分子的潛意識裡，俄國不僅不屬於歐洲，還是個“尚未開化”的半野蠻國家。

在他們的文字記錄中，或多或少地透露著對俄國的蔑視和厭惡。譬如德國旅行家А.奧利厄斯，不僅譴責俄羅斯人“缺乏禮貌”，還評價俄羅斯人“只適合奴隸制”，應該迫使他們“與鞭子合作”。

伊凡雷帝的征服

直到17世紀末，才出現了給俄羅斯“平反”的名人，即德國著名的“通才”萊布尼茨。儘管萊布尼茨也一再強調俄國的野蠻，但他認為：

”（俄國）專制君主在理性驅動下實行的開明活動能夠幫助俄國克服現有的落後性，而開明統治者的活動不僅能夠建設一個在社會和政治方面不遜於西方的國家，甚至還可能超越那些被絕對君主制和中世紀陳舊傳統羈絆的西方國家”。

另外，他對彼得大帝做出的一系列現代化改革，也作出了頗為積極的評價，並率先提出“俄國可能成為兩大世界性文明——歐洲文明和中國文明——之間的橋樑”。

萊布尼茨：俄國也沒有那麼糟糕啦~

不過，伴隨著法國大革命的臨近和孟德斯鳩、盧梭等人的思想問世，法國成為這一時期醜化俄國的主力軍。

譬如“反俄先鋒”孟德斯鳩就認為，俄國是專制制度的極致體現，即使其統治者們有善意也不會將這種（專制）制度弱化；他提出的俄國缺乏第三等級（中產階級）的觀點，直到今天也頗有市場。

盧梭認為，“俄國人永遠不會成為真正文明的民族….彼得一世（固然）擁有天才般的模仿能力，但他並不具備那種可以從一無所有到創造出一切的真正才能。他所做的事情中某些是好的，但大多數都是不合適的。….他想先從學習如何做德國人、英國人開始，但卻忘了應當首先學會如何做俄國人。”

在自詡文明的西方知識分子眼中，俄羅斯與歐洲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因此，即便是俄羅斯人身上的優點，“也沒視為是可恥的”。譬如晚年的狄德羅（1713—1784）曾這樣解釋俄羅斯士兵的勇敢——“奴隸制和迷信激發了他對生命和對死亡的蔑視”。

孟德斯鳩（1689—1755）、盧梭（1712—1778）、狄德羅（1713—1784）

1812年俄法戰爭後，整個歐洲似乎瘋狂地愛上了俄羅斯，並宣稱它是人類的理想代表。可是不久，“恐俄症”就又一次捲土重來了。

“俄羅斯要計劃建立一個世界性的君主制國家”和“（俄羅斯）國王比拿破崙更危險”的論調在歐洲大行其道，各界對俄羅斯的恐懼感逐漸增強。法國著名政治家和史學家基佐（1787—1874，法國第二十二位首相）在其著作《歐洲文明史》中，居然完全略過了俄國——對俄國的無視，恰恰證明了他潛意識中的恐俄心理。

弗朗索瓦·皮埃爾·吉堯姆·基佐（1787—1874），是一名政治家，他在1847年—1848年間任法國首相

讓俄國形象徹底醜化的歐洲知識分子，當屬撰寫遊記《1839年的俄羅斯》的法國作家德·庫斯汀公爵。該書於1843年在巴黎出版後立即售罄。截止至1855年，這本書在法國再版了3次。該書問世後，法國的“恐俄症”達到了高峰。

德·庫斯汀用極其陰暗的色調，描繪著俄國的風土人情。他不僅對俄國貴族刻意模仿歐洲人的生活方式嗤之以鼻，對俄國百姓的奴性和服從沙皇暴政的心理表達了強烈的鄙視。他認為“俄國是一個接近原始社會的國家”，“俄國人不愛歐洲文化，只是在模仿它，以便強大起來去攻佔別的地區”。

“這個叫俄國的地方是一個監獄，在這裡生活無法平靜，無法休息，也不能感受到其他歐洲國家無關統治形式而給予臣民們的那種自由。當你們的孩子抱怨生活在法國不好的時候，你們可以用我的辦法告訴他們：‘那就去俄國吧’….在這裡，暴君和奴隸之間、狂人和野獸之間沒有什麼區別。”

