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初，毛澤東在會議中以李自成的歷史教訓為警戒，警醒同志們要下定繼續過艱苦生活的決心。不到20天后，毛澤東又幽默地提出了“進京趕考”的說法。
“進京趕考”除了要避免李自成的歷史教訓之外，還有一個大難題就是過人情關。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人情社會，素有“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說法，由此形成了複雜的裙帶關係，滋生了很多問題。
新中國成立之後，有不少親友寫信、來京求毛澤東幫忙，其中不乏感情極深之人。但毛澤東的回覆往往都是：不要有任何奢望，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對於想來京親自拜訪之人，毛澤東更是下了這樣的規定：一律不見，一律謝絕，我這裡不介紹、不推薦、不說話、不寫信。
毛澤東其實對故鄉親友懷有非常深的感情，從個人情感的角度出發的話，他當然希望自己能幫一幫親友們。但是，作為新中國的締造者，他只能把個人情感放在一邊，帶頭過好“人情關”。
有些人在毛澤東這裡碰壁之後，又想到了請毛岸英幫忙說說話。毛岸英亦深知裙帶關係的危害，曾在一封給長輩的回信中這樣寫道：
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靠自己的勞動和才能吃飯的時代已經來臨了……翻身是廣大群眾的翻身，而不是幾個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問題要整個解決，而不可個別解決。大眾的利益應該首先顧及，放在第一位……我愛我的外祖母，我對她有深厚的描寫不出的感情，但我決不能也決不願違背原則做事。
毛岸英寫的信
毛澤東父子過“人情關”的故事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周恩來當年也曾遇到過這樣的問題。據曾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成元功等人統計，僅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兩年間，自稱是親戚來找周恩來幫忙的人不少於100個。對此，周恩來的態度跟毛澤東一樣堅決——一律謝絕。
不過，在“人情關”方面，周恩來還有一個更大的難題。他的親弟弟周恩壽為革命做出過貢獻，新中國成立後也在北京工作。但周恩壽的級別定得比較低，工資比較少，家裡孩子又比較多，生活方面很困難。
在這種情況下，於情於理來說，作為兄長的周恩來都有責任幫助弟弟一家。那麼，周恩來是如何幫助弟弟一家的呢？欲知詳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周恩來是家中的老大，底下有兩個親弟弟，二弟周恩溥生於1899年，三弟周恩壽生於1904年。周恩溥是一位為國捐軀的烈士，可惜如今關於他的史料不多。抗戰爆發之後，周恩溥積極參加抗日活動，在一次反掃蕩中不幸落到了侵略軍手上，嚴刑拷打致不能起立，於1944年壯烈犧牲。
周恩壽亦很早參加了革命活動，在南開中學上學期間就擔任了周恩來建立的“覺悟社”的小交通員。1925年時，周恩壽進入北京宏達學院學習，並秘密從事交通和宣傳工作。周恩壽一直周恩來保持密切聯絡，並認識了鄧穎超，稱其為“姐姐”。周恩壽曾回憶說：那時，姐姐用毛線給我編織了一雙棉鞋，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寒冷的冬天穿上那麼暖和的鞋。
1926年1月，周恩壽進入黃埔四期學習。革命軍揮師北伐之後，周恩壽擔任了宣傳員。北伐軍攻打武昌城時，周恩壽在火線上採訪，右腳不幸被炮火炸傷，由郭沫若和胡公冕抬下火線搶救才脫險。1928年，周恩壽隻身前往吉林找四伯父。之後，周恩壽還曾掩護周恩來和鄧穎超脫險。
