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隋唐時代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個帝國時期。第一個長期統一的帝國是秦漢，經過三百年的分裂、戰亂以及種族和信仰的衝擊融合，引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明，中華文明又實現了第二次政治上的統一。中國文明之所以能夠經久不衰，生生不息，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文明的開放性和創造性。就開放性而言，中國文明展開雙臂擁抱外來文化元素，比如佛教，將其變成自身傳統的一部分；就創造性而言，在隋唐時代呈現得非常明顯，制度創造上，中國的三省六部權力制衡的政治體制、文官考試製度等，為周邊民族和國家效仿；中國博大開放的文明吸引了日本、朝鮮等國家的高僧、士人、貴族子弟。這一時期之所以常常被形容為黃金時代，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中國文明此時的開放和國際化。而這一黃金時代的開啟，在於隋朝的建立和國家的重新統一。
2.隋文帝在開始掌握北周政權的時候，就一反周宣帝所為，“大崇惠政，法令清簡，躬履節儉，天下悅之”。他做了皇帝以後，更是“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在這樣勵精圖治的情況下，為了整頓制度，開創規模，在政治、經濟方面採取了許多革新措施，以鞏固和發展新建立的隋政權。
在政治制度建設和創新上，隋文帝（以及後來的煬帝）建立了三省六部制的雛形，這一中央政府構造影響深遠，並且影響到周邊國家。開皇初，隋王朝就南北朝後期的制度加以整理，建立起一整套相當嚴密的統治機構。開皇元年，隋置尚書、門下、內史三省，作為最高政權機關。三省長官共同定令立法，參決軍國大政，擔任宰相的職務。在地方上，隋代把原先的州—郡—縣三級結構，調整為更為合理的州—縣二級結構（隋煬帝大業三年改為郡—縣二級結構，僅僅是名號的變遷，實質不變）。在隋文帝改革之前，在三級結構的體制下，到了北周大象二年（580），即便已經廢掉了很多州郡，全國還有二百十一州、五百零八郡、一千一百二十四縣。地方行政機構的二級結構，不但節省國家開支，而且對中央政府政令下達和控制地方具有重要意義。這種結構在安史之亂後遭到破壞，之後三級結構成為中國地方行政機構的主要模式。三級結構的出現是伴隨著藩鎮割據的出現而出現的。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變化。
3.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前，中國傳統政治合法性的論述，主要在天人感應、五德終始學說的框架下進行。統治人民的君主是“天子”，天授符命（mandate）於天子，天子順天命統治人民。君主是否擁有統治人民的符命，有賴於圖讖和祥瑞的解釋；君主受命於天，統治有方，達到天下太平，則可以封禪泰山（或中嶽），向上天報告。在這一體系之中，“天命”可以轉移，若君主所作所為違背天道，則有災異出現示警。若君主不思反省，則天命會被上天剝奪，轉入異姓。闡明統治合法性更需要政治修辭和理論渲染，中古時期，在沒有現代政治學說可以憑藉的背景下，“太平”、“祥瑞”、“災異”、“天命”等等，是主要的政治語言；而“龍圖”、“鳳紀”、“景雲”、“河清”等，則是主要的政治符號。“天命”依然是主要的統治合法性來源，緯學思想依然扮演重要角色。
