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中國駐屯軍”藉口在演習時有一名士兵失蹤，在盧溝橋附近挑起軍事衝突，抗日戰爭自此全面爆發。長久以來，有關“七七事變”的著作大多著墨於兩軍衝突發展的經過，但對當時駐防華北尤其是平津地區的中日兩國軍隊的具體實力卻鮮有交代清楚者。
1937年初夏之際，中日華北駐軍的實力究竟如何？日軍為何敢於挑起事變，進而發起全面侵華戰爭？這一系列問題的答案，需要回溯到華北中日軍隊的演變歷史，及其在上世紀30年代初的擴充過程。
“29路軍”還是“29軍”
在上世紀80年代出版的部分著作中，對“盧溝橋事變”涉及的當地中國駐軍的番號，經常有介紹為“第29路軍”者，但在另一些著作中則稱其為“第29軍”。那麼，究竟是“第29路軍”還是“第29軍”呢？
主張“第29路軍”者認為：當時該部擁兵10萬餘眾，如果僅是一個軍，最多不過兩三萬人，怎麼可能超出數倍？而當時的“路軍”，是比軍高一級的指揮機構，通常會下轄兩個軍或一個軍外加數個師，這樣的單位擁兵10萬就合乎情理了。因此，該部隊的番號應該是“第29路軍”。
主張“第29軍”者倒也乾脆，直接拿出日後出版的該部隊軍史和國民政府令、軍政部令的檔案記載予以反駁。在這些檔案中清楚明白地記載著：這支駐軍的番號為“第29軍”，於1931年6月17日由軍政部正式頒發，並於同時任命宋哲元為該軍軍長。
既有原始檔案作為依據，那自然應以後者之說為準。可奇怪的是，一個最多應該不過下轄兩三萬人的軍，怎麼可能會擁兵10萬呢？這明顯不符合常理。其實究其原因，主要還是與該軍的派系以及所處環境、地位等因素有關。這一切，得從1930年的中原大戰結束時說起。
第29軍的前身為馮玉祥領導的西北軍一部。當蔣介石取得中原大戰的勝利時，反蔣一派的馮玉祥、閻錫山等人被迫宣佈下野，他們位於華北地區的部隊大部分由入關助蔣的張學良所部東北軍收編。在這些部隊中，由孫良誠指揮的原西北軍第2路軍和由宋哲元指揮的第4路軍合計5萬餘人先後向張學良輸誠。張學良考慮到孫良誠為馮玉祥嫡系，而宋哲元是中途加入的旁系，因此決定“用宋棄孫”，全權授予宋哲元擔負縮編這兩路部隊的責任。
為個人和部屬的前途著想，宋哲元對張學良當時提出將兩路部隊（共計12個師、35個團的番號）縮編為一軍兩師共8個團的方案表示反對。經過不斷爭取，當兩路部隊奉命於1931年1月16日縮編為東北邊防軍第3軍時，宋哲元一方面採取拖延縮編時間的戰術，另一方面打壓旁系、保留自己的嫡系，使部隊在得到張學良默許的情況下，改編為一軍兩師共17個團，總計保留人數為3.8771萬人。
1931年6月17日，東北邊防軍第3軍正式改番號為第29軍，由宋哲元繼續擔任軍長，並由國民政府軍政部正式任命馮治安、張自忠為該軍所屬第37師和第38師師長。第29軍成立時，駐防在晉南地區。在當時的情況下，該軍薪餉有限（張學良只提供1.5萬名官兵的薪餉），防區又被邊緣化，因此該軍內部仍處於動盪不安的狀態。若不是馮治安、張自忠以及部分旅、團長全力擁宋，恐怕不用一年就會分裂乃至瓦解。在宋哲元的勉力維持下，第29軍苦撐到了1933年。在這一年，日軍挑起“榆關事變”，長城抗戰隨即爆發。
為保衛華北，不使日軍突破長城沿線，第29軍奉命參戰。在這次戰役中，第29軍先後在喜峰口、羅文裕苦戰數月，其大刀隊夜襲日軍的報道更為全國所知。長城抗戰結束後，第29軍聞名全國，成為一支抗戰名軍。
擴軍十萬之路
正當長城抗戰進行時，西北軍系的開創者馮玉祥也試圖東山再起。他招募舊部組建“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在察東地區沉重打擊偽軍，收復多處城鎮，尤其是光復多倫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事件。蔣介石無法容忍馮玉祥以抗戰為名重組軍事武裝，因此在中日兩國談判停戰期間，調遣部隊以軍事圍剿的手段試圖消滅同盟軍。
在此情形下，馮玉祥被迫於1933年8月5日通電全國，表示“完全收縮軍事，政權歸之政府，復土交之國人”，並請宋哲元前往張家口“善後”。馮玉祥認為，已經成為抗日名將的宋哲元畢竟是西北軍故人，自己雖然在各方壓力下無法繼續維持同盟軍，但如果由宋接收同盟軍餘部，仍能繼續維持西北軍系統的存在，為今後再次崛起做好準備。蔣介石在當時也確實屬意於宋，便決定由宋出面收編。
宋哲元依靠第29軍打出了西北軍的威名，並引起了蔣介石的注意，但畢竟在全國各路大小軍閥中勢單力孤，要想為自己求得更長遠的發展和政治資本，固定的地盤和龐大的軍事力量缺一不可。因此，對於馮玉祥的“託付”和蔣介石的命令，宋哲元樂得坐享其成。就這樣，在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的授權下，宋哲元一口氣吞併了同盟軍的大小828個團。
用原本的17個團吞下828個團，看上去有些像天方夜譚，但宋哲元確實做到了。
