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朝的弊政
（一）冗兵：
宋朝與契丹講和後，為了防範契丹南下，河北依舊維持重兵，禁軍數量在35萬，是開國時的一倍。宋仁宗時，党項人又成了漢族的大患。党項人在唐中期因受吐蕃壓迫而被唐廷遷居到陝北、寧夏，在唐末形成割據。趙光義時期曾派兵征討，未能將之消滅，宋真宗繼位恩養党項，党項人開始積聚實力。公元1038年，党項人首領李元昊稱帝建國，引來宋廷的討伐。
戰爭延續四年，宋軍討伐失利，數次被李元昊抓住機會以眾擊寡而成建制損失部隊，無力將李元昊消滅。公元1044年宋廷被迫與黨項人議和，約定党項人向宋稱臣並取消帝號，且在邊境設立榷場貿易，每年賜給党項人銀5萬兩、絹13萬匹、茶2萬斤，各種節日還需額外賜銀2.2萬兩、絹2.3萬匹、茶1萬斤。和宋與契丹戰爭一樣，議和不能消除党項人的威脅。
此後60餘年間，雙方在邊境衝突不斷，宋廷被迫在西陲維持大軍，禁軍數量一度高達82.6萬，廂軍達43.3萬，國家養兵125萬。為了抵禦党項的襲擾，宋廷耗費巨資擴軍築壘，軍費飆升，國入六分之五用來養兵，幾乎入不敷出。
北宋禁軍人數的激增
自宋仁宗時期開始，宋軍普遍吃空餉，紙面上的125萬軍隊實際或不足百萬。北宋後期，宋廷裁剪禁軍，將其壓縮到60萬，可腐敗卻愈演愈烈。契丹人議和後百年不南侵，河北河東無戰事，軍隊進一步腐化，缺員近三分之一，唯有常年與黨項人對峙的數十萬西軍情況尚可，但西軍內部將門林立，難以統一指揮調派，頗有唐末藩鎮之態。
宋代馬政的崩潰：
馬政是歷代之重，決定國家騎兵力量。宋朝開國時刻群牧監保有17萬匹戰馬，組建4萬騎兵部隊，但澶淵之盟後宋廷不思進取，荒廢馬政，甚至出現過500多匹馬養殖，死亡300多匹之事，於是馬政推給地方執行。地方官府出錢讓百姓養馬或直接購買百姓的馬匹，但財政困難且吏治腐敗導致出錢成了奢望，往往形成官府強迫百姓無償養馬或強行收購馬匹的情況，馬政愈發不可挽回。對党項戰爭前，宋廷保有的戰馬僅有初期的三分之二，至王安石變法前夕僅為10萬，靖康之難前夕黃河兩岸宋軍竟幾無馬匹可用，僅存的少量騎兵部隊也嚴重缺乏訓練。北宋後期只得斥重金向青海一帶吐蕃部族買馬。宋朝馬政崩潰證明了國家壟斷的統制經濟必然腐爛敗壞成低效無用的弊政。
（二）冗官：
宋朝的冗官問題極其嚴重。宋朝取士數額逐年增加，趙匡胤初在位時每年取士十幾人，至宋真宗鹹平三年，錄取進士達一千八百人。到了宋仁宗時期共取士四千多人。宋代科舉取士數量達唐朝二十倍。但除了科舉投官外，恩蔭授官也是宋代入仕的主要途徑。文武官員中地位較高者，家族親屬皆可恩蔭授官，高官可萌數十人，中下層官僚可提攜一到兩人。
官居二品的宰相可以加蔭門客、醫生。皇族宗室恩蔭特權更廣。此外宋朝還有“加蔭”制度，賞賜前朝遺老、退休和去世的官員、剛剛出生的官僚子弟與親屬職務，有時功臣去世後會有數十位家屬得官。在科舉和恩萌的相互促進下，宋朝的官僚機構不斷膨脹，遂成冗官濫吏之弊。
影視劇中的宋朝官員形象
宋代官吏數量無法查實，但史籍記載“太平興國之初，朝臣在得才二百人，至鹹平初四百人，天聖元年，乃逾千人”，僅僅四十餘年朝臣數量就翻了五倍。宋初三班院尚不足三百人，仁宗時期此時人數竟已高達一萬一千多人。宋州縣地方上，趙光義時期，部分州官員從二人增至十二人，宋真宗以後恩萌糜濫，難以統計。當時官員指出，“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這一情況甚至延續到了南宋時期，疆土減半卻冗官狀態依舊。