4.歷史上真實的隋煬帝跟我們在書本上讀到的隋煬帝實際上是兩個人。他往往被描述成末代昏君，被描述為奢侈、昏庸、沉迷女色、荒淫無道的形象。但是他的一系列做法，包括對高句麗的戰爭、修建運河系統、修建東都等等，實際上被證明是非常重要的舉措，而且也被後來的唐王朝繼承。他的皇后蕭氏是個非常正面的形象，她從未被隋煬帝所拋棄。隋煬帝在文學、佛教等領域的造詣也頗高。隋煬帝的失敗，並不能歸結於他政策方向的錯誤，主要的原因在於他施政的節奏太過猛烈，太過熱切地期望早日重現歷史上漢帝國的光輝，最終將帝國陷入了疲憊不堪的地步。他推行的親近南方的做法，也引發了原先佔據主導的北方軍事貴族的反對。在他上臺後，楊素、高熲、宇文愷、賀若弼都遭到了清除，南方人在核心集團中成為最有權勢的人，比如虞世基、裴蘊等人。尤其是西北軍事貴族楊玄感叛亂後，裴蘊等殘酷地牽連有關貴族和官員，包括薛道衡也因此送命。當帝國陷入危機時，隋煬帝認同的居然是江都，而不是京師或者洛陽。
5.李淵為人“素懷濟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接待人倫，不限貴賤，一面相遇，十數年不忘。山川衝要，一覽便憶”（《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他是一個胸有成竹、老謀深算的政治家。
6.李世民政變的主要武裝力量，是秦王府勇士八百餘，以及長孫王妃的舅舅高士廉的囚徒兵。他的主要目標是兩個，一是挾持高祖，二是消滅另外兩個繼承人。此次政變成功的關鍵，在於李世民能同時實現兩個目標。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凌晨，李世民帶領秦王府兵將進入玄武門埋伏。他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是提前收買了當天值班的將領常何。常何本是太子李建成的親信，結果被李世民所收買。這樣一個小小的細節，可能改變了整個歷史的走向。正因為是常何當天值班，所以李建成並不懷疑有什麼問題。結果當李建成、李元吉進入玄武門後，就遭到了李世民率領的秦王府勢力的狙擊。李世民首先射死了太子，接著殺死了齊王。雖然東宮和齊王府兵也趕到了玄武門，但是無法進入。而此時，尉遲敬德帶兵挾持了唐高祖，並且將太子、齊王的人頭出示給東宮、齊王府的將領們看，示意此時再戰無益，於是“宮、府兵遂潰”。控制局勢的李世民派遣原李建成的舊屬裴矩到東宮安撫，並用高祖的名義下令停止在長安城內各處的亂戰，大勢遂定。
7.中國歷史上的武功之盛，莫過於漢唐。唐朝時代，中國不但在疆域拓展上取得了長足的進展，而且在文化上也展現出高度的自信。中原農耕地區在與北亞草原部族的對抗中，經常處於被動之中。唐代在取得國家統一之後數年間，就攻滅曾經不可一世的東、西突厥，唐朝的皇帝被擁戴為“天可汗”；大唐帝國的勢力沿著絲綢之路深入中亞腹地；在西南方向雖然受阻於剛剛興起的吐蕃王朝，但是唐朝的使節借用吐蕃和泥婆羅的兵力，擊敗了中印度。佛教在亞洲大陸興起後，印度因為是佛祖誕生地而被視為宇宙的中心和聖地，甚至在中國中古時代，中國的僧人比如法顯都認為印度是中心，中國是邊地。早期的佛教文獻中的“中國”，也實際上指代的是印度。但是唐朝不但擊敗了印度的一個主要政權，並且在佛祖講法的聖山勒石紀功為銘。唐朝的高僧如玄奘也宣稱，中國的佛教已經不異於印度本地。在這一時期，唐朝展現了高度的對自身國力和文明的自信，心胸寬闊，夷夏之防也不是社會的主要關注點，反而能夠容納和融合其他文明的優秀元素，並改造自身文明，成就了煌煌盛世。
8.唐代及其以前，中國僧人不遠萬里，冒著生命危險去天竺求取佛經。法顯、玄奘、義淨等高僧無不對此作出貢獻。但是同時，他們都在內心深處有某種焦慮，為自己生在邊地而焦慮。玄奘到天竺之後，甚至為此氣絕。法顯他們到了印度之後，要千方百計去佛經裡提到的聖地朝聖，比如佛祖講經的耆闍崛山（Gdhrakūa）。耆闍崛山又名伊沙堀、揭梨馱羅鳩胝、姞慄陀羅矩吒，在中印度摩揭陀國王舍城之東北。法顯、玄奘都曾到此山朝聖。耆闍崛山在唐代高僧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有機會多去憑弔，高宗上元二年（675）至則天光宅元年（684）義淨住那爛陀寺，十載求經。嘗與無行同遊鷲嶺（即耆闍崛山），又在王舍城懷舊，賦詩述懷，寫下了《雜言》、《一三五七九言》詩，其中《雜言》即作於耆闍崛山，其詞有云，“觀化祇山頂，流睇古王城”，“七寶仙台亡舊跡，四彩天花絕雨聲”。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當玄奘歸國時，其在印度的師友就勸說他留下，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印度是佛土，而中國處於邊地。唐代及其以前的朝代，對印度充滿了美好的想象，但是這一切，在一個大唐的使臣到達天竺之後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這種變化足以影響到了佛教在中國本土化的程序。
