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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東南衛視《中國正在說》節目中,美國物理學家寒春的長子、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陽和平講述他的父母在中國的往事。
“二戰”以前,我爸爸陽早在康奈爾大學學習農業,他的美國夢是想擁有一座自己的農場。當時他的室友就是我媽的哥哥韓丁(英文名威廉·辛頓,美國記者,《翻身》一書的作者),也就是我的舅舅。我的姨是一位美國共產黨員,她給陽早、韓丁他們推薦了很多進步書籍,其中就有埃德加·斯諾寫的《紅星照耀中國》。
1945年夏天,“二戰”結束了,聯合國救濟總署招聘一批畜牧專家到中國,我爸爸馬上就報了名。1946年春,我爸爸來到中國。頭半年,他在國統區看到的都是饑荒、疾病、戰亂、腐敗,很快他就離開了那裡,因為他想看看《紅星照耀中國》裡描寫的紅軍和共產黨到底是怎麼回事。
到了延安,楊尚昆把我爸爸安排到光華農場,養了幾十頭牛。但是好景不長,落腳半年後,胡宗南就進攻延安了,農場也被迫轉移。當時陝北野戰軍大概只有25000人,而國民黨部隊有近30萬大軍,而且還有很先進的武器。但我爸爸親眼看見,400天左右的時間裡,共產黨在以一敵十的劣勢下打敗了國民黨。
在那段時間裡,我爸爸他們趕著30多頭牛,在陝北各地輾轉。他們每到一個地方,就跟當地的黨組織取得聯絡。然後,當地的老百姓會告訴他們國民黨的部隊在什麼地方,他們下一步該往哪裡走。可以說,陝北的老百姓就是共產黨的眼睛、耳朵。而國民黨去問老百姓情況,老百姓是一問三不知。
我爸爸看到陝北的老百姓死心塌地跟著共產黨走,非常震撼,他對毛主席、對中國共產黨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官兵一致、幹群一致、批評與自我批評等這些延安精神,都深深吸引著他。於是,他寫信給我媽媽寒春:“你快來呀,中國經歷著翻天覆地的變化,你要是再不來,就錯過末班車了。當然我也想你。”
我媽媽本來沒想到中國來,她是研究核武器的,她的同學是楊振寧、李政道,她的導師是“原子能之父”費米。後來,美國向廣島扔原子彈的事情對她的影響很大,她根本沒想到原子彈的研發會用到人的身上。她感到非常痛苦,良心不允許她繼續研究。
我媽媽早先透過韓丁結識了我爸爸,兩家人關係很好。我爸爸到中國來之前跟我媽媽有了約定,我爸爸的版本是“回來後就結婚”,我媽媽的版本是“回來後再說”。我媽媽本來對結婚不感興趣,想搞研究,但我爸爸的信感動了她,她的哥哥恰好也在中國,於是她就想到中國來看看。1948年春天,她來到了中國。他倆於1949年在延安結婚,從此一輩子留在了中國。所以說,如果沒有當年的延安革命,你們今天見不到我;如果沒有當年的延安精神,你們也見不到我。
我父母都是“二戰”的目睹者,他們看到,只要有帝國主義,人類就避免不了毀滅的危險。他倆後來選擇在中國養一輩子牛,這既是他倆喜歡的事業,又可以為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強大起來出力,這本身就有反帝、反霸權的意義。所以,他們一輩子從事著自己喜歡又是人民需要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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