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 圖片來自網路
自九一八以來，日軍步步緊逼，在1931年~1935年的短短4年間，東三省淪陷、熱河淪陷、察哈爾淪陷。中國軍民不甘受辱，淞滬抗戰、長城抗戰無不顯示出了鮮明的抗日守土決心。
在這期間，中國的軍事家、政治家們都在思考、在謀劃，對於這場即將爆發的中日大戰中，中國因該採取什麼樣的對策才能在戰略上佔據有利地位？究竟該採取何種戰術才能取勝？
蔣百里，這位中國著名的軍事家、戰略家、軍事教育家語出驚人：
中日之戰，中國必勝！
蔣百里的戰略是：
其一、抗戰初期，由於敵強我弱，中國軍隊將很難抵擋住日軍的攻勢，退卻是必然的，但是退卻卻是有底線的，最後的防線要設定在洛陽、襄陽和衡陽一線。這條線，就是抗戰時期著名的“三陽線”。
在蔣百里看來，日軍要想攻佔中國抗戰的大本營四川有三條線路可走：
第一條線路：佔領洛陽和潼關，然後進入關中平原，佔領西安，再沿用忽必烈滅南宋的故技，從西北往西南方向進入四川。
第二條線路：佔領襄樊一線，然後攻佔宜昌，沿長江一線進入四川。
第三條線路：攻佔長沙和衡陽後進入貴州，沿著貴州進入四川。
而在這三條線路上，洛陽、襄陽和衡陽則是最為重要的三個點，是絕對不容有失的。因此，在中國軍隊佈陣的時候，應把這一條“三陽線”視為抗戰的最後底線。
其二、日軍必欲速戰速決，而我軍則應做持久戰準備，以空間換時間，積聚實力，等待時機反攻。
其三、應預設主力於華東地區，吸引日軍由東向西攻擊，避免日軍由北向南攻擊，這樣既可以避免中國軍隊主力被日軍一分為二，又可以把日軍主力吸引在南方的河網地帶，喪失或減弱其機械化作戰的能力。
對於蔣百里的戰略，蔣介石几乎全盤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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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出臺了《國防計劃大綱草案》，把四川定為了抗戰的大本營（這是聽取了德國顧問的意見），把洛陽、襄陽、荊宜、常德作為最後三線。
為了表示對最後三線的重視，在抗戰全面爆發時，國民政府以洛陽為核心設立了第一戰區，帥旗插在洛陽；以襄陽為核心設立了第五戰區，帥旗插在樊城；以常德、衡陽為核心設立第九戰區，帥旗插在長沙。
之所以把九戰區的帥旗插在長沙，關鍵是長沙這個點太重要了，如果長沙失守，日軍向北可以攻取襄陽和宜昌，向南可以攻取常德和衡陽，把帥旗插在長沙的目的其實是為了確保襄陽和衡陽，可以在戰時左右逢源。
徐州會戰後，李宗仁指揮的第五戰區的部隊陸續撤到隨縣、棗陽一帶，這一條最後的防線已經變成了最前線，還能退到哪裡去呢？
對此，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他曾面對著第五戰區百多名師以上幹部莊嚴立誓：
“最後的防線，可以有彈性，但不能丟！”
隨、棗兩縣位於漢江東岸，前臨江漢平原，後通鄂豫陝川，地理位置衝要，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被稱為“隨棗走廊”。兩個縣的面積1.3萬平方公里，人口過兩百萬。對於中國軍隊來說，此地人口眾多，糧食充足，地形複雜，正是養兵之地和殺敵的好戰場。
第一次隨棗會戰
