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最窮的貴族生活不如富農
波旁王朝後期,啟蒙運動風起雲湧,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已經廣為傳播,輿論抗議貴族特權。有趣的是,大部分貴族日子好不到哪去,生活水平僅僅高出溫飽線一點點。
英國旅行家阿瑟·揚跑去法國,以為貴族個個錦衣玉食,結果一看,窮得小家子氣,“他們任由自己的別墅衰敗,花園和農田荒蕪,寄居在上城區的陰冷小屋裡。他們毫無教養可言,沒有閱讀品位,不理家政”。
他們的祖上揮著刀劍,跟著國王風裡來雨裡去,從騎士男爵的位置一步步打拼出來,因此有“佩劍貴族”這個稱呼。經過數代傳承,有的家族發揚光大,有的家族成了破落戶。大革命前夕,全國每十個貴族裡,有六個年收入不滿四千鋰,有一個不滿一千鋰,最窮的貴族可能還不如富農。
保守主義理論宗師、《大革命與舊制度》《論美國的民主》的作者托克維爾,來自家境較好的那一類。托克維爾原本是個地名,他的父系先祖因戰功封於此地,久而久之就成為姓氏了。這個命名模式世界通行,中國的秦姓、周姓、趙姓都是這麼來的。
法國思想家、政治學家托克維爾,以《論美國的民主》和《舊制度與大革命》等著作聞名於世。/wiki
這個家族從12世紀繁衍到大革命前後,貨真價實的名門望族。托克維爾的父親是路易十六衛隊的一名軍官,職位顯赫,不過這種成功的老牌貴族屬於少數。
統治階級內部分個三六九等,法蘭西最頂級的權力集團,聚集在首都,權勢煊赫。他們有祖上封地,但他們嫌棄老家土鱉,不住在家鄉。大多數佩劍貴族住不起高成本的巴黎,窩在外省老家。
著名政治家、有“變色龍”之稱的塔列朗,曾描述過貴族是“層層相互鄙視”的。塔列朗來自沒落戶家庭,他這種人後來投機加入革命,主要是出於對上流社會的憎恨。
塞居爾伯爵說過:“相比在宮廷有關係的上層貴族或人員,平民更有理由對鄉村貴族感到不滿,他們貧窮而且愚昧。這並不奇怪,因為他們除了頭銜一無所有。”首都的貴族實力更雄厚,頭腦也更開明,支援啟蒙運動,宣揚自由博愛,甚至去觀賞諷刺特權作風的戲劇。
拉法葉特跑去參加北美獨立戰爭,幫助華盛頓建國,回來後誇了一通美國的民主自由,伏爾泰等一票知識分子,拿過上層貴族的資金贊助。
18世紀法蘭西學院6000多個成員,其中貴族的比例異常高,佔到了37%。《牛津法國大革命史》等新派史學甚至認為,啟蒙運動的主力不是資產階級,而是貴族開明派,王朝末期的統治階級並非行將就木,垂死掙扎。恰恰相反,他們活力充沛,與時俱進,透過投資海外貿易或者金融市場等新經濟,獲取財富。
《牛津法國大革命史》
[英] 威廉·多伊爾 著,張弛、黃豔紅、劉景迪 譯
讀客文化 | 人民日報出版社,2021-3-29
跟巴黎沙龍里談論藝術文學的貴族高富帥相比,外省佩劍貴族完全就是土鱉。他們沒見過世面,沒有別的賺錢渠道,壓榨平民更加生猛。
領主僱傭精通習慣法的專家審查以前的法律,比如勃艮第公爵索爾·塔瓦納,這個地方很久之前有一個習慣法——領主每當被國王晉升爵位,有權提高一倍捐稅。13世紀後,勃艮第領主財大氣粗,不再需要這個賺錢路子,棄之不用。塔瓦納為了斂財,重新行使這項領主權。
1779年,一名稅務官員在橫穿法國西南部時發現,領主正在徵收“從未聽過和已經被遺忘的捐稅”,圖盧茲高等法院的貴族在每次土地交易中都要額外徵收一次稅。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這輩子不可能。做生意又不會做,就是靠領主權這種東西,才可以維持得了生活。
