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學子留學海外或者留學歸來，成為推動體制變革，改良社會的先行者。在同治、光緒時代，迫使清政府考慮實施憲政的行動，都有留學生們的積極參與和推動。1905年12月，清政府正式派載澤、戴鴻慈、端方等五大臣赴東西洋考察憲政。憲政考察團兵分兩路，戴鴻慈、端方一路，載澤、李盛鐸、尚其亨一路，均經日本、美國、歐洲沿途考察。由隨員分別擔任調查事務，“各就所長，悉心採訪，或查學務，或查財政，或查裁判，分途並出，俾以短期而收速效”。顯然，只有精通外文又熟知外國政情者深入調查、採訪、考察，才能真正取得實質性效果，在當時，留學生便成為參隨人員的首選。
1905年12月，五大臣考察憲政，戴鴻慈、端方一路在羅馬合影
清朝考慮推行憲政，也是時事的不得已。維新變法失敗後，正欲按照自己的意願整頓朝綱的大清朝接連發生了極其不幸的事件，先是義和團運動爆發，一幫頑固派昧於大勢，極力慫恿慈禧利用義和團“排外”，釀成庚子國難。慈禧攜光緒倉皇西狩，一路困頓風塵，顏面丟盡。痛定思痛，慈禧一面懲治壞事的頑固派官僚，一面急切地表達自己進行改革的決心。
1901年1月29日，逃往西安的慈禧太后表現出振作的姿態釋出上諭，要求王公大臣、封疆大員“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各舉所知，各抒己見，通限兩個月，詳悉條議以聞”。
慈禧太后的諭令釋出後，朝臣和地方大員反應頗為強烈。在眾多呈上來的條陳中，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的聯合會奏引起了慈禧太后的注意。劉坤一、張之洞給慈禧太后上了三道摺子，即《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折》、《遵旨籌議變法謹以整頓中法十二條折》、《遵旨籌議變法謹以採用西法十二條折》，史家稱為“江楚會奏三疏”。它們的中心思想是，只有變法學習西方，才能積聚大量的經國人才，軍事才能強大，教案才不會發生，與各國簽訂的條約才能公平，礦務才能開闢，洋人也不敢在中國橫行，亂黨也才會平息。
慈禧閱罷，認為裡邊有很多建議是可以實行的。因此她要求根據輕重緩急“隨時設法，擇要舉辦”。
當年4月，慈禧太后就諭令設立了督辦政務處，由奕劻、李鴻章等重臣負責督理。自此，慈禧太后主導的“新政”開始上演。雖然慈禧太后在人們的眼中是一個專橫、陰險、斂權的女人，但是實事求是地說，庚子之後的新政並非全無可取之處。慈禧太后推行的“新政”與康黨的維新變法相較有很大的區別。它既能夠使朝廷中的保守派和洋務派都能接受，也更適合當時中國的國情實際，更具有實踐意義。
作者作品《少年行》
庚子之後的新政，在政治上借鑑了維新派裁汰冗員的思路，設立外務部、商務部、學部、巡警部、郵船部等新的政府部門，意在變革傳統的六部體制；經濟上，在維新派提出的獎勵工商、發展事業的基礎上，制定了《商人通例》、《公司律》、《破產律》、《商會簡明章程》等多種經濟法律，為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保障；軍事上，在維新派整頓團練、改革八旗兵的基礎上，提出編練新軍，建設現代化軍隊的新主張；文化教育上，在袁世凱、張之洞的積極推動下，廢除了延續幾千年的科舉制度，使新式教育和國外留學成為潮流。
慈禧太后推行新政，是一種時事的不得已。在她發動維新政變後，國內外環境的巨大變化，使她不得不回到改革的軌道上來。庚子之後，慈禧太后痛定思痛，作為朝政大局的直接操縱者，她對新政寄予厚望，渴望透過變革給國人一個交代。但是列強的索要多端以及國內政治、社會的動盪，沒有給她一個穩健改革的條件。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彈丸小國日本戰勝了專制帝國沙俄。這個新動向使得國內外的輿論認為，這是君主立憲國（指日本）戰勝專制帝國的鐵證。由此，朝野上下很多人士開始認為中國的出路在於君主立憲。在強大的社會呼聲中，慈禧太后不得不把新政歸於憲政改革一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