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追尋紅色足跡，講好黨史故事，東城檢察院開展“點亮紅心”黨史學習教育系列活動，黨員到紅色基地打卡參觀，然後在支部進行宣講介紹，分享心得體會，形成參觀一個、學習一片的效果。
● 本期點亮人——東城檢察院幹警許鈺軒，帶領大家走進京報館，感受一份進步報紙的坎坷命運，一個傳奇報人的短暫一生和一段黨領導下紅色報刊的奮鬥發展史。
京報館舊址位於北京市西城區椿樹街道魏染衚衕30號、32號，是傳奇報人、革命志士邵飄萍辦報和生活的地方。京報館是紅色報業博物館，也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舊址之一。
館內正前方影壁上自右至左鐫刻著四個大字：“鐵肩辣手”，原句出自明朝嘉靖年間楊繼盛的詩句“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邵飄萍非常推崇這兩句詩，用於自勉，也勉勵同人。
邵飄萍在《京報》問世時就指出，這張報紙是“供改良我國新聞事業之試驗，為社會發表意見之機關”。他還在發刊詞《本報因何而出世乎》中說：“必使政府聽命於正當民意之前，是即本報所為作也”。在創刊當日的評論中，邵飄萍說：“民國以來，軍閥所為者，俱為禍國病民，今則必須國民共起，志同道合，協力以除之”。
《京報》辦報團隊可謂是人才濟濟，其中，既有跟隨邵飄萍一起打拼成長起來的親友，如邵飄萍的夫人湯修慧、好友吳定九、同學潘公弼；也有延攬來的辦報高手，如“副刊大王”孫伏園、“報界三傑”之一徐凌霄；更有當時的文壇名流鼎力相助，如魯迅、石評梅等。魯迅還曾藉助《京報》這一平臺，創辦了《莽原》週刊，他著名的文章《大衍發微》、《如此“討赤”》、《可慘與可笑》都發表在這裡。
1924年初，中國共產黨領導了促進中蘇建交的運動，《京報》也積極響應跟進。在民眾的壓力下，北京政府於5月31日與蘇聯正式簽訂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和《中俄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宣佈廢除原來的俄國沙皇政府與中國所訂立的不平等條約，並正式建交。6月3日，《京報》刊出特刊，為中蘇兩國前途慶祝。
1919年8月21日，《京報》因支援“五四運動”被皖系段祺瑞政府查封，反動當局在全國通緝邵飄萍。在友人的幫助下，邵飄萍化裝成工人，戴一頂破草帽，著一身舊衣褲，混跡旅客中，登四等客車南下。他先後輾轉於上海、天津等地，最後東渡扶桑，開始了近一年的流亡生涯。直到1920年7月，段祺瑞政府倒臺，邵飄萍才回到北京。
作為民國早期的進步報紙，《京報》的坎坷命運令人唏噓，而就在它屢屢遭受打擊的時候，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新聞事業已經開始破土發芽，誕生成長。
中國共產黨成立前的幾年時間裡，《新青年》、《每週評論》、《湘江評論》等傳播進步思想的報刊如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為黨報的誕生打下重要基礎。
《新青年》是這一階段最重要的刊物，它曾發表過陳獨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布林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魯迅的《狂人日記》等重要文章和作品。
還有毛澤東於1919年創辦的《湘江評論》，文章的字裡行間處處體現了他充滿朝氣、奮鬥向上的人生觀。在1919年第二號《民眾的大聯合》這篇文章裡，毛澤東寫道：“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在結尾處，毛澤東更是大聲疾呼：“諸君!諸君!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拼命向前！我們黃金的世界，光榮燦爛的世界，就在面前！”這充分展現了毛澤東知行合一、崇尚實幹的精神。
中國共產黨誕生後，透過創辦一批黨報黨刊，形成宣傳黨的反帝反封建主張、推動第一次“國共合作”、發動組織群眾運動的“紅色浪潮”。