冗官問題難以解決說明了作為既得利益階層的官僚們不願意放棄自身利益，也說明了另一個道理——公權力造成的問題和壓迫，由於公權力本身掌握軍事和政治大權，難以對抗，也難以透過市場和競爭自然淘汰，實際上是難以解決的。
（三）冗費：
由於養兵太多，官吏數量太多，宋朝財政難以為繼。宋代農業稅大約在6000萬貫錢到7000萬貫錢左右，商業稅約為500萬，北宋中期商業大發展也不過1000萬，而軍費便能消耗其中大半，因此從宋仁宗時代開始，宋廷使用公權力對日常流通貨物進行大規模專賣，專賣範圍包括鹽、鐵、酒、茶、醋、香料等大宗商品，民間販賣私鹽、私茶超過20斤即為死罪。
宋廷透過政府壟斷的方式每年榨取近4000萬貫錢，加上農業稅和商業稅每年可以獲得近1.2億錢，其中一半以上用來給軍隊發工資，官僚隊伍的支出也有2000萬錢，剩下的還得用在救災、皇室開支、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因此始終處於入不敷出的狀態。
國賊蔡京影視形象
北宋中後期，宋廷甚至無法做到基本的收支平衡，財政收入往往只有支出的四分之三。在國賊蔡京主持下，透過貨幣貶值、對農民加徵、攤派的方式斂財，這導致市場流通貨幣累計貶值7成以上。此外各種攤牌、加徵和盤剝也及其高昂，這些農民造成的負擔甚至達到農業稅的三倍以上。
宋朝漢族百姓的困境:
“天下之田，有一畝而稅錢數十者，有一畝而稅錢數者”、“富豪形勢者田多而稅少，貧弱者地薄而稅重”，宋代官府常與富戶勾結，實行變相的包稅人制度。富戶少繳稅，百姓多交稅，宋代攤派倍於過往，百姓壓力更大。“匍匐孩提童，傴僂百歲翁。飢婦更啾唧，黧面頭蓬蓬。”這是宋代百姓生活的真實寫照。宋代黃河決口不止，河道呈現整體北移的傾向。宋廷認為黃河天險，如果黃河流入契丹境內，天險則無，於是多次組織人力堵截，使之南流，結果造成了更大規模的洪災。史稱三易回河。“自永靜以北居民所存三四，自滄州以北所存一二”，百姓傷亡百萬。宋朝實施國家專賣制度以充裕國庫，使人民的生活負擔劇增，食鹽價格一度高達每石上千錢，迫使生活困苦的百姓不得不鋌而走險。據史料記載宋廷曾於公元1025年釋放了2400餘名死刑犯，其中大部分是觸犯專賣法的人，專賣法的酷烈由此可見一斑。
（四）黨爭：
趙匡胤曾預見黨爭爆發的可能，鑑於歷朝中樞大員透過官僚選拔人際網結黨的歷史，在公元962年，他下令透過科舉考試之人不得將主考官視為師門，更不得自稱為其門生。
公元973年，趙匡胤將殿試製度化，將所有透過殿試的考生視作“天子門生”。但黨爭並未被阻止。早期的黨爭持續時間不長且影響有限。到了宋神宗時期，黨爭的規模和影響提高。王安石變法後，朝堂上按是否支援變法分裂為新黨和舊黨兩派，互相攻訐爭鬥不休。
宋神宗肯定新黨，多次貶斥舊黨，但宋神宗去世後，舊黨在其母高太后主持下復辟。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主持了“元祐更化”，一次性廢黜了全部新法，甚至將宋廷苦戰十餘年方從党項人手中奪回的安疆、米脂等地割讓給異族。
公元1094年宋神宗之子宋哲宗親政以後，又復辟新黨，並下令恢復新法。得勢的新黨旋即對舊党進行了清洗，僅在公元1098年便有830名舊黨官員受到懲處，其中包括著名的蘇軾、蘇轍兄弟。