武漢會戰後，日軍很是狂歡了一把。但是，在狂歡過後，負責駐守武漢的日軍第11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就感覺到不太對勁。
一者，中國軍隊雖然在徐州會戰和武漢會戰中戰敗，但是日軍並沒有把中國軍隊主力殲滅。根據戰場形勢和戰果判斷，無論是徐州會戰也好，還是武漢會戰也罷，中國軍隊在最後都是主動撤退的，雖然日軍給予了中國軍隊以極大的殺傷，但是自身的損失也不小，死傷在15萬人上下。佔領武漢後，日軍的戰力已經到達了極限，而中國軍隊仍然有200多個師的部隊，後勁強者呢！
二者，日軍雖然佔領了九省通衢的武漢，在區域性取得了勝利，但從全域性態勢來看，駐守在武漢地區的第11軍卻陷於長江以南的第九戰區和長江以北的第五戰區的包圍之中。第11軍本是日軍侵華部隊中唯一的一支機動作戰部隊，可佔領武漢後，這支機動作戰部隊卻被分散在廣大的區域內，變成了守衛部隊，這絕非岡村寧次所願。
在岡村寧次看來，要想完成日本軍部交給他的“穩固佔領區”的任務，別無他法，只有徹底消滅中國軍隊的第五和第九戰區主力。可是，先從哪裡入手呢？
在經過了長時間的思考後，岡村寧次把目光盯在了隨縣、棗陽地區。
岡村寧次 圖片來自網路
1939年4月20日，日軍第11軍下達了隨棗會戰（日軍稱為襄東會戰）的準備命令。
4月26日，岡村寧次為了就近指揮，來到了應山縣釋出了作戰命令。
5月2日，日軍第3師團首先發起進攻。
此次日軍來攻，共集結了第3師團、第13師團、第16師團和第4騎兵旅團，再加上其他配屬部隊，共計15萬餘人，可謂是來勢洶洶。
岡村寧次的戰法是，兵分三路，採用中央突破，兩翼包抄的戰術。由第3師團主力為東路軍，由應山縣城出發，從正面攻擊隨縣，以達到吸引中國軍隊的目的。然後從第3師團分出鈴木旅團從信陽出發，繞道桐柏包抄中國軍隊的後路；第13師團和16師團沿著漢江左岸進兵，搶佔襄陽以北的雙溝鎮，封堵死中國軍隊從隨縣、棗陽撤往襄陽的通道。同時第4騎兵旅團快速包抄，在襄陽以東，棗陽以北地區攔截中國軍隊。
岡村寧次還是很狡猾的，他雖然採用了中央突破，兩翼包抄的戰法，但是鈴木旅團和第4騎兵旅團卻並未快速前進，他們在等，他們在等中國軍隊向隨縣、棗陽一線的增援部隊到達後再開始行動。
自5月2到5月7日，中日軍隊在隨縣、棗陽一線反覆廝殺，雙方均傷亡慘重。可日軍畢竟有著強大的武器做後盾，在陣地的攻守戰中逐漸佔據了上風。中國軍隊連失三道防線，正在且戰且退。
就在這緊要關頭，李宗仁接到了參謀長徐祖貽的報告，說在襄陽以東、棗陽以北地區發現了日軍鈴木旅團和第4騎兵旅團的番號。
聽到這個訊息後，李宗仁頓時清醒了不少，他認識到這是日軍在包抄自己。在請示了統帥部之後，李宗仁果斷變更了部署，設在樊城的長官部立即轉移到老河口地區，在正面阻擊日軍的第五戰區主力不要退回襄樊一帶，而是退往兩廂。
李宗仁的部署充分聽取了當時國民黨軍令部次長劉斐的建議，是準備以攻為守的一種戰術。
在當時，雖然五戰區的部隊在正面阻擊得比較吃力，但是在漢江東岸仍然佔據著有利地勢。從正面戰場上退下來的部隊由於及時轉移到外線，已經隱約的對突入隨棗地區的日軍形成了合圍之勢。日軍第4騎兵旅團雖然第一個進佔了樊城，但是第五戰區長官部早就轉移到了老河口。在區域性上，日軍雖然佔據了上風，但在全域性來看，日軍是處於被包圍的狀態。而且最重要的是，日軍此次出擊的戰役企圖是殲滅第五戰區主力。可事實證明，他們的戰役企圖已經破產了，再打下去就是一場消耗戰了。
日軍已經出戰近一週的時間，戰力雖然仍在，但是其後勤補給線在中國軍隊游擊戰的騷擾下，已經不勝其擾。一旦戰事曠日持久，將陷入被動局面。為此，岡村寧次下令，此次出戰已經完成作戰任務，全軍開始反轉。
