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宋馥李
平山團和平山子弟兵
西柏坡村,在河北平山縣中部。
從軍事地理的角度來看,這裡進可攻,退可守,進一步是華北大平原,退一步是巍巍太行山,戰略位置顯要,是晉察冀根據地的腹地。西柏坡所處的滹沱河灘地非常富庶,人均糧食產量高達七八百斤,聶榮臻形容這裡是晉察冀的烏克蘭——烏克蘭是東歐的糧倉。
1931年,中國共產黨在平山縣建黨。1935年,平山建立了第一支紅軍武裝部隊——108支隊,到1937年抗戰爆發的時候,黨員已發展到700多人,這個數是當時河北省黨員人數的二分之一,是華北地區黨員的七分之一。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聶榮臻建立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平山縣從此成為根據地的腹地。
1937年10月,王震的359旅到平山來徵兵建軍,僅用一個月出頭的時間,在平山徵兵1700多人,組成了718團——因為全是平山子弟,便稱之為“平山團”,組建不久,718團就奔赴前線。
到1939年5月,平山團又回到了平山,緊急補充兵員,這時,部隊已缺員850人。也就是說,不到兩年的時間,平山團一半的子弟兵,打沒了。
其悲壯慘烈,難以一一盡述。
1939年的第二次徵兵,平山團又達到了1758人。同時期,八路軍115師主力旅之一徐海東旅,也在平山徵兵1700人;晉察冀軍區其他部隊,也徵召著大量的平山子弟入伍。
那時的平山,常常是兄弟雙雙入伍,父子一同參軍,父母和妻子,把兒子和丈夫送去參軍。三五戶的小隊,就能拉出一個班,一個村就能組一個排。
平山團首任團長陳宗堯(1945年犧牲)第一次來到平山西部深山的貓石村建軍,這個只有60戶的小山村,就動員了34名青壯年參軍,被編為第一營第一連第一排。
參軍光榮,參加八路軍的平山子弟,前前後後有12065人。新中國成立後,平山縣717個行政村,每個村都有烈士遺屬。
平山為什麼出熱血子弟兵?
西柏坡革命紀念館研究部主任康彥新說,這個問題縈繞在他心裡很多年,除了各種客觀因素,他認為最主要的因素是:平山這片土地上的人,一直傳承著熾烈的家國情懷。
平山團在一次一次硬仗中淬鍊成一支鐵軍,並在改編後成為第一野戰軍的勁旅,轉戰西北,進軍新疆。新中國成立後,他們又服從大局,屯墾戍邊,成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1師1團,在阿克蘇駐紮下來。
忠勇的平山子弟,一直鼓舞著全黨全軍的鬥志,獲得過無數嘉獎。而國仇與家恨,也釀出了無數壯懷激烈的紅色歌曲。1943年,西北戰地服務團平山隊的牧虹、盧肅來到平山,他們創作的小型歌劇《團結就是力量》在這裡上演,為了突出演出效果,他們趕寫了一首同名終曲,這首歌曲迅速傳唱,在最為艱苦的歲月,成為鼓舞人們鬥志的精神力量。還是1943年,晉察冀邊區抗日救國聯合會群眾劇社的音樂組組長、19歲的曹火星寫出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而他長期生活在平山。
康彥新做過研究,有10首紅色歌曲,或多或少都和平山縣、平山團有關係,在平山這塊熱土上,平山人和中國共產黨有著血濃於水的關係。
1948年,中國共產黨已經轉入戰略反攻,隨著形勢變化,中共中央可以主動選擇自己的“政治中心”了。平山,進入了中央的視野。
1948年5月,毛澤東率領中共中央機關、解放軍總部移駐平山縣西柏坡。
在西柏坡立規矩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軍在各個戰場相繼轉入外線作戰或反攻,構成了戰略進攻的總態勢。
軍事上節節勝利,捷報頻傳,形勢大好,歷史的轉折點到了。一個更為艱鉅的挑戰也擺在了眼前:解決黨內的山頭主義、紀律鬆散等現象。
1948年1月,黨中央開始著手建立請示報告制度:將一切可能和必須集中的權力,集中於中央和中央代表機關手裡。1月7日,毛澤東起草了《關於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從當年起必須改正對上級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彙報的不良習慣,各中央局和分局書記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這份制度細化要求到:報告必須是一把手起草,字數不超過2000字。3月25日,中央又發出《關於建立報告制度的補充指示》;7月26日,中央又發出《關於嚴格遵守請示報告制度的指示》。
不久,中共中央撤離延安之後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九月會議召開了。
9月8日,西柏坡中共中央大院的一間長方形土坯房,擠滿了前來開會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以及重要人員共31人。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
這次會議,毛澤東著重強調了紀律的重要性,他指出,現在無紀律和無政府狀態在黨內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從中央機關、中央代表機關,一直到各地,報喜不報憂,瞞上不瞞下,封鎖訊息⋯⋯這些狀態必須改變。
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對各項工作中哪些權力屬於中央,哪些必須事先請示並得到中央批准後才能實行,哪些必須報告中央備審等作出了規定。會後,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和前委會均按照中央要求召開會議,開展了反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的鬥爭,並將情況彙報給中央。
也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論述了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的國體和政體,即國家政權的階級性和構成形式,還組織討論了國旗和國徽圖案。
同年11月13日,中央再次發出電報,要求在五個月內,一切區黨委、地委、縱委旅委軍區軍分割槽,中原局、區黨委、地委三級政府黨組,三級黨報委員會,五萬人以上的城市市委市政府及市軍事機關黨組,都應開會檢討“請示報告制度”建立的情況。
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在西柏坡、在往來的各種文電中,“請示報告制度”在全黨全軍普遍建立起來。
從西柏坡到北京
隨著解放戰爭節節勝利,中國共產黨由“被動”轉向了“主動”,實現了對中國時局的掌控,怎樣建立一個新世界,已經有條件從容籌劃了。
在西柏坡,中央領導召開了全國土地會議,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實現了耕者有其田。靠近西柏坡的夾峪村人口多,土地面積大,不但成為了全國土地會議的研究物件,還是第一個按照《大綱》土改的村莊。
在西柏坡,中共中央進行了區域性建政實踐:召開的晉冀魯豫和晉察冀兩邊區參議會聯席會,相當於政治協商會議;召開的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成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雛形;所成立的華北人民政府,成為中央人民政府的雛形。從那時起,中國共產黨除了熟悉的軍事工作和農村工作,開始要進入城市工作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經濟政策、文化政策和外交政策,都從這村莊開始醞釀、萌芽。
1949年3月5日,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在食堂臨時改成的會議室裡,中國共產黨用8天時間確立了“建國大業”,確定了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從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等各方面描繪了一個讓人憧憬的大國藍圖。毛澤東在全會所作的結論中,系統闡述了“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並將其概括為十二條,從方法論的高度,聚焦到了“如何執政”這一根本矛盾上。
十天後,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澤東率領中共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向北平進發。
歷史在這裡沉澱、積蓄、迴響。
2013年7月,在西柏坡著名的九月會議舊址,習近平總書記帶領著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九月會議那間土坯房,又召開了一次座談會。這是那間土坯房再次擠滿中央委員的時刻。習近平說,這裡是立規矩的地方。黨的規矩、制度的建立和執行,有力推動了黨的作風和紀律建設。
一間土坯房,在時空跨越65年後,見證“立規立矩,制度治黨”這個相同命題。十八大以來,黨的制度之籠越扎越緊、越扎越密,一條條紅線令權力難以任性。
習近平總書記說,60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複雜,應該說,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趕考”繼續,九月會議的歷史回聲鏗鏘依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