公元1100年，宋哲宗早逝，由於其無子，其弟趙佶即位，是為宋徽宗。表面上屬於新黨的蔡京被重用。新舊兩黨的反覆交替導致中樞和地方官僚被反覆清洗，辦事者少，結黨營私者眾，宋朝的官僚系統屢遭動盪，國家組織力因此糜爛。
2北宋的變革與崩潰
宋朝的冗兵冗官冗費在宋仁宗時期開始顯露。當時的有識之士期望透過變法找到出路。當時范仲淹主導了第一次變法，史稱“慶曆新政”。范仲淹改革的核心是“節流”，以裁汰冗員、減少恩蔭官員數量、提高恩蔭門檻的方式節省開支，這直擊問題的要害。
王安石變法
但這場改革也直接觸動了體制內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遭到了朝堂上下、朝野內外的一致反對。隨著宋仁宗的轉向，慶曆新政最終失敗。
宋神宗時期王安石主導了第二次變法，他儘量避免損害體制內的利益，以“開源”為核心，主張透過國家行政手段調節社會經濟。他的措施包括由官府提供擔保為農民貸款的青苗法、厲行清丈田畝並根據土地肥沃與否分層交稅的方田均稅法、以官府威信作為後盾要求地方富戶出資修築水利設施的農田水利法、培養將領與軍隊熟悉度的將兵法等，同時裁撤部分禁軍以節省開支。
這些政策異想天開，賦予了官僚們大量尋租的自主權，在民間變成了官僚們尋租手段，在執行改革措施的時候強制攤派，致使民間暴動頻發，引發了規模不小的流民潮。
王安石變法透過向民間榨取的方式有效緩解了宋神宗時期的財政狀況，改革軍事使得宋軍作戰能力部分上升，對党項戰爭中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是改革並未明顯改善軍隊積弊，且使得黨爭愈發白熱化，一直延續到靖康之難以後。在王安石的建議下，宋廷還進行了對官制的改革，即“元豐改制”。
元豐改制合併了部分機構，進一步分散了相權，一定程度上裁汰冗員，但效果不明顯。
宋神宗去世後，宋朝陷入反覆黨爭和朝堂清洗的局面。宋哲宗去世後，宋徽宗繼位。宋徽宗好大喜功、貪圖享樂，但又內政無能。他信任蔡京，託付其朝政；信任童貫，託付其軍事，結果內政上，蔡京之策禍國殃民，他延續王安石政策強化對民間控制壓榨，迎合宋徽宗奢靡無度的喜好，以殺雞取卵的方式大肆掠奪民間財富。
蔡京掌權期間大肆提拔親信，肆意打擊政敵，公然賣官賣爵，多次主導貨幣貶值，以至於家財十餘萬貫的大富豪都不能倖免，往往一夜之間家業盡沒。他還以“稻田務”的名義對中原農業區瘋狂加派，甚至連漁業也不放過，致使民不聊生暴動頻仍，激起了規模空前的方臘起義，起義軍一度奪取杭州，佔據浙江，坐斷東南，後被宋廷唯一的精銳西軍南下鎮壓。
宋徽宗喜愛奇異的花木和石頭，他就派專差向民間搜刮，劫往京城，供皇帝賞玩，沿途百姓苦於運送珍奇勞役與被官府抄家破門的苦難，死者數不勝數，山東兩淮因此爆發起義，宋江橫行河北淮地，張榮割據梁山泊以抗官軍。
宋徽宗
就在宋廷治下的漢族民變不斷之際，北方局勢大變。契丹政權軍力下滑、內鬥不斷，此時女真人勢力崛起。公元1113年女真人舉兵謀逆。公元1114年，女真首領完顏阿骨打佔據遼河以北並於次年稱帝，國號為金，是為女真金國。公元1116年，女真人奪取遼東，1120年前後攻取契丹國上京臨潢府和中京大定府，酋虜耶律延禧逃亡大同府，契丹國覆滅已成定局。