5月18日，日軍全線開始撤退，李宗仁隨即率部反攻。5月19日，克復棗陽。5月24日，第五戰區的部隊已經基本恢復了第一次隨棗會戰前的戰略態勢。可惜的是，被日軍攻佔的隨縣未能收復，這直接造成了第五戰區的防線向後收縮，為第二次隨棗會戰（棗宜會戰）帶來了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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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隨棗會戰（棗宜會戰）
1940年初，由於日軍大本營對岡村寧次在武漢地區的作戰表現不滿意，岡村寧次被調離，關東軍第7師團師團長園部和一郎中將繼任第11軍司令官。
這位園部和一郎和岡村寧次是日本士官學校第16期的同學，一向不服岡村寧次。這次接了岡村寧次的班，一定要有更好的表現，不然，如何證明自己比岡村寧次強呢？
園部上任後，開始研究自己的兩個對手。他發現，如果先打長沙，即便拿下長沙，仍然起不到直接威脅重慶的作用，因為在長沙的背後還有常德和衡陽。而此時11軍的戰力最多隻能攻到長沙，屆時還要把有限的兵力來守備搶佔的地盤，把本來就有限的部隊再次分散，不合算。在他看來，攻下長沙最大的戰略價值就是可以削弱向宜昌攻擊時的側翼壓力。以11軍全部兵力攻下長沙僅能獲取這麼小的價值，還是不合算。
而要攻打隨棗地區則不同，隨棗地區的背後是襄陽和宜昌，如果能夠佔領宜昌，那就相當於扼住了重慶政府的咽喉，割裂抗日大後方與前方的聯絡，大量的兵員、武器彈藥和糧食將無法透過宜昌運往前線，從戰略價值上來看，這是極為有利的。而且，佔領宜昌後，日本飛機的續航距離足夠轟炸重慶，這將對中國的抗戰產生極大的威懾力，戰略意義極大。
為此，園部和一郎決定，要先攻佔隨棗走廊，然後佔領宜昌，進而攻佔重慶。
不得不說，園部和一郎的戰術比岡村寧次要更為陰險一些。
園部和一郎把作戰計劃分為了兩期：
第一期作戰任務：佔領隨棗走廊，圍殲第五戰區主力
和第一次隨棗會戰時的排兵佈陣一樣，日軍此次來攻仍然採用了中央突破，兩翼包抄的戰術。
北路：日軍第3師團加強了一個旅團共約3萬餘人，從河南信陽出發，向桐柏、新野一線攻擊，作戰企圖是佔領棗陽以北地區，圍殲該地區的第五戰區主力部隊。
南路：日軍第13師團為主力2萬餘人，從湖北鍾祥出發，作戰企圖是沿著漢水東岸攻擊前進，圍殲第五戰區部隊於棗陽以南，襄陽以東地區。
中路：日軍第6師團，第39師團共約4萬餘人馬，從應山縣、安陸出發，向北攻擊前進，作戰企圖是從正面突破中國軍隊防線，圍殲該地區的第五戰區主力。
這三路日軍都是日軍的主力，合計9萬餘人，戰力異常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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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岡村寧次在第一次隨棗會戰的作戰意圖不同，園部和一郎的真實意圖是為了佔領宜昌，因此，為了保持戰力強大，使日軍的戰力不至於在佔領隨棗走廊後就到了極限，第11軍的其他部隊也分成了三路，往來機動藉助三路日軍作戰。同時，日本中國派遣軍也派出了大量的海軍和空軍配合作戰，第13軍也加強了三個旅團臨時配屬11軍作戰。