坦誠地說，《1839年的俄羅斯》充斥著對俄羅斯的偏見甚至是惡意。因為在這本書中，對於蓬勃發展的俄羅斯文學和藝術隻字未提。

今天的俄羅斯農村

到了19世紀中葉，“恐俄症”已成為了許多歐洲國家民主思想的標誌之一，“仇俄”幾乎等同於“仇視專制主義”。俄羅斯“門檻上的野蠻人”的形象再次被強化，甚至有部分歐洲人認為“俄羅斯人比土耳其人更糟糕”。

對此，一部分俄國精英也深有體會。比如地緣政治先驅丹尼列夫斯基認為：“歐洲並不把我們當作自己人，它把俄國和斯拉夫民族看作異己….無論在哪一個領域，歐洲對俄國都持有一種不友好的態度….一種不信任、幸災樂禍、蔑視或仇恨。”

活躍於19世紀後半葉的俄羅斯“民粹派”知識分子

縱觀18世紀—20世紀初的這段時間，歐洲人從未將俄羅斯人視“為自己人”。如同德國哲學家斯賓格勒在《普魯士思想和社會主義》一文中寫的那樣：

“我至今對俄國避而不談是有意而為，因為這裡的問題不是兩個民族之間的差異，而是兩個世界之間的差異。….必須要用最堅決的方式強調俄羅斯精神與西方精神之間的差別。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美國人之間無論有多麼深刻的精神對立、宗教差異和政治經濟矛盾，只要是面對俄羅斯，他們立即會密切聯合成一個統一的世界….真正的俄羅斯人跟我們骨子裡是格格不入的。”

一言概之，俄羅斯是歐洲視為各個領域的競爭對手，歐洲也永遠不會接受俄羅斯。這一段時間的歷史，可以被簡單概括為“歐洲企圖改造俄羅斯的野蠻性質”或“從文明程序中消滅它（俄羅斯）的歷史”。

莫斯科紅場 | 聖瓦西里教堂（16世紀）

5）意識形態：當代西方對俄態度的本質

進入19世紀，歐洲的“恐俄症”逐漸從宗教和文化差異變演變為政治問題。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歐洲每一次“恐俄症”的激化，都與某個政治事件有著密切的聯絡。

英國的“恐俄症”始於19世紀初，雙方的矛盾，純粹是地緣政治較量，並沒有宗教和文化上的衝突。以波蘭為例，自從波蘭—立陶宛大公國被瓜分之後，波蘭始終如一地寄希望於英國的支援。回過頭看，英國也最不希望俄國控制波蘭，進而在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站穩腳跟。

1853年，英法兩國聯合發動了針對俄國的克里米亞戰爭（1853.10—1856.2），並取得了最終的勝利。俄國的慘敗，既是英法軍事實力的展示，俄國不得不將視線轉向東方。

羅伯特·吉布《細紅線》，現藏於愛丁堡國家戰爭博物館

十月革命的成功，讓俄羅斯進一步“脫離”了歐洲，雙方在政治和文明上形成強對抗。在西方人的眼中，“布林什維克掌權下的俄國”不僅是戰爭的源頭，更是一種社會威脅，是對資本主義文明的致命挑戰。與蘇聯締結了反法西斯同盟的英國首相丘吉爾，也從未為其摘掉“野蠻”的帽子。

“我的所有思想都主要面向作為現代國家和文明之祖先的歐洲。如果俄羅斯人的野蠻行為摧毀了古代歐洲國家的文化和獨立，就會發生可怕的災難。現在很難談論它，但我相信，在歐洲委員會的領導下，歐洲國家大家庭將能夠作為一個整體行事。”

丘吉爾、羅斯福和斯大林

德國的“恐俄症”出現於19世紀末，要比英國“晚一些”。在德國統一（1870年）之前，很多日耳曼王朝的顯貴都與俄國的羅曼諾夫家族保持著姻親關係，雙方的關係堪稱友好。

不過，伴隨著日俄戰爭的慘敗以及沙俄政府對波羅的海國家的一系列“俄羅斯化”舉措，德國對俄國有了一些“新想法”。於是，德國國內的“俄國威脅論”和恐俄情緒開始彌散開來。