宋廷得知契丹人的頹勢後，決定趁機出兵收復燕雲。公元1120年，宋徽宗遣使經海路抵達遼東與女真人接觸，達成了宋廷拿回燕雲並將原先給契丹人的歲幣轉交女真金國的盟約。1122年5月，宋廷命童貫為北伐軍主將，集結重兵進攻契丹。結果因輕敵冒進大敗而歸。1122年7月宋廷又派劉延慶率軍出擊，依然慘敗，女真人由此窺得宋朝的孱弱。公元1125年，女真金國滅契丹國，此時的宋廷深陷財政危機，軍隊腐爛至極，河北駐軍吃空餉嚴重，實際人數不到賬面三分之一。
當年女真金國進犯宋朝，結果勢如破竹，兩月之間便陳兵黃河北岸，宋徽宗驚駭禪位給宋欽宗並逃往南方，此舉致使朝堂大亂，只有兵部侍郎李綱站了出來主戰。
李綱積極鞏固城防，暫時穩住了局勢，使得金軍在開封城下無可奈何，但宋欽宗無戰心，妄圖割河北三州之地外加賠百萬金銀之款換取和平，不久女真人退兵，宋欽宗與成為太上皇的宋徽宗矛盾頗深，朝內政鬥激烈，清洗不斷，根本不備戰，金軍留在開封城外沒帶走的投石器居然一直沒拆除。
1126年8月，女真人再次來襲，20萬大軍直撲開封。宋欽宗還妄圖割地賠款求和，但女真人不同意。開封城居民百萬，參與守城的青壯年多達三十萬，且全國各州縣都徵發青壯組建勤王軍奔赴開封，金軍一度困頓於城下無可無奈，但宋欽宗此時居然迷信江湖騙子郭京之言，信任其身懷道教之法術，能施道門"六甲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佈陣，可生擒金將退敵，於是大開城門應敵，結果一戰即潰，被金軍攻克城牆。
1126年12月開封淪陷，大獲全勝的女真人在開封城內大肆掠奪金銀搶劫婦女，然後帶著得到的財物，押著徽欽二帝、上萬北宋皇族貴胄和平民女性以及大量財寶、珍貴古籍退兵，北宋時代因此結束。
論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的核心在於透過國家行政手段增加收入，進一步透過集權的手段強化統制經濟，必然會損害漢族社會中相對富裕群體的利益，受到了以司馬光為首的反對者的抵制。同時也進一步增加了平民的負擔。與王安石及其改革派的新黨相對，司馬光等舊黨認為民財有限，不是在官就是在民，且祖宗之法不可易。歷史證明，不直面問題根本而試圖採取迂迴的辦法，能起到的效果從來不是全面革新而僅僅是十分有限且副作用不小的增益。王安石變法所憑藉的國家公權力並不可靠，尤其是在古代更加明顯。古代的治理手段相當粗放，監察手段效率極低，外加官民地位懸殊，允許國家公權力介入社會經濟的必然後果便是官吏的藉著政策與上命下從對普通民戶與沒有官府背景的富人的大肆盤剝、攤派，導致萬家破門。青苗法原本是在年景不好或農民急需用錢時給農民的救急，在王安石主政地方時由於其本人的權威與監管而效益良好，但在變法時代青苗法被州縣官吏強行攤派給農民，直接導致了巨大規模的破產潮進而造成大規模流民。由此可見，王安石變法部分政策可取，但其根本思路不可取。但與此同時舊黨的主張也不可取，如果說新黨尚且試圖解決問題、改革國政、增強國力以對抗外敵收復舊疆，那麼舊黨則完全躺平不問蒼生，甚至將變法時代收復的漢族故土重新讓給異族，這更令人不齒。新黨、舊黨都無法解決宋朝統治下漢族社會的困境，由此看來，大起義與更替宋朝才是最好的解決方法。革除弊端，將國家改回正常的發展軌道，這符合民族主義者對於保守和復古的理解。
小思考：