此次會戰，日軍使用兵力達17萬，這是自武漢會戰後，日軍使用兵力最多的一次。
戰事一開始，李宗仁就意識到自己的部署有問題。
第五戰區雖然有5個集團軍約40萬的兵力，武器裝備也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戰線卻是一條東起桐柏山，西至大洪山、漢江兩岸的一字長蛇陣。正面拒敵雖是有勇氣的行為，但卻缺少了戰略縱深，只要有一點被突破，那很有可能會面臨著全線崩潰的危險。而且，在這一條戰線的背後就是棗陽、襄陽和南陽，是抗戰防線的最底線，如果這條線被突破，中國軍隊還要退到哪裡去呢？
李宗仁似乎忘了，在第一次隨棗會戰中，中國軍隊之所以能夠取勝，關鍵在於戰法得當。正面阻敵，然後再跳到外線，以陣地戰和運動戰相結合才擊敗了岡村寧次。而此次李宗仁則完全放棄了這套戰法，仍然採用老套的正面阻敵戰術，以日軍的武器裝備，肯定是守不住的。到那時，即便中國軍隊想要跳到外線也無法實施，因為在沒有戰略縱深的情況下，往外線跳就意味著正好與第二波次攻擊前進的日軍後續部隊碰了個頭碰頭。
戰局的發展令李宗仁叫苦不迭，沒辦法，李宗仁只得一面下令讓部隊儘量在內線創造機會打幾個小外線，即在日軍二線攻擊部隊未到的情況下，一部分部隊阻敵，一部分部隊跳到內線的外線，然後再圍殲敵人。可這麼做的危險極大，一旦日軍的二線部隊跟上來，在內線的小外線作戰的部隊很有可能陷入日軍的反包圍之中。
另一方面，李宗仁下令調動江防軍郭懺的兩個軍渡河，配合第五戰區作戰。
事後證明，調動江防軍助戰是李宗仁的一記昏招。
郭懺的江防軍一共有四個軍，分別是李延年的第2軍、周磐的第75軍、李及蘭的94軍和蕭之楚的26軍。可由於李延年的第2軍正在休整，75軍和94軍又被調去支援五戰區作戰，偌大的江防僅剩下一個26軍了，這就露出了一個絕大的破綻。
本來，江防軍是不歸李宗仁直接領導的，而是歸重慶直接指揮的。可在李宗仁的嚴令下，郭懺也只得從命。
此時的戰局是嚴峻的。由於第五戰區的部隊及時改變了部署，大量的部隊已經開始向外線轉進，日軍並沒有抓住太多的中國軍隊主力。但是由於此次日軍兵力很充足，之前的戰鬥消耗並沒有使其戰力損失太大，他們仍有餘力向襄陽、樊城一帶突進。而五戰區的部隊也沒有足夠的實力對敵發起反攻。在這種局面下，一旦日軍向襄樊地區進攻，造成襄陽失守，就意味著抗日防線的最後底線被日軍撕開了一道口子，這是所有中國軍人的恥辱。
為此，郭懺雖然很擔憂主力調出後會造成江防不穩，但也只得聽命行事。
隨著中國軍隊的各路援軍到達，隨棗地區的戰事開始趨於平穩，中國軍隊開始逐步收縮兵力，由外線向內線靠攏，按照重慶統帥部和李宗仁的想法，如果不出意外的話，這又是一次正面阻擊，由內線變外線戰術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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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第二期作戰任務：攻佔宜昌
1940年5月21日，園部和一郎下令，第11軍的第一期的作戰任務已經完成，準備轉入第二期作戰任務，即攻佔宜昌。
但令日軍中下級軍官們不解的是，既然司令部已經有了明確的目標，那就行動好了，為什麼還要停留在漢水東岸遲遲不動呢？
原來，日軍11軍的高階將領們對是否攻佔宜昌產生了分歧。
早在5月8日，園部和一郎就已經對出戰的各路高階將領們交了實底，可是得到的反饋卻不盡相同。