此後，周恩壽擔任過鬆江綏化稅務局課長、哈爾濱稅務監督署股長等職。1936年之時，周恩壽透過周恩來的好友張鴻浩介紹，與王士琴相識、相戀、成婚。解放戰爭期間，周恩壽在天津以做生意為掩護，為組織提供活動經費和醫療器械及藥品等緊缺物資，在隱蔽戰線上為革命做了很大貢獻。
周恩壽
1949年之時，周恩壽提出要繼續工作，畢竟當時的他才44歲。但周恩來建議周恩壽先去“華大”學習，改變好思想、世界觀再繼續工作。當時的周恩壽已經有了四個小孩，王世琴要照顧小孩無法工作，家中生活原本就很困難。周恩壽如果不能馬上工作的話，一家人可是要揭不開鍋的。
此外，當時周恩壽住的房子很小，幾個小孩擠在一個小屋子裡，條件非常差。面對這種情況，周恩來沒有直接給周恩壽安排工作，也沒有“照顧”他們一處好房子，只是盡個人最大的力量，將7歲的周秉均和5歲的周秉宜接到了自己家照顧。而周恩壽，則仍是先學習，再按規定分配工作。
周恩壽一家
在此之前，12歲的大侄女周秉德已經被接到周恩來家中了。在《我的伯父周恩來》一書中，周秉德詳細回憶了第一次見到周恩來時的情景：
我看清了伯伯的臉，伯伯與爸爸長得真像！伯伯也有兩道濃黑的劍眉，只不過伯伯的眼睛比爸爸的眼睛更明亮更精神，臉盤也比爸爸豐滿紅潤，彷彿顯得還年輕些。伯伯對我說，9月1日才開學，過幾天你去考試，錄取了，你就可以上學了。你住的是間書房，可以在那兒多看些書。毛澤東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擾他，行嗎？
周恩來雖然是長輩，但對侄女說話用的卻是商量的口吻，這使周秉德極為感動。不過，對於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周恩來卻嚴厲要求侄女及侄子們要尊敬他們。周秉德、周秉均和周秉宜來周恩來之前，或許都幻想過自己能住上金碧輝煌的好房子。但事實上，他們到周恩來家後，周恩來只是幫他們在房中搭了幾張小床。
快開學之時，周恩來的衛士長成元功看到周秉德只有兩套小花衣裙子，便帶著她去做了兩套秋裝。周恩來看到周秉德接連穿了兩套新衣服，就皺著眉頭說道：怎麼又一套？浪費！
周秉德還正開心自己有兩套新衣服，但沒想到伯伯會因此生氣，頓時委屈得要哭了！鄧穎超當時也在場，便心疼地摟住周秉德說：馬上要開學了，秉德住校，週末才回家，總要有兩身衣服洗換嘛！
周秉德
周恩來看到周秉德委屈的樣子，沒有批評她，也沒有繼續生氣，而是耐心地對她講起了自己學生時代的往事：
我在南開上中學時也住校，夏天就一件單布長衫，冬天也只一件藏青棉袍。每次回到家裡，第一件事就是脫下長衫洗淨晾乾……現在我們國家也十分困難，我們還是要節省，對不？
周秉德點了點頭，當時的她其實還不太懂這些，但她知道伯伯說的一定是對的。直到他長大之後，才明白周恩來身上那些可貴的品質，而周恩來多年來的教導，也成了她一生受用無窮的寶貴財富。
周恩壽在“華大”學習一年後順利畢業，被分配到了北京鋼鐵局工作。當時實行的是供給制，由組織上負責幹部及其家屬的生活。1952年，國家實行薪金制。因為周恩壽的級別經周恩來要求被定得很低，工資也很低，難以照顧好一大家子人。因此，周恩來不僅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錢來負責周秉德等人的學費及生活費，還定期資助周恩壽夫婦。
周恩壽夫婦
1951年和1952年，王士琴先後生了周秉和、周秉建兩人。王世琴當時正在學校教書，實在抽不出時間照顧小孩，鄧穎超便出錢請了保姆來幫她照看孩子。鄧穎超還請保姆到家中吃了一頓飯，並說道：按說，照顧孩子本該是我這個做大媽的事兒。可是我工作這麼忙，身體又不好，所以只好把你們請來幫忙。
有一次，周秉和、周秉建同時得了麻疹，必須住院治療。可當時周恩壽在外地出差，王士琴交不起住院費，只能去找周恩來幫忙。周恩來聽說孩子有病，立即讓成元功拿出錢去救急。還有一次，周秉和受暑長了許多癤子，鄧穎超乾脆把王士琴和孩子接到西花廳住了一個暑假。