酒數行，臘起曰:“天下國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織，終歲勞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蕩之;稍不如意，則鞭笞酷虐，至死弗恤，於汝甘乎?”皆曰:“不能!”臘曰:“靡蕩之餘，又悉舉而奉之仇讎。仇賴我之資益以富實，反見侵侮，則使子弟應之。子弟力弗能支，則譴責無所不至。然歲奉仇雕之物初不以侵侮廢也，於汝安乎?"皆曰:“安有此理?"臘涕泣曰:“今賦役繁重，官吏侵漁，農桑不足以供應，吾儕所賴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無錙銖遺。夫天生悉民，樹之司牧，本以養民也;乃暴虐如是!天人之心，能無慍乎?且聲色、狗馬、土木、禱祠、甲兵、花石靡費之外，歲賂西北二虜銀絹以百萬計，皆吾東南赤子膏血也。二虜得此，益輕中國，歲歲侵擾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廢宰相以為安邊之長策也，獨吾民終歲勤動妻子凍餒求一日飽食不可得，諸君以為何如?皆憤憤曰:“惟命!"各位不妨想一想，方臘起義的本質是什麼？
3南宋
由於皇族盡數被擄掠，只留下宋徽宗第九子趙構。趙構在金軍退兵後便在南京應天府繼位，是為宋高宗。宋高宗怯懦，即位之初任用投降派黃潛善等人，一路南逃拋棄河北、河東和國都開封，且殺主戰的陳東等人，並貶斥建言抗金封岳飛。
金國並未因此放過趙構，不久便派兵南下。趙構從商丘逃亡到揚州，後至金陵、杭州、寧波，金軍尾隨而至，沿途生靈塗炭。
岳飛在金陵抗擊金軍，韓世忠率兵在長江沿岸阻擊金軍，張俊在寧波反擊金軍，金軍南下江南損失較重，同時期隴西漢族人李彥仙在豫西陝州阻擊金軍使之兩年內不得由豫入陝，但依舊在不久之後因兵力不足、援兵不至而失敗，女真金國徹底攻陷秦嶺淮河以北。
金軍撤出江南後，趙構開始傾向於主戰，任用穩健派的趙鼎為相，任用主戰的張浚為副相，並改革軍制，先設立御營大軍，後改為護軍，任用岳飛、韓世忠、吳階、張俊、楊沂中、劉光世等人為護軍統帥。南宋對前線軍將的限制大大減少，將軍可以指揮數萬戰兵，這是北宋時期難以想象的。宋軍兵力此時為35萬人，人數下降，但質量提升了。
1131年後，宋廷派兵肅清了各地的匪患並且鎮壓了部分在靖康之難中割據一方的勢力。當年，金軍入寇淮南，但被曾經的梁山泊起義軍領袖張榮擊潰，金軍被殺上萬人，此後不敢輕易南下淮南。同時，金軍試圖入寇四川，被吳階擊退，殺金軍近萬人，金國攻勢被遏制。
從1134年到1139年，漢族對女真的戰局開始呈現逆轉的傾向。岳飛在江漢河南抗金，金軍數次南下都不能取勝，中原、河北漢族人組織義軍反抗女真，女真的統治開始出現困境，但趙構意志消沉，在1137年任命曾任金國大員完顏撻賴門客並實為金國細作秦檜為樞密使，不久任其宰相。
秦檜在趙構許可下與金國勾結，最初在在1139年與女真達成《天眷和議》，女真金國讓出河南陝西，換取宋朝稱臣和繳納歲幣，但不久金國撕毀合約兵分三路南下進攻，但這次進攻被宋軍遏制，在東線金軍攻勢被韓世忠和劉錡阻擊在兩淮，西線金軍被吳璘多次擊敗，中線金軍則被岳飛在野戰中重創，宋軍一度挺進到黃河畔，華北漢族起義軍也發動了空前規模的作戰，讓金國在華北的統治陷入風雨飄搖的境地，但最終在宋高宗趙構與秦檜的運作下，1141年宋朝不敗而敗與女真金國簽署《紹興和議》，割讓秦淮以北疆土，稱臣並納歲幣，遣返南逃的北方漢族人，並殺岳飛、罷韓世忠，荒廢宋朝武力。宋朝收復河山自此無望。
