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第一年。在這一年裡：美國完成了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資本積累，走上了超級大國之路；丘吉爾發表了鐵幕演說，歐洲大陸在意識形態上一分為二，美蘇冷戰開啟；國民黨反動派悍然撕毀停戰協定，新的全國內戰在中國大地上爆發；昭和天皇發表《人間宣言》，麥克阿瑟開始改造日本；大英帝國難掩衰頹之勢，印度宣佈獨立……著名歷史學者維克托·塞巴斯蒂安撰寫的《1946：現代世界的形成》，就紀錄片式再現1946年的世界局勢。這一年，決定了我們所面臨的世界。可以說，政壇精英在“決策之年”縱橫捭闔，黎民百姓於“世紀寒冬”艱難前行。
維克托·塞巴斯蒂安出生於布達佩斯，當他還是個嬰兒的時候，全家淪為難民，不得不離開了祖國。他後來成為一名記者，供職於《泰晤士報》和《每日郵報》等多家媒體。還在《倫敦晚報》中任媒體編輯和首席撰稿人。主要作品有《十二天：1956年革命》《1946：現代世界的形成》等。海南出版社出版的這本《1946：現代世界的形成》，維克托·塞巴斯蒂安用32個長短不一的故事，呈現出1946年的全球大格局。雖然這些事件大體上都相互獨立，沒有明確的前後文關係，但是作者還是嘗試按照時序來排列並呈現這些故事。作者談論的話題包括：“美國世紀”的到來、德國被清零和重啟、奧地利成為冷戰的重要舞臺、蘇聯在歐美大規模鋪設間諜網路、英國如何瀕臨破產、日本天皇退位危機、戰後歐洲國家對德國的復仇、伊朗問題、英國處理印度問題，等等。每一章都充滿了豐富的年代感和形形色色且飽滿的人物形象，以及完整的故事主線。
在維克托·塞巴斯蒂安看來，1946年是讓人看不到希望的一年，世界各處幾乎都是如此。他在書中寫道：1946年年初的時候，一位剛結束歐洲訪問的美國高階官員來到白宮，如臨大敵一般向時任總統哈里·杜魯門報告：“那個存在於我們祖祖輩輩認知中的世界結構如今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機。”他的話並不是聳人聽聞。因為溫斯頓·丘吉爾也曾用自己慣用的雄辯口才講述過數以百萬計歐洲人的真實感受。1946年9月，他這樣形容“二戰”結束後的連鎖反應：“歐洲為何淪為如今這般田地？在這廣闊的土地上，到處是流離失所、飢寒交迫、惶惶不安、不知所措的人，他們眼睜睜地看著家園被破壞，還要時刻警惕新出現的各種恐怖威脅悄悄向自己逼近。那些所謂的‘勝利者’歡呼雀躍，而被征服的人卻只能在驚恐絕望中忍氣吞聲。”
丘吉爾口中的歐洲的確如此，但是幅員遼闊的亞洲或許也如他所描述的那樣。像那些頭腦理智的人一樣，他對即將到來的這個殘酷、骯髒的黑暗時代感到擔憂不已。6年之內死亡6000萬人，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場戰爭付出過如此慘重的代價。悲慘的現實遠不止如此，在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死亡人數還在上升。這一時期，獨立戰爭在亞洲各國相繼爆發。“那時候，歐洲大部分地區學校停課，交通幾乎中斷，沒有對外開放的圖書館，商店也因為物資生產停滯、沒有買賣而關門大吉。錢在當時已經沒有任何價值，銀行全都停止營業也對人們的生活毫無影響。法律和秩序淪為虛無，不管是為了保衛自己的財產，還是為了掠奪他人的財產，總之男人們和孩子們走上街頭時都會拿著武器防身；而婦女們，不管年齡多大、出身如何，為了尋求庇護或者一頓餐食只能出賣肉體。傳統的思想和道德徹底顛覆了，活著才是硬道理。這就是1946年時數以百萬計的歐洲人的生存狀況。”