對於宜昌在戰略上的重要性，大家都無異議。可日軍出戰已久，軍隊疲累，後勤保障也開始出現問題。兼之中國軍隊的援軍陸續到達，已經在全域性上對日軍形成了合圍之勢。最重要的是，此次出戰，第11軍已經盡了全力，除了實在無法抽調出的守備部隊外，已經無兵可調了。而有情報顯示，第九戰區薛嶽部已經開始出動，有向第11軍佔據的岳陽和南昌方向移動的跡象。如果貿然向宜昌進攻，很有可能會出現既未攻下宜昌，之前所佔據的地盤又被九戰區給收復這麼一種不利的局面。
就在園部和一郎在犯躊躇的時候，他突然接到了一封電報：第9師團的第18旅團已經向漢水方向開進，增援宜昌方向作戰；關東軍第4師團已經入關，配合11軍的鄂西北作戰並接替原由11軍負責的平漢路和襄東地區守備。
很顯然，日本大本營已經對11軍在鄂西北的遲遲不動感到焦慮了。這才派來了援兵。
得到一個師團和一個旅團的加強後，第11軍將領們終於統一了認識，開始準備進攻宜昌。
5月25日，日軍第11軍下達了“西渡漢水，攻略宜昌”的作戰命令。
為了隱蔽最作戰意圖，第11軍下達的命令是“隱蔽渡河”。而在漢水以東的部隊為了迷惑中國軍隊，仍然與中國軍隊反覆廝殺，做出一副不奪取隨棗走廊誓不罷休的架勢來。
日軍明攻隨棗，實打宜昌的戰役企圖確實是瞞住了包括中國最高統帥部和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在內的所有人，但這並不意味著無跡可尋。
自5月25日開始，日軍突然放棄了前方作戰部隊在隨棗一線後勤補給線的維護，改由漢水一線重建建立補給線，這條線路就包括了剛從漢水以西地區佔領的區域。這個訊號其實非常明顯，那就是日軍的作戰方向發生了變化，已經由隨棗一線改為襄樊一線。
而此時，第五戰區的部隊要麼被日軍拖在漢水東岸，要麼急著恢復失地，唯一的江防力量還被抽調走了兩個軍，在漢水西岸的戰事已經處於被動局面。可這個反常的現象卻並未被李宗仁發覺。
5月31日，日軍的陰謀卻突然變成了陽謀。這是因為日軍執行偷渡任務的第39師團向中國軍隊進行了猛烈的炮擊，使他們的戰略企圖再也無法掩蓋了。
其實日軍第39師團也很無奈，他們也想偷渡，可是偷渡卻被中國軍隊發現，猛烈的射擊使得包括一位聯隊長在內的幾百名士兵被擊斃。而日軍為了隱蔽自己的意圖還不能開炮，只能吃了個啞巴虧。為了按照規定時間感到渡過漢水，39師團只得違抗將令開炮，把偷渡變成了強渡。
5月31日夜間，日軍39師團突破了漢水防線，進攻宜城。
另一路日軍第3師團也與5月31日偷渡漢水成功。
1940年6月1日，日軍第3師團一部攻入了襄陽。但令人奇怪的是，日軍進入襄陽後，並沒有佔據，而是搶掠一番之後放了一把火就退出了襄陽，讓人有些莫名其妙。
事後證明，日軍攻佔襄陽的做法是非常愚蠢的。
李宗仁 圖片來自網路
日軍第11軍發起的第二次隨棗會戰（棗宜會戰）在第一期是很成功的，通過了擺出一副對隨棗走廊勢在必得的架勢，成功掩飾了他們要奪取宜昌的戰略意圖，並把第五戰區主力和江防軍成功地吸引到了漢水以東地區，為日軍偷渡漢水創造了條件。
可日軍攻佔襄陽卻觸碰到了中國軍隊的底線。襄陽對於日軍來說，僅是進攻時的一道防線，他們的目標是宜昌；可對於中國軍隊來說，襄陽可是防守的底線。最要命的是，日軍佔領了襄陽之後卻棄而不守，這難道僅是日軍在“得瑟”和“臭顯擺”？絕對不是！這是典型的戰場行為違背了戰略意圖。
戰事發展到此時，在前線的幾乎所有的中國將領們都明白了，日軍是要打宜昌啊！
可此時中國軍隊僅有18軍的11師頂在當陽，41軍頂在襄陽，宜昌僅有一個26軍防守，根本就抵擋不住日軍的攻勢。為此，蔣介石只得派出了自己的得力干將陳誠赴宜昌指揮。