1959年，周恩壽的工作被調動到內務部。本來以周恩壽的資歷以及能力，可以得到級別高一點的工作。但是周恩來知道周恩壽的調動情況後，找到了內務部部長曾山，再三明確交代：周同宇（周恩壽的別名）的工作，要安排得職務儘量低，工資級別儘量低，因為他是我弟弟。
周恩來、周恩壽一家
周恩壽的身體一直有恙，在內務部工作兩三年後就因胃病而無法正常上班。周恩來非常關心弟弟的身體，請鄧穎超聯絡了著名的外科醫生吳蔚然為周恩壽做手術。可是，周恩壽的病始終沒好起來。於是，周恩來便在一次會議後單獨留下了曾山，嚴肅交代道：我弟弟不能堅持正常上班，請你讓他提前退休。
當時周恩壽還沒到退休年齡，提前退休的話會損失很多東西，一是在職時的待遇，二是工資級別沒辦法再調整。曾山也沒想到周恩來會一直盯著這個事，沒有讓周恩壽提前退休。周恩來得知這個情況後，嚴肅地批評道：你再拖著不辦，我就要給你處分了！於是，周恩壽提前退休。
除了周秉德已經參加工作以及周秉均在當飛行員外，其他四個孩子都還在上學，周恩壽身體不好加上提前退休，家中的負擔一下子重了很多。周恩來非常瞭解弟弟家中的情況，擔心弟弟及弟媳會想不通，便問在他身邊生活最長時間的周秉德道：你爸爸想得通嗎？周秉德告訴周恩來說，爸爸是想得通的，他一向最聽您的，但媽媽有些想不通。
王世琴
說著說著，周秉德說了句“媽媽真不該有什麼想不通了”。但周恩來卻搖了搖頭，告訴周秉德說“你媽媽有看法，這也是正常的、合乎情理的”。因為周恩來知道弟媳她是個很自立、很自尊的女性，從家庭的角度看，她希望周恩壽能透過自己的能力養育小孩。周恩壽就不一樣了，他是周恩來的親弟弟，他們從小也是靠伯伯養大的，所以他從哥哥這兒拿錢去養孩子，不會覺得心裡有什麼不安。
周秉德聽完周恩來的話後，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正當她想要說話的時候，周恩來又有些激動地說道：
你奶奶去世前，握著我的手，斷斷續續地叮囑我：你的兩個弟弟還小，答應媽媽，一定要好好照顧他們……你奶奶去世後，我突然感到自己長大了，還想到了一句古話“長兄為父”……你爸爸身體不好，早點退休也能平安度過下半生，也算是對你奶奶的承諾有個交代。
為了解決周恩壽一家的生活問題，周恩來每個月資助周恩壽一家200元。周秉德覺得太多了，但周恩來卻說：你們6個孩子，每個20元，剩下的多給你爸買點補品。當時周恩來一個月的工資是400元，一半給了弟弟，還要不時補貼老部下以及其他親人，每到月底就捉襟見肘。很多時候周恩來請客，都要用鄧穎超的工資。
周家合影
從1950年到1968年，幾乎每個月都是由周秉德從成元功那裡簽字領錢。從每月105元到120元，後來每月200元，一直到周恩壽的6個孩子全部參加工作為止。在《我的伯父周恩來》一書中，周秉德算過這樣一筆賬：
伯伯的工資404.80元，七媽（鄧穎超）的工資342.70元，從1958年到1976年，工資累計不足17萬元，伯伯拿出了很大一部分來補助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伯伯在世的時候經常講：你們之所以用自己的工資補助親屬和部下，是不願親友因困難向國家申請補助，是為了減輕國家的負擔。
周恩來和鄧穎超
周恩來從自己工資中“闊氣”地拿出了這麼多錢幫助親屬和部下，但他自己卻始終過得極為“小氣”的生活。家中用餐時主食至少要吃三分之一的粗糧，一條魚一頓飯只吃一半，剩下的留著下頓再吃。他穿的是補丁上面打補丁的衣服，修了又修的皮鞋，補了又補的襪子，滿是破洞的毛巾。
周恩來逝世之後，周秉德時常流著淚撫摸伯父留給自己的遺物。其中有一件補丁疊補丁、已經看不清原來不了顏色的睡衣，年歲大概有20年之久了！還有一套周恩來生前常穿的西裝，前後顏色不一樣，是用新舊布料拼起來做成的，年歲也有20多年了。
此後的歲月中，周秉德總會想起伯父常說的那句話：我們的國家還不富裕，要保持艱苦奮鬥的傳統，即使以後富裕了，也不能丟了這個光榮傳統。而周恩來偉大的人格力量，早已成為了一道永駐人間的美麗風景線，一筆給後人無窮力量的精神財富。
謹以此文，向人民永遠敬愛的周總理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