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學習教育】1月11日，黨史上的今天

重要論述

1938年1月11日

毛澤東修改校正的《論抗日遊擊戰爭的基本戰術——襲擊》一文在《解放》第二十八期發表。全文分為三個部分：一、襲擊是游擊戰爭的基本作戰形式，二、襲擊戰術的要領，三、襲擊行動之敵。第三部分提出了十八條襲擊行動敵人的方法。文章指出：以上十八條，抗日遊擊部隊應該加以研究。但一切戰術都以適合情況為原則，文字條文僅能作為實戰的參考，不能死板應用。抗日戰爭中一定有許多新的可貴的經驗，勝過過去文字條文的東西，希望大家共勉，戰勝日本帝國主義。這篇文章收入《毛澤東文集》第二卷。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地委、縣委、重要廠礦黨委及軍隊的負責幹部七千餘人（又稱“七千人大會”）。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十二年特別是最近四年來的工作，統一全黨的思想認識，加強黨的民主集中制，以便進一步糾正“大躍進”以來工作中的錯誤，切實貫徹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這次會議規模之大是黨的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它雖然未能從根本上糾正“左”的指導思想，但對糾正實際工作中的“左”的錯誤，貫徹調整方針，促進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還是起了重大作用；對發揚黨內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也有很好的影響。

會議於一月二十七日印發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書面報告。這篇報告比較系統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經濟建設工作的基本經驗教訓，指出一九五八年以來的主要缺點和錯誤是：（一）工農業生產的計劃指標過高，基本建設的戰線過長，使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關係，消費和積累的比例關係，發生了嚴重不協調的現象；（二）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實際工作中，許多地區，在一個時期內，曾經混淆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對集體所有制的內部關係進行不適當的、過多過急的變動，違反了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的原則，犯了刮“共產風”和其他平均主義的錯誤；（三）不適當地要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許多完整的工業體系，權力下放過多，分散主義的傾向有了嚴重的滋長；（四）對農業增產的速度估計過高，對建設事業的發展要求過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適當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鄉人口的比例同當前農業生產水平極不適應的狀況。報告指出：造成這些缺點和錯誤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經驗還很不夠；另一方面，是由於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報告提出：對於當前實際存在著的困難，應該有足夠的估計。共產黨人在困難面前的唯一正確的態度，就是認真地研究困難產生的原因，尋求克服困難的辦法，集中一切力量去戰勝困難。

當天下午，毛澤東主持全體會議，劉少奇對書面報告作說明和補充。關於形勢，他指出：實事求是地講，國內的經濟形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原因不外是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還有一條，就是一九五八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全國總起來講，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關於集中統一，他著重談了加強中央集中統一和發揮地方積極性的問題，強調國家計劃和地方計劃必須統一起來，必須把地方和部門計劃納入國家計劃之中。關於黨的作風，他突出談了實事求是問題，強調全黨要實事求是地承認缺點和錯誤，要總結經驗，要善於學習；對近年來提出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左”比右好等不正確的口號和提法提出批評；號召全黨和各級領導幹部發揚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調查研究，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從實際出發來擬定政策、擬定計劃，擬定措施。

此後，二月八日，劉少奇在會上建議，把他的書面報告第二部分“關於集中統一”，改為“加強民主集中制，加強集中統一”，把毛澤東在會上講的關於民主集中制的意思加進去。他指出：這幾年，我們吃了不調查研究的虧，吃了不講民主的虧。這是一條很大的經驗教訓。要形成一種能夠暢所欲言的空氣。黨內如此，黨外更應如此。無論如何不能以黨代替政府，代替工會，因為黨員總是少數。要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作用，透過這個制度去實行人民的民主。會後，由劉少奇主持，對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和講話再次作了修改，增加了關於加強民主集中制的論述。劉少奇的書面報告和口頭說明分別收入《劉少奇選集》下卷。

1964年1月11日

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作形勢報告，提出我們制訂的方針、政策要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有利於實現四個現代化。報告指出：衡量我們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我們能不能發展生產力，能不能比較快地實現四個現代化。在今年、明年兩年的調整時期，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第一是搞吃穿用，第二是搞基礎工業，第三是搞國防，要以這三點為綱，來制訂我們的計劃。

黨史回眸

1925年

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20人，代表全國994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參加會議。大會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對民主革命的任務作了比較完整的規定。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大會宣言》、《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和11個決議案。大會選舉產生由9名委員和5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隨後召開的四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了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總書記。

1962年

1月11日－2月7日，中共中央召開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會議初步總結“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強調加強民主集中制，切實貫徹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以迅速扭轉國民經濟困難的局面。

1982年

1月11日，鄧小平會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首次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概念。1983年6月26日，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進一步闡述了有關大陸和臺灣和平統一的六條方針。

2011年

1月11日，經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正式出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校訂重印。1月14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出版座談會。

歷史瞬間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在上海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圖為大會透過的議決案及宣言。

1938年1月11日，《新華日報》正式在武漢創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