於是,貴族內部形成了巨大的鴻溝,上流社會關注最近的科學文藝動態,贊助進步事業,在大革命初期階段,他們不抗拒,還期盼溫和改良,建立君主立憲制;而下層的貴族階級一副寒酸破敗的模樣,頑固封閉,關起門來,堅持尊卑等級,這也是大多數法國人生活裡碰到的貴族。
02
買官:新興中產的上升通道
儘管受到首都高富帥的鄙視,但外省土鱉最痛恨的不是他們,而是穿袍貴族。
穿袍貴族是新興中產人士買來官爵而獲得貴族身份,家世通常不超過200年,也不像佩劍貴族擁有采邑。
波旁王朝實行買官制度,朝廷推出7萬個官職,放到民間公開買賣。賣官市場的熱賣商品主要為法官職位,全國有13個高等法院,人數編制2300個。由於法官穿長袍制服,因此有“穿袍貴族”之稱。
今天的大部分歐美學者,對買官賣官採取理性中立的態度,不進行道德化審判。因為穿袍貴族總體上素質較高,能力不弱。
國王路易十四勵精圖治,淘汰尸位素餐的權貴,從平民裡起用了一批優秀之才,內閣頭號人物科爾貝(出身自布商家庭),第二號人物勒泰利耶(執掌陸軍),第三號人物菲利波(執掌外交),均是穿袍貴族,祖上並不顯赫。
不少佩劍貴族敵視國王,聖西門公爵經常在日記裡抱怨人心不古,禮崩樂壞。當路易十四賜予私生子名分的時候,注重尊卑貴賤秩序的聖西門大驚失色:“這是對整個國家的蔑視……侮辱了所有血親親王……就其程度而言,是最莽撞、最可恥的大逆罪……比大逆罪還要黑暗、嚴重、可怕……”
波旁王朝前期,穿袍貴族還不能跟佩劍貴族平起平坐,在1614年的三級會議裡,穿袍貴族坐在了第三等級的席位裡,而不是貴族的席位。
夏爾·勒·布朗於1670年繪製的《掌璽大臣塞吉埃》,畫中表現塞吉埃對自身“穿袍貴族”的優越感,在他身邊的青年騎士每個都是血統純正優良的“配劍貴族”,卻要服侍中產階級出身的塞吉埃。/wiki
到了下一個世紀,時代潮流浩浩蕩蕩,不少門第古老的家族接納新興階層。托克維爾家族便是其中一個,托克維爾的母親露易絲出身於穿袍貴族,露易絲的祖父馬爾澤爾布是開明派領袖,他擔任書報檢查總長期間,庇護狄德羅等啟蒙人士。沒有馬爾澤爾布的默許,《百科全書》沒那麼容易出版。
18世紀共有大約1萬個中產人士(如果算上他們的老婆孩子就是4.5萬人)脫離了平民身份,晉升為穿袍貴族。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殺的人裡,大半是穿袍貴族,這些人往前推幾代,祖上都是平民百姓。舊制度雖然等級森嚴,但是上升通道沒有堵死。
當然也有人嚴守秩序,瞧不起穿袍貴族,覺得他們沒資格稱為貴族,玷汙了隊伍的純潔性。1732年法國設立“朝廷之榮”榜單,只有家譜追溯到15世紀以前的貴族,才有資格常伴君王左右,陪同他狩獵宴會,享受這份榮譽的有942個家族,而真正能做到這點的只有462個。
位列“朝廷之榮”的家族,站在社交圈鄙視鏈的頂端,這個群體內部聯姻,除非遭遇重大財務問題,不會接納有錢人進入圈子。
1781年又頒佈法令,軍官只能從佩劍貴族裡招募,這項法案的背景是法國輸掉七年戰爭,高層認為捐官制度要背鍋,停止軍銜買賣。
英法七年戰爭中的科林戰役 (1757年),當時的法國高層認為捐官制度是法國輸掉七年戰爭的原因之一。/wiki
此前軍隊可以花錢買官,但是新政策轉向另一個極端,要求軍官必須有古老的騎士血統,“二代”“三代”不算數,必須四代之內全是純正的佩劍貴族。國王覺得,將門之後總該比商人、金融家的孩子更會打仗。