1933年12月，臨時中央政府頒佈了《關於懲治貪汙浪費行為》的訓令，這是黨成立以來所頒佈的第一部反腐敗法令。而《紅色中華》則在報道上有力地配合了反腐肅貪中心工作，如1933年12月26日《紅色中華》中有關“反腐輕騎隊”的報道。
長征開始後，在大部分黨報黨刊被迫停刊的情況下，《紅星》報隨軍出版，發揮了中革軍委機關報的作用。長征途中的《紅星》報編輯部一共只有五個人，大家用兩條扁擔挑著4個鐵皮箱子，箱子裡裝著辦報的全部裝置：1臺輕便的手滾油印機、幾盒油墨、幾筒蠟紙、兩塊鋼板、幾支鐵筆和一些毛邊紙等。長征路上，他們每天都要走80里路，最多的時候要走180裡。大家在行軍途中構思文章，一到宿營地，就在鐵皮箱子上寫稿、編報、刻印。編輯部經常在國民黨飛機轟炸中支起攤子，堅持工作。
全民族抗戰期間，黨報黨刊也在革命鬥爭中不斷完善自我。這一時期，黨在陝甘寧邊區共出版以《新中華報》、《解放日報》為代表的各類報刊80餘種。《晉察冀日報》在堅持出報的同時，編輯出版了歷史上第一套《毛澤東選集》。《救亡日報》1937年9月30日頭版頭條刊文《平型關大捷紀詳》，這是公開報刊上最早提出的平型關大捷。報道中不但有對戰鬥過程的詳細描述，還配發戰役地圖，大大鼓舞了全國人民。
北平《解放》報是繼重慶《新華日報》之後，在黨中央直接領導下創辦於國民黨統治區的第二家黨報。就是這樣一份刊物，卻遭到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和鎮壓。1946年4月3日凌晨3時，國民黨派軍警憲特查封北平解放報社，綁架拘禁報社41位同志，史稱“四三事件”。1946年5月29日，蔣介石又下令查封北平《解放》報。
《人民日報》自1949年8月1日成為中共中央機關報，其實早在1947年，它的前身晉冀魯豫《人民日報》還曾組成“新華社臨時總社”，在戰爭環境中確保黨中央的聲音不中斷。
1946年11月，中共中央命令晉冀魯豫《人民日報》開始接手一項嶄新的工作——建立新華社臨時總社，一旦形勢出現較大變化時接替陝北新華社總社發稿。後來胡宗南匪軍進攻延安，陝北的新華社總社人員隨中央轉移。由晉冀魯豫《人民日報》抽調人員組成的新華社臨時總社，在1947年4月1日開始在太行山西麓沙河村面對全國、全世界播發電訊稿，代表黨中央發言。一直到1947年7月上旬局勢好轉，新華社臨時總社才結束了自己的使命。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是新中國報刊體系構建“四梁八柱”的時期。像《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北京日報》等主要黨報黨刊都是在這個時期創辦的。當時，北京、天津群眾把幾家剛剛出版的報紙名稱連線起來，編成一句口號，叫做：“人民大眾解放進步光明！”
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以《光明日報》、《人民日報》等為代表的黨報黨刊引領了思想解放運動，《光明日報》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堪稱石破天驚，震撼了當時的中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
一份報紙的浮沉，一個報人的堅守，一段紅色新聞事業的傳承，統一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大背景下，使我們深刻領悟，只有共產黨能夠救中國，也只有在黨的領導下，新聞事業才能蓬勃壯大。邵飄萍及一眾紅色報刊同仁能夠做出如此卓越貢獻，離不開黨的領導，也離不開他們的勤奮學習與實踐，他們將自己的特長與民族需要結合起來，為國家服務，又在服務國家的過程中進一步學習，提升自己。
作為新時代檢察干警，我們也應當向他們看齊，立足當下，腳踏實地。追尋百年紅色記憶，銘記檢察初心使命，用實際行動書寫我們這一代人的檢察故事！
東城檢察新媒體出品
文字 | 第三檢察部 許鈺軒
圖片 | 第三檢察部 許鈺軒
編輯| 晨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