李宗仁此時也認識到了危機，在國民黨軍委會的命令下，第五戰區部隊分為兩部，一部由李宗仁指揮收復襄樊，一部由陳誠指揮，確保宜昌。同時，急調在漢水東岸的第75軍和94軍回防，第2軍和第18軍結束休整，趕赴宜昌。
陳誠接過防守宜昌的任務後，在倉促之間設立了三道防線，第一道在當陽，由第18軍11師防守；第二道在宜昌以北，由拼命趕回來的第75和94軍防守；第三道在宜昌城外圍，由26軍防守；第18軍負責守衛宜昌城。李宗仁指揮其他部隊對日軍進行尾追和側擊。
從兵力上看，此時的中國軍隊數量為20餘萬，日軍數量在6萬餘。但中國軍隊的兵力始終沒有形成拳頭，而是分散阻擊。也就是說，在全域性上中國軍隊的數量雖然佔優，但在區域性戰場上卻是日軍佔優。日軍雖僅有6萬餘人，但卻形成了兩個分別為3萬餘人的拳頭，這兩個拳頭砸在當時任何一支負責阻擊、攔截的中國軍隊身上，都是令他們承受不住的。
1940年6月9日，當陽失守，第一道防線被撕開，宜昌的東大門洞開；緊接著，26軍放棄了長江防線，宜昌的南大門洞開。日軍兵臨宜昌城下。
此時日軍渡過漢水威逼宜昌的部隊共有第3師團、第13師團和第39師團，兵員已經超過了6萬，再加上飛機的助戰，遠非僅有兩個師2萬餘人的第18軍所能抗衡的（第11師尚未歸建）。雖然負責主攻宜昌的僅是日軍第13師團，但這也是近1：1的兵力對比，這在抗戰以來是從來沒有過的事。
但18軍毫不畏懼，以兩師之力擔負起了保衛宜昌的重任。
可在具體佈防的時候，第18軍卻出現了失誤。兩個師中，第199師宋瑞珂部負責防守宜昌西北的南津關，掩護防守城防的第18師側翼；第18師把一個團留在城內負責城防以及可能會出現的巷戰；一個團防衛長江江岸；另一個團負責鎮守宜昌城外圍的重要據點鎮鏡山。而日軍則利用兵力上和火力上的優勢，對18師和199師進行戰場分割，使其不能互相支援，又對18師在城外的兩個團再次進行了戰場分割，主力則直取宜昌城防。此時宜昌城內僅有一個團的兵力，根本抵擋不住日軍的攻勢。戰至6月12日上午10時，宜昌失守。
宜昌陷落，重慶震動。在蔣介石的嚴令下，中國軍隊開始反攻宜昌。可令中國軍隊奇怪的是，日軍此時並沒有死守宜昌的架勢，反而在6月14日，各部有了收縮兵力反轉的跡象。
對於攻打宜昌和是否佔領宜昌，日本軍方始終受著日本天皇的影響。在打宜昌之前，日本裕仁天皇曾經發問：
陸軍對宜昌有什麼好辦法？
正是裕仁的發問，才使得園部和一郎有了攻打宜昌的動機。
可是日軍佔領宜昌後，裕仁又突然覺得戰線拉得太長，要想守住宜昌，就意味著自武漢到襄陽一線都要被日軍充分控制，不然，宜昌就是個孤立的據點，得不償失。
而園部和一郎則再一次心領神會，馬上決定從宜昌撤退。
6月17日凌晨，日軍從宜昌撤軍，第18軍199師進入宜昌城。
可沒料到，在兩個小時後，剛從宜昌撤退的日軍第13師團突然殺了個回馬槍，猝不及防的199師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撤出了宜昌。宜昌再次失守。
難道這是日軍故意放棄宜昌，吸引中國軍隊來攻？還真不是。因為就在6月14日，在歐洲戰場，日本的盟友德國法西斯佔領了法國首都巴黎，受到刺激的日本決定再次佔領宜昌，給中國軍民的抗日決心予以打擊，這才有了這次突然的攻擊命令。
6月24日，蔣介石下令停止攻擊宜昌的命令，第二次隨棗會戰（棗宜會戰）結束。
1940年7月1日，國民政府宣佈在鄂西北設立第六戰區，陳誠出任司令長官。
陳誠 圖片來自網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