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中央的電報
1935年9月29日的夜裡,正在電臺值班的紅二、紅六軍團無線電大隊政委江文忽然收到一份明碼電報。他們一聽,嚇了一大跳。原來,這是周恩來令人發來的電報,詢問紅二、紅六軍團的下落。自1935年2月接到中央傳達遵義會議精神的電報後,紅二、紅六軍團便與中央失去了聯絡,江文覺得事情重大,便第一時間向紅二軍團政委任弼時作了彙報。
任弼時聽了彙報,一方面喜出望外,另一方面又心生疑惑。為何用明碼而不是密碼?他擔心是敵人設的圈套。為證實電報的真實性,他命令江文等人用密碼回電進行試探,其中一句說:“恩,你們現在何處,久失聯絡,請於來電內對此間省委委員姓名說明,以證明我們的關係。”
第二天,任弼時便收到了朱德、張國燾聯合署名的紅軍總部的覆電:
朱德、張國燾復任弼時:
1.二十九日來電收到。
2.你們省委弼時書記,賀龍、夏曦、關嚮應、蕭克、王震等委員。
3.一、四兩方面軍六月中在懋功會合行動,中央任國燾為總政委。
……
長征後到達陝北的任弼時
接到電報,任弼時、賀龍、關嚮應等人喜不自禁,盼了那麼久,終於與中央聯絡上了。然而,他們不知道,這封電報並不是中央所發,而是張國燾發的。
原來,1935年9月3日,張國燾突然違背中央決定,提出南下方針,由此造成了紅軍的分裂。紅軍總司令朱德和總參謀長劉伯承被迫隨左路軍一起行動。
當時,張國燾名義上是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且掌握著紅軍的電臺密碼,所以能收到紅二、紅六軍團的電報。也就是從這時起,隱瞞了分裂黨和紅軍情況的張國燾便以中革軍委名義向紅二、紅六軍團發號施令。
被矇在鼓裡的任弼時等人,不僅對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行徑無從得知,更不知道電臺密碼為張國燾所控制,誤以為以“朱張”名義發來的電報就是中革軍委的電報。
1936年3月30日,指示紅二、紅六軍團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的電報內容
1936年3月25日,紅二、紅六軍團在雲南宣威以北接到紅軍總部電報,指示:“設法渡過金沙江,與我們會合大舉北進。”接到指示,任弼時、賀龍等人率部迅速北上,4月渡過金沙江,6月在甘孜等地實現了與紅四方面軍的會師。
朱德、劉伯承通報情況
任弼時、賀龍等人在長征途中,曾在國民黨的廣播中聽到關於中央與張國燾分裂的訊息。當時,他們認為是國民黨的造謠挑撥,因而沒有相信。現在兩軍會合了,他們開始嘗試瞭解相關情況。
會合後不久,劉伯承就來到紅二、紅六軍團。他見了紅二軍團保衛部長吳德峰。吳問劉:“情況怎麼樣?”劉答道:“要做團結工作。”吳又問:“可不可將這個意思告訴弼時?”劉再答:“可以。”這樣,任弼時瞭解了朱德、劉伯承的立場,心裡就有了底。
朱德也做了很多工作。他先是向王震介紹說:“他(張國燾)原來並不想指揮紅二方面軍,擔心紅二方面軍和他作對,搞不到一起。但我們主觀上總是想要你們過來的,可是有個密碼問題,電報密碼在他們手中,我們只能搞點情報對你們幫助。”朱德還氣憤地說:“劉伯承同志和他是對立的,幾乎被他殺掉。右傾機會主義在組織上是很兇的呀!”接著,朱德與紅二、紅六軍團主要領導人一一交流,講明瞭張國燾的分裂真相。
另外,張國燾也馬不停蹄地開始分化、拉攏、控制紅二、紅六軍團的行動。他送給紅六軍團政委王震好馬,並誇他勇敢、能打仗。王震則按劉伯承指示,送的東西照收,行動聽中央的。此外,張國燾還以勞軍為名,散發反對“毛、周、張、博”的檔案及《幹部必讀》小冊子,宣揚分裂路線、攻擊中央,汙衊中央北上是“逃跑”,煽動紅二、紅六軍團的不滿。對於這些,任弼時等人都置之不理。
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
會師後,張國燾曾以紅軍總政委的身份作出“指示”,藉口調任弼時來總部工作,給紅二、紅六軍團另派政委,明目張膽地分化、吞併紅二、紅六軍團。對此,任弼時早有思想準備,據理拒絕。任弼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又是紅二、紅六軍團的最高政治領導,說話有分量,張國燾只得作罷。