9.“九執”就是“九曜”。《九執歷》是根據幾部印度曆法編譯而成的一部曆法，其引進了印度天文學中的一些先進的內容，如周天360度和60進位的圓弧度量方法，黃平象限等概念，以及太陽遠地點位置、黃白交點運動週期等比漢歷精確的資料。
10.唐代是一個佛光照耀的時代，但是除了佛教之外，其他宗教比如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等，都可以得到寬容的對待。各種宗教之間也並沒有出現像世界其他地方那樣的宗教戰爭，而是能夠和諧地共同發展繁榮。在長安、洛陽、涼州、沙州等地的波斯和中亞商人建立了祆祠；景教也能夠“法流十道”、“寺滿百城”；而摩尼教在唐中期一度非常昌盛。信仰的寬容，給知識創新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在各種文明的交匯融合下，唐代的物質文化、藝術創造、科技發明都取得了令人讚歎的成就。佛教的流行推動印刷術的發明與推廣，雕塑、繪畫、音樂、舞蹈更為絢爛的唐代文明增添了亮色。在一個有創造力和想象力的環境下，社會的進步往往呈現百花齊放的形態，並在各個領域表現出來。
11.位於敦煌的莫高窟，儲存了大量的壁畫、雕塑，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中心。莫高窟融繪畫、雕塑和建築藝術於一體，最大的第16窟達二百六十八平方米。其壁畫內容博大精深，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蹟、經變、神怪、供養人、裝飾圖案等等題材，還表現了當時狩獵、耕作、紡織、交通、戰爭、建設、舞蹈、婚喪嫁娶等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情景。莫高窟壁畫為中國美術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實物，也為研究中國古代文明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形象和圖樣。最高的第96窟，附巖修建了佛塔，內儲高達三十多米的彌勒佛坐像，與崖頂等高，巍峨壯觀。雖然武則天的天堂焚燬，敦煌的這座建築為我們提供了可參照的樣品。
12.玄宗上臺後進行的一系列改革，加強了君主權力，政局穩定，經濟繁榮，對外的政治和軍事拓展取得了極大進展，唐朝呈現出高度繁榮、文化輝煌燦爛的局面，唐朝的國力達到了鼎盛階段，而且這一階段也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幾個盛世之一。“自開遠門西行，亙地萬餘里，入河湟之賦稅。左右藏庫，財物山積，不可勝數。四方豐稔，百姓殷富，管戶一千餘萬，米一斗三四文，丁壯之人，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者不囊糧”。除了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成就，玄宗本人還精於音樂、詩歌和書法，對道教、密宗等宗教哲學也有相當瞭解，他跟楊貴妃的愛情故事後來成為中國文學的一個典型主題，不斷出現在詩歌和小說創作中。可以說，在唐朝中後期的人看來，玄宗是一個悲劇英雄。唐朝在他的統治之下達到了輝煌的頂點，但是卻從頂點迅速滑落下來。這一轉折的意義甚至超出了唐王朝興衰本身，對整個中國歷史，乃至亞洲歷史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