20世紀初，關於俄國政權腐敗、威權主義嚴重，以及俄國農村赤貧、經濟落後、文化水平低等題材的文章，在德國可謂比比皆是；一些德國史學家和政論家也積極宣傳“俄國威脅論”；在俄國人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後，德國的“恐俄症”快速演變為“反布林什維克主義”。

說到德國的種族主義者，德皇威廉二世（1859—1941）必須榜上有名

對於德國法西斯主義而言，“排俄”是一個推行擴張主義政策的絕佳口號。他們不僅將俄羅斯人視為“文明血統最少的民族”，甚至還炮製了一項“逐步消滅俄羅斯種族”的計劃。

不過，蘇聯紅軍視死如歸的鬥爭精神以及蘇聯在反法西斯同盟中的重大貢獻，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也引發了西方對蘇聯人民的極大尊重。在二戰結束後，德國的“恐俄症”被徹底挫骨揚灰。

蘇聯紅軍佔領柏林

不過，隨著冷戰大幕的拉開以及兩大陣營對立的加劇，俄羅斯的負面形象在歐洲重新復活，並且被加以強化。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國際局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一躍成為西方世界的主導，歐洲針對俄羅斯的許多重大決策都有美國的深度參與。為了抵制“紅色威脅”，美國與歐洲各國簽訂了一個又一個軍事和經濟合作條約。

在西方人眼中，“暴政”“壓迫”“共產主義專政”是蘇聯的標籤，而美國則是捍衛民主、自由、人權的象徵。

諷刺古巴導彈危機的漫畫

蘇聯解體後，歐洲人對“新俄羅斯”的國家的形象產生了不同的認識。獨立之初的俄羅斯，曾反覆宣告“要向歐洲和美國學習”，並希望西方“不要侵犯自己的領土主權和獨立性，而是給予無私的幫助”；西方似乎也敞開懷抱，歡迎俄羅斯加入“文明大家庭”，並希望其成為忠實的合作伙伴和追隨國。

儘管在這一時期，歐洲對俄羅斯依然有諸如經濟瓦解、國家機構工作低效、犯罪率上升、腐敗現象嚴重、公民精神和身體狀況衰退等很多消極的評價，但對歐洲人而言，超級大國的威脅終於消失了，“新俄羅斯”和蘇聯截然不同，並走上“正確”的發展道路。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俄羅斯人驚訝地發現，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俄羅斯的態度似乎向更差的方向延伸。這讓俄羅斯人不得不再次從迷霧中清醒，並走向了文化尋根和民族認同。

90年代的俄羅斯年輕人

現如今，歐洲人依然認為俄羅斯是個政治大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是自己最為棘手的競爭對手之一；俄羅斯在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經濟領域的絕對優勢，又令他們有所忌憚，只能選擇保持和發展同它的聯絡。

總的來說，西方世界對俄羅斯的負面形象比正面的多得多。關於其社會落後、俄羅斯人不文明等話題不斷被提出，還是有很多專欄作家批判和揭露“不幸的”俄羅斯人。

6）結語

歷史已經證明，無論歐洲的格局如何變化，無論俄羅斯選擇哪種道路，均很難使西方從根本上改變對俄羅斯的看法。俄羅斯過於龐大且獨特的特質，使得它無法完全融入歐洲。它在過去、現在以及將來，既有歐洲元素，也有亞洲元素；在語言、宗教、文化、精神氣質等諸多方面，不可避免地與歐洲國家有著很大差異。

莫斯科 | 克里姆林宮教堂頂

另外，大部分歐洲人一直都是以居高臨下的心態來看待俄羅斯的；即便有些承認俄羅斯與自己有“血緣關係”，也會將其視為“遠方大老粗親戚”。“西方所形成的對俄羅斯的認識已經根深蒂固，在某種程度上並不取決於俄羅斯實際執行的社會政治程序，也不依賴於俄羅斯人本身是如何理解這些程序的。”

一言概之，流傳了近千年的“俄羅斯印象”，早已在歐洲深入人心；要想徹底改變歐洲人的“恐俄症”，或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