此外，歐洲、美國、中東的大事件還靠著一條隱藏的線索被有機組合到了一起，即猶太人問題。不管是“二戰”後對於德國國家的重構、歐洲的重建、美國對外政策的奠定、中東以色列的建國和阿拉伯的分裂，背後都離不開大國如何處理猶太人問題和猶太人如何自救之間的博弈。
從柏林到華盛頓，從倫敦到莫斯科，從德里到上海，維克托·塞巴斯蒂安採信了大量的檔案資料和親歷人的口述記錄，透過扣人心絃的細節描述和頗有深意的小插曲，向讀者生動地展示了和平的第一年對塑造我們如今生活的世界至關重要。書中幾乎涉及了戰後每一個重要主題和關鍵事件，呈現出一段資訊量大、引人入勝又容易理解的歷史。比如丘吉爾的“鐵幕”演說。
1946年，在美國威斯敏斯特學院的校園裡，丘吉爾發表了他廣為人知的“鐵幕”演說。當時坐在一旁的還有美國總統杜魯門，而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則在莫斯科以一篇措辭激烈的譴責予以回擊。如今，丘吉爾的富爾頓之行被視為冷戰早期意識形態極化的一個標誌性時刻。因為這場演說的內涵遠遠超出了那句有關“鐵幕在戰後歐洲徐徐落下”的口號。但事實上，《1946：現代世界的形成》透露，丘吉爾本人並沒有以“鐵幕”作為演說的標題，他取的標題是《和平的力量》。當然，書中所披露的臺前幕後遠不止這些。
書中記載：1946年的前3個月，（卸任首相職務的）丘吉爾是在美國度過的。其中的大部分時間，他都待在佛羅里達州的度假別墅裡一邊享受陽光，一邊作畫。那幢房子正是他的崇拜者之一加拿大富翁弗蘭克·克拉克的產業。動身去美國之前，丘吉爾收到密蘇里州富爾頓城威斯敏斯特學院院長弗蘭克·麥克艾弗博士的邀請函，希望他能做一個關於“世界形勢”的演說。通常這樣的邀請，尤其是來自偏遠地區的一個不知名的學術機構的邀請，都會被他婉言謝絕。但是這封邀請函的底部卻有一段有趣的附言：“這是我老家一所很棒的學校，希望您能蒞臨。我將向他們隆重介紹您。致以最親切的問候。哈里·杜魯門。”丘吉爾意識到這是自己重返世界舞臺的機會，他要藉此機會告誡人們要以強硬的態度對待蘇聯。事後，杜魯門對外表示自已並沒有提前知道演說的內容，但這絕對不是事實。1946年2月11日，在華盛頓的一次晚宴上，兩人詳細討論了這次演說的內容。他們還一起乘火車從華盛頓到富爾頓，在一整夜的旅程中，杜魯門總統仔細閱讀了演說的草稿。據丘吉爾說，杜魯門對演說稿十分滿意，認為其內容今人欽佩，而且一定會引起轟動。丘吉爾去富爾頓是為了登上頭條，他成功了。聽眾原本只是現場的350名威斯敏斯特學院的學生，結果卻吸引了美國知名的媒體紛紛前來小鎮報道此事，這讓丘吉爾的演說最終傳遍了美國。結束演說時，他告訴麥克艾弗，他希望自己“開啟了一些足以創造歷史的思考”。在返回華盛頓的途中，他對助手們說這是他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說”。這話在當時聽上去可能有些誇張，但它的確對接下來的40年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可以說，《1946：現代世界的形成》記錄了1946年發生的關鍵事件。作者毫不避諱那些真實又令人心碎的細節，為這充滿挑戰的一年創造了一個非常具有可讀性的版本。正如媒體所評論的那樣，“塞巴斯蒂安先生是一位機智的作者，他的敘事視野廣闊但又節奏輕快，加之文筆詼諧，那些毫無歷史知識背景的人也能輕鬆讀進去。這本書中穿插著各種引人入勝的情景重現和奇聞軼事，用人性化的視角解讀那些足以影響全世界的事件。”（讀者報全媒體記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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