後來,張國燾建議召開兩軍聯席會議,企圖以多數壓倒少數。任弼時嚴肅地反駁道:“兩軍聯席會議,由誰來作報告?如果發生意見分歧,結論由誰來做?絕不能以多數壓倒少數,造成上層對立,那將使工作更加困難。如果雙方態度尖銳,我不負責任。”如此,張國燾的陰謀被果斷擊破。
任弼時在堅決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的同時,政治上也十分清醒,深知必須跟中央建立直接聯絡,找機會把電臺密碼要過來,恢復與中央的直接聯絡。於是,任弼時帶著無線電臺的閻知非、龍舒林等人,拜訪紅四方面軍負責通訊工作的宋侃夫。宋侃夫表示,密碼本一直被張國燾直接掌握。任弼時於是設法在張國燾處要到密碼,建立了與中央的直接聯絡。
期間,紅軍總司令部的幾個譯電員隨龍舒林來到紅二、紅六軍團總部,一進房門就大罵張國燾在戰士中煽動反對中央的情緒,甚至編成軍歌誣稱“毛、周、張、博北上逃跑”。任弼時聽到後馬上進來勸阻,表示不要議論過去兩軍會師中發生的問題,要做全軍團結的工作。可見,任弼時在複雜環境中具有高超的鬥爭藝術。
中央的支援
在張國燾一步步破壞黨的政治紀律和團結統一的情況下,中央的對策是,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繼續採取耐心說服和等待的方式,試圖緩和矛盾,維護統一,挽救張國燾。此外,中央和毛澤東也一直擔心張國燾吞併紅二、紅六軍團,壯大其個人的勢力。
為增強反分裂的力量,中革軍委於7月5日下令:“以(紅)二軍團、(紅)六軍團和三十二軍組成紅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兼(紅)二軍團軍團長,任弼時任政委兼(紅)二軍團政委。”這樣,紅二方面軍就成了與紅四方面軍並列的方面軍,任弼時、賀龍、關嚮應等人的政治地位也相應提高,可以站在方面軍領導者的位置上維護黨的政治紀律,同張國燾進行鬥爭,粉碎其分化吞併圖謀。
同時,毛澤東還給任弼時發來電報,要他在同張國燾分裂主義進行堅決鬥爭的同時,團結紅二、紅四方面軍,勸說張國燾北上與中央會合。任弼時自知肩上責任的重大,透過與朱德、劉伯承、賀龍、關嚮應等人的不懈努力,加上以徐向前為代表的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強烈要求,特別是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的支援,張國燾終於取消其另立的“中央”,釋出《四方面軍二次北上政治命令》。
紅四方面軍最終北上《四方面軍二次北上政治命令》釋出後,根據朱德的提議,任弼時以中央政治局委員和紅二方面軍政委的身份,隨朱德、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一起行動,以增強制約張國燾的力量。劉伯承則隨紅二方面軍行動,任紅二方面軍紅軍大學(隨營學校)校長,幫助訓練騎兵,做好過草地的準備工作。
在此期間,任弼時為了使張國燾認識到其所犯的政治錯誤並回到正確路線上來,做了許多工作。他經常就重大問題與張國燾深入交談,並要求張國燾“將來在六中全會上有很客觀、冷靜、正確的自我批評”。他還要求找紅四方面軍的有關幹部談話,在張國燾百般阻撓的情況下,他義正詞嚴地說:“我是政治局委員,有權找所有的紅軍幹部談話。”
於是,任弼時與陳昌浩、徐向前、傅鍾、李卓然以及其他幹部進行了多次單獨長談,從黨的光榮鬥爭歷史說到講團結、反分裂,促使他們進一步團結在中央的周圍。徐向前多年後回憶:“任弼時給我的印象,冷靜、誠懇,對促進黨和紅軍的團結,充滿信心……弼時同志做的這些工作,對促進黨和紅軍的團結,有重要作用。”陳伯鈞也稱讚道:“得弼時同志之力,從中挽轉,始有今日之新機,使有心人聞之其能無快於心乎!”為促成黨內團結,任弼時還設法解救了一批被張國燾長期關押迫害的同志,其中包括廖承志。
紅二、紅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後,任弼時在抵制錯誤路線、維護黨中央權威、維護黨的政治紀律、“努力促成我黨的完全團結一致”等方面的努力,得到了中央和同志們的高度評價。7月27日,經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弼時擔任副書記,繼續推動紅二、紅四方面軍迅速北上,實現三大主力紅軍會師,迎接抗日鬥爭的新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