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導演布魯諾·杜蒙的新片《法蘭西》在2021年順理成章地入圍了戛納主競賽單元，也不出所料地再次收穫兩極評價。這部由蕾雅·賽杜擔當“大女主”的電影，一方面讓法國《世界報》《解放報》等媒體讚不絕口，被《電影手冊》打出五星；另一方面也在戛納首映時讓很多影評人離席。
蕾雅·賽杜飾演的“法蘭西”是綜合頻道的明星記者和《世界之聲》節目主持人，她在愛麗捨宮的新聞釋出會上被馬克龍總統點名邀請提問，又時常“深入”前線進行戰地報道。不管是難民問題還是戰爭危機，“法蘭西”永遠站在重大新聞中心，享受著鏡頭和觀眾的追捧。直到一次直播事故，給她帶來前所未有的職業危機和人生劇變……
影片的官方簡介這樣描述：“法蘭西”是一個女人、一個電視記者的寫照，是一個國家——法國的寫照，也是一個系統——整個媒體系統的寫照。
看起來，杜蒙希望透過一個個體，描繪一個系統甚至一個國家的肖像，這是偉大的電影野心。但也正是想要表達的社會與政治議題過於宏大多元，載體又選取得誇張、極端，影片似乎缺少一種黏合劑，讓這些表達訴求顯得合理順暢，從而失去了實現這種野心的支撐。
我們在影片戛納首映後獨家採訪了布魯諾·杜蒙，試圖透過導演的闡述更好地解讀這部影片。
北青藝評：為什麼您選擇“記者”作為主角的職業？
布魯諾·杜蒙：我認為在當今數字世界，新聞業，或者說所有的螢幕都具有時代性，這些螢幕是當今世界的工具。其中，記者在某種程度上是悲劇英雄，因為這是一個在螢幕與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矛盾的職業。記者是尋求崇高真理的人，同時又是一個在資本和受眾領域完全偏離使命的行業。
我想這就是這些人存在的悲慘之處。在這樣的環境中，以這樣的角色製作電影讓我能夠接觸時代，而我的工作就是進入時代、展現人類的狀況。“記者”很有趣，因為他們存在於“新影像”中，“新影像”也涉及新形式的電影、新形式的小說和數字化這些，我們說這是夢想，但事實並非如此，夢是假夢。這個矛盾讓我感興趣，我認為這是一個壓抑的環境。
北青藝評：您認為時代發生了什麼變化？是因為社交網路嗎？
布魯諾·杜蒙：是的，數字社會已經改變了大腦，今天的數字思想，是一種簡單的錯誤思想，這種思想肥大而異化。在我的電影中，我試圖保持角色和思想的複雜性而不是將它簡化之。我的電影不是詹姆斯·邦德（電影），詹姆斯·邦德簡化了我們將價值數字化的過程。
北青藝評：所以您認為現在我們所處的社會是被簡單異化的？
布魯諾·杜蒙：這個新社會因為螢幕和虛擬造成了破壞，將我們帶入一個超人工的世界，一個瘋狂的世界。這部電影的意義所在，就是展示這種瘋狂，這種異化。我不展示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知道的現實，現實的表現是不成比例的。媒體挑選事件並使其成為一種虛構的真實事物，它只是“偏向”真實，並且偏向於行業的需求。行業在現實世界中為自己的需求而競爭，這也是相當可怕的。
當我們去看電影時，我們知道這是假的，但當我們看螢幕上的新聞時，我們會認為這是真的，但實際上它也很可能是假的。我認為電影已被選中，和現代媒體一起，它們使自戀、偏執和愛變得飽和。我們最終制造了希臘悲劇，“法蘭西”就是現代性的希臘悲劇，她就是我們。
北青藝評：這部電影中，主人公法蘭西的生活和經歷為什麼要設計得這樣“不接地氣”？
布魯諾·杜蒙：是的，真實生活中的記者不會住在那麼奢華的公寓裡，那些財富只是代表了精英階層在主導方面的地位，這是一個寓言，一個需要被解碼的隱喻。一切都是假的，她活在這樣的設計中，她與愛人的愛情故事，她戲劇性地失去了兒子、丈夫等等這些。事實上，我是在做戲劇，我強迫自己告訴你這不是現實，這是一部關於人性象徵意義的想象的電影。
我試圖在我的影像中表現出電影的超現實主義。我的影象顏色飽和，非常漂亮、色彩鮮豔、充滿視聽技巧，但是“法蘭西”有時候也非常粗俗，常常又哭又笑，這是電影和現實兩個世界的美感和複雜性。
北青藝評：影片開頭，馬克龍總統的新聞釋出會場景讓人印象深刻，我們很難辨別那是真實拍攝還是數字合成。
布魯諾·杜蒙：是的，我不會告訴你的。但我們拿到了許可。
北青藝評：愛麗捨宮的許可很好拿嗎？
布魯諾·杜蒙：事實上並不難。畢竟馬克龍自己就熱衷這個。他和YouTubers一起出鏡，他是個非常數字化的現代人。他對“媒體表現”有非常好的理解，當然了，這是他們政治家的義務。
文/幗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