客觀上來講,佩劍貴族裡既有拉法葉特、拿破崙這樣的英雄,也有紈絝子弟,把參軍當成鍍金履歷的為數不少。塔列朗原本按照家族安排,要去軍隊鍍金,因為腿部殘疾,走路都不能正常走,只能去當教士。這項新法令排斥了有政治抱負、想建功立業的平民,後來大革命打破貴族壟斷,湧現多位市民出身的猛將。
關於跨越阿爾卑斯山聖伯納隘道的拿破崙的畫作,拿破崙是典型的佩劍貴族。/wiki
不同身份的人,擔任不同的官職,因此法國的行政體系饒有趣味。全國共分39個軍區,軍區總督為武職,按照慣例由親王、公爵擔任,而地方文職系統的督辦官則通常為平民,國王任命沒有後臺、位低權重的人,來掣肘勳貴,這是百試不爽的帝王術了。
03
為什麼資本主義萌芽不在法國
儘管中產能透過買官跨越階級門檻,但並不是所有官職都具備貴族資格,7萬個可售職位中只有4200多個可以兌現為貴族身份,其餘大多為皇家倉庫管理員、海關文書這類芝麻綠豆大的吏胥。
以權謀私、貪汙腐敗的買官者肯定存在,不過,多數人買官是為了升級身份檔次。每逢修路興建工程,徵發平民勞動力,官員就可以免於勞役,不用在工地搬磚。如果買到貴族頭銜,不僅享受到免稅等實惠,而且人脈圈子也不同了。
貴族可以在教堂坐最前排的位置,在劇院等場所擁有專門包廂,這些優先特權不是單純的富人能享受到的。大革命的領袖安託萬·皮耶爾·巴納夫在十歲的時候跟他母親看戲劇,母子倆無意中進入了一個包廂,這個包廂是省區總督給他貴族朋友預留的,劇院經理不客氣地把她們趕了出來。凡人勢利眼,媚高踩低,這是巴納夫從社會上到的第一堂課。
法國政治家安託萬·皮耶爾·巴納夫,致力於建立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wiki
賣官鬻爵的真正危害並不是貪腐,而是造成了崇尚浮華、鄙夷實幹的氛圍。中產階級熱衷於假造家譜,在姓氏里加入“德”,追認某某中世紀騎士為自家祖先,假造家譜成為一條灰色產業鏈,後來的革命領袖布里索、丹東、馬拉年輕時都曾假造家譜,連雅各賓派頭目羅伯斯庇爾也幹過這事。
沒想到啊,沒想到,你濃眉大眼的羅伯斯庇爾也曾叛變革命。
那些已經上了階級上升通道車的,又抓緊把門焊死,不讓別人上車。之前提到的托克維爾的母親露易絲儘管自己出身不高,卻對血統非常看重,很不滿兒子的婚姻,因為他娶了一個英國寒門女子。
按照當時的風氣,跟外國貴族結婚沒關係,但外國的平民就門不當戶不對,露易絲都沒參加婚禮。而托克維爾的死黨好友博孟桃花運不錯,娶到了拉法葉特的孫女,進入了法國最頂層的圈子。
法國遲遲發展不出資本主義,正是因為中產階級裡最有能力、最有理想抱負的人,脫離本階級,跑去當貴族了。
根據波旁王朝的法律,一旦當上穿袍貴族,就要放棄原有的生意。因為工商業活動有辱身份,根據上層社會的價值觀,貴族只能管人,進行司法行政事務。做買賣、算賬、吆喝招徠顧客是庸俗、不優雅的行為。
民主化程度較高的英國,貴族圈子反而要封閉得多,平民企業家、金融家想躋身上流社會,比登天還難。1688年光榮革命時,上院貴族只有160人,加上從男爵、騎士也不超過千人。威廉、安妮冊封的新貴族比較少,漢諾威王朝起初濫封爵位,上院一看,阿貓阿狗隨便什麼人都進來了,我們的高貴血統要被玷汙了,於是把貴族名額限制在184人以內。
1688年光榮革命是英國君主立憲制形成的重要事件,威廉三世(左)、瑪麗二世(右)/wiki