對於同盟軍的828個團，宋哲元在收編時並不是全部保留，他是在精挑細選、逐次縮編的情況下收編這些部隊的。宋哲元在取得察哈爾一省和河北省的部分地盤後，首先要滿足第29軍的需求，尤其是完成他心目中將該軍擴編為4個師（第37師、第38師、第132師、暫編第2師）的計劃，隨後再以察哈爾省政府主席的名義將同盟軍未消化部分陸續縮編為省防軍。經過為時一年的整編、改編和縮編，宋哲元將自己的嫡系部隊擴編為26個團，將同盟軍餘部縮編為10個團。
1935年，華北局勢日益緊張。“察東事件”和“張北事件”的爆發，加上《何梅協定》《秦土協定》的簽訂，使第29軍得到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尤其是當位於平津地區的中央軍根據條約南撤後，經北平軍分會批准，第29軍於1935年10月接防北平、天津兩市以及河北省大部分地區。宋哲元本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張自忠任察哈爾省政府主席，秦德純任北平市市長，蕭振瀛任天津市市長。此時，宋哲元以第37師駐防北平，第38師駐防天津，第132師駐防保定，暫編第2師（後改稱第143師）留守張家口。
在獲得平、津、冀、察四地後，第29軍的財政收入呈翻倍增長，這為兼任冀察綏靖公署主任兼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的宋哲元繼續擴軍提供了堅實的財政基礎。從1936年2月開始，宋哲元大量從歐洲進口武器裝備，擴建修械所，自產武器彈藥。部隊的發展雖然受軍政部的番號限制，但他仍在第29軍的建制下陸續增編了8個獨立旅，並以河北省政府的名義組建冀北、冀南保安隊這兩支準軍事武裝。
截至1936年12月，宋哲元麾下的第29軍已經成為一支擁有4個師、23個旅的龐大部隊，其中正規軍達到8萬人，省保安武裝力量逾2萬人，這還不包括為數眾多的武裝警察。如此龐大的隊伍，僅以一個軍的番號對外實屬誇張，卻也是國民政府應對華北複雜局勢的無奈之舉。
由於宋哲元出身西北軍系統的背景、財政上的基本獨立，以及南京中央政權對該部的顧忌和利用，第29軍在冀察平津地區形成了事實上的割據局面。加上宋哲元在軍中不斷地“去馮化”，外界對第29軍漸漸產生了“宋家軍”的說法。不過隨著“七七事變”爆發，第29軍的命運最終迎來了重大轉變。
未動員的“中國駐屯軍”
日本陸軍轄下的“中國駐屯軍”，堪稱“歷史悠久”。這是一支從1901年6月就存在於中國境內的軍事武裝，起初打出的名義是驅逐義和團、“保護日本僑民”。隨著《辛丑條約》簽訂，列強在中國有了合法駐軍權，日軍的這支部隊也獲得了相應的名義，在1901年10月正式改稱為“中國駐屯軍”。
按照日本官方的說法，“中國駐屯軍”的任務是“擔任帝國公使館、領事館及帝國臣民的保護”，並不承擔直接作戰任務，因此其最初的兵力只有1650人。中華民國成立後，“駐屯軍”兵力一度減少至734人，即便到1935年初，其基本單位也只是分駐在北平、天津的8個未經動員的“平時”步兵中隊而已，總兵力為1771人。
以如此少的兵力面對數量逐漸膨脹至10萬餘人的第29軍，理論上毫無勝算。為了鞏固華北的既得侵略成果，也為了今後發起軍事行動時不居於劣勢，日軍在扶持起冀東偽政權之後，也開始增強“駐屯軍”的實力。
1935年12月，日軍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喜多誠一在前往天津視察時組織召開幕僚會議，在會上制訂了一份“駐屯軍”增兵方案。1936年4月17日，廣田弘毅內閣正式下令加強“駐屯軍”的兵力。一天後，“中國駐屯軍”新編制方案正式出籠，下轄1個步兵旅團（該旅團轄2個步兵聯隊）、1個炮兵聯隊，以及戰車隊、騎兵隊、工兵隊、通訊隊、憲兵隊各1個。根據頒佈的新編制，“駐屯軍”總兵力激增至5774人。需要注意的是，此時的“駐屯軍”仍然是“平時”狀態下的非動員編制。
“中國駐屯軍”經此擴編，總兵力增加了3倍以上。但這還沒有結束：由於第29軍也在1936年啟動大規模擴軍，尤其是增強了平津地區的兵力，日軍參謀本部決定將“駐屯軍”改為“戰時”動員編制，使該部在1936年底的總兵力就突增至1.4萬餘人。截至“七七事變”爆發前的1937年6月，“中國駐屯軍”總兵力已增加至近2萬人，與中國軍隊的數量之比為1比5。考慮到日軍在火力和指揮系統方面的優勢，這樣的數量對比已經基本可以抵禦第29軍的大部分軍事進攻。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駐屯軍”在平津地區駐防已達36年之久，對該地區的熟悉度遠遠超過以客軍身份進駐的第29軍，尤其是小巷、近道的細節幾乎全數掌握，更增強了攻擊力。
不僅如此，“中國駐屯軍”雖然身處國外，但並非孤立無援。首先，“駐屯軍”隨時可以得到關東軍從偽滿洲國境內的南下增援，偽滿軍隊亦可隨時出動助戰。其次，“駐屯軍”可以用已經佔據的沿海軍港，從日本本土調兵增援。這樣一來，表面上看起來勢單力孤，實際上已經有恃無恐，隨時可以發起一場先發制人的進攻。
就這樣，1937年7月7日，戰爭終於爆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