英國更講究貴庶隔離,中產的上升渠道更狹窄,於是英國企業家的自我意識相當強,他們信奉勤儉節約的工商業價值觀,不在乎貴族那套騎士精神、宮廷禮儀。在法國,全社會都敬畏貴族,結果就是中產們喪失了自我意識。
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去英國旅遊考察,發現:“商業已使英國的公民富裕起來了,而且還幫助他們獲得了自由,而這種自由又轉過來擴張了商業;國家的威望就從這些方面形成壯大了。”商業的發達與財產自由、人身自由和法治精神相輔相成。
在參觀倫敦交易所後,伏爾泰感慨,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為了商業利益而和平共處。他寫道:“如果英國只存在一種宗教,我們就得擔心暴政;如果有兩種,它們就會互相殘殺;有三十種,它們會和平共處。”
伏爾泰去英國正是得罪了法國最有權勢的羅昂家族,年輕氣盛的羅昂騎士在劇院裡遇到伏爾泰,傲慢地問他:“伏爾泰先生,你的姓氏是什麼?”想以這樣的方式羞辱社會中下層背景的伏爾泰。
阿道夫·馮·門採爾所繪的《圓桌》(Die Tafelrunde)。腓特烈大帝的賓客齊聚在無憂宮的大理石大廳,其中包括伏爾泰(左起第三,坐者)/wiki
伏爾泰用一貫的機智辛辣,回答道:“騎士先生,我的姓氏是低微的,但我至少給它帶來了榮耀,而騎士先生正在結束他的姓氏。”惱羞成怒的羅昂騎士,第二天派手下埋伏,用木棍狠狠地揍了伏爾泰一頓。為了躲避風頭,伏爾泰遠赴海外,他在英國感受到自由和法治。
英國的商人壯大,發起議會改革,爭取選舉權。自由貿易運動的領袖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早年喪父,幼年去首都闖蕩,做過推銷員、倉庫管理員,最後來到曼徹斯特當一名印花布漆工,三十歲建起自己的工廠。科布登是自我奮鬥的典型,他在個人能力外的資本等於零。因此他瞧不上依靠祖上餘蔭的世家子弟,多次拒絕宮廷封爵的賞賜,保持平民本色。
法國商人剛剛完成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就準備退出生意場,買個官噹噹,如果買不到官,那就買地、買政府公債。總之,做買賣低賤,像貴族那樣雙手不沾染俗物,才是高貴的活法。
也有人質疑這種風氣,1775年馬賽的一箇中產人士說道:“我所談論的商人,他們的地位遠不及最古老的貴族或者最高貴的貴族,但在我看來,他們的德行、才能、進取心以及他們的財富對於國家的貢獻都是無與倫比的……”可惜,這種聲音太微弱了。
法國一切以權勢為導向。大革命之前,鄉村有一批農業致富的人,用現在的話講,就是種田小能手,靠著機靈勤快發了財。這個群體的數量大約為60萬人,有的家裡用銀器、金器,生活水準跟貴族差不多。
但是他們光有錢沒地位,農民敬畏領主老爺,但不會敬畏種田小能手。城裡的商人工廠主也一樣,沒有政治分量,所以中產階級打破了頭要擠進體制內圈子。在法蘭西的土壤,資本主義萌芽無法長大;而在英國,資本主義萌芽能長成參天大樹。
在英國,中產階級不必畏懼權貴,任何人都能透過勤勞努力或者聰明才智獲得尊重,蒸汽機改良者、製造業領頭羊斯蒂芬遜死的時候,他家鄉各條河流上的所有船舶,停航致哀。正是這種鼓勵實業的社會價值觀,在19世紀把英國打造為世界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