北宋末期到南宋初期，宋朝連續出現三位昏君，致使宋朝半壁淪陷，復土無望。在冷兵器時代中期，君主作為國家首腦和核心，其指導決定國家的未來。錯誤一旦犯下，只能留到下一位君主才能更改。
隨著女真站穩腳跟，南宋在秦檜亂政荒廢軍力的情況下，為了維持統一防止軍閥割據，繼續限制地方權力和分散兵權。南宋政府的盤剝導致了惡性迴圈，民窮財盡下無法組織起軍隊收復北方，北方巨大的軍事壓力導致財政需求進一步惡化。這個惡性迴圈一直困擾南宋，直到其最終滅亡。
女真的暴虐：
入侵宋朝後，女真人積極踐行剃髮易服，不服者死，與後世的滿清雷同。女真人在河北圈地，搶劫漢族百姓的財產土地，將漢族百姓貶為奴隸；作戰間隙，常常賭博取樂，以漢族百姓作為賭注，時而殺之。金國執政完顏粘罕曾下令，漢地商人日行不得超過30裡，違法即殺，女真與漢奸官吏也常常制定嚴苛法令勒索搜刮漢族百姓，不從者死，百萬漢族百姓因此喪生，數十萬漢族百姓湧入太行山組建義軍與女真人相抗，軍號八字軍，其中最有名者為馬擴。岳飛北伐時，義軍曾收復河北大量名城，但因趙構強令撤軍，最終被金國鎮壓滅殺。女真金國統治趨於穩固後，不斷從其老家遷徙女真人入中原，規模達上百萬，並大肆圈地和擄漢族百姓為奴以供養內遷女真；每逢大戰便強徵漢族百姓為籤軍，並擄掠漢人財產為軍資，除少量投金士大夫和軍將外，北方漢族百姓如同身處地獄。
4宋代漢族的經濟社會
宋朝時期的漢族社會相比唐代進步顯著。隨著技術的進步和對南方進一步開發，農業迎來了新一輪爆發式增長，公元1021年的耕地面積高達524.7萬公頃，南方地區發展尤為迅速，蘇州、常州、湖州成為漢族社會新的產糧中心。
得益於一年兩熟的新稻種，宋徽宗宣和四年全國戶口已達2088萬戶，據此推測總人口可能達到1億。漢族社會的人口分佈日趨平均，淮河以南的漢族人口占比首次過半。在南宋時期，南宋境內人口最高峰也達到了8000萬。
宋代的城市發展速度相當驚人。與唐代的長安、洛陽相比，開封、揚州等宋代大城市人口更多，更加市井化、商業化，且無須宵禁。與過去只有商人和手工業者才能被認定為城市居民不同，宋代的坊郭戶皆為城市居民，普遍獲得政府戶籍認可，這從側面反映出當時城市經濟發展水平。
城市的興起進一步促進了藝術和手工業的發展。宋代以前手工業者大都受政府控制，實為隸屬於國家的工奴且社會地位低下，隨著宋代經濟的發展，私人手工業者的數量和經濟能力與日俱增，逐步擺脫了人身依附的狀態，轉而成為受到僱傭的自由人。
隨著僱傭制度的不斷髮展，商人的社會地位也水漲船高，商業也逐漸從隋唐時期的賤業，成為漢族社會中人人認可的本業。需要注意的是，宋代的發展成果源於漢族社會自身的技術、經濟積累，宋廷的作用相當負面，甚至可以說以一己之力拖累了社會的發展。宋的統制經濟和壟斷更是造成了漢民族的沉重負擔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降低。
宋朝社會比明朝社會更富裕嗎？
當下不少人認為宋代漢族社會比明代漢族社會更富裕，宋朝政府比明朝政府更先進高效，這些觀點都是錯誤的。漢人社會始終處在發展的良性軌道上，唐代經濟好於漢代，宋代好於唐代，明代又好於宋代，即便短期內會因為戰爭或天災人禍受到影響，也會很快恢復，決不會延續幾個世紀。例如明初洪武年間漢族社會的生鐵產量已達1800萬斤，遠高於北宋巔峰時期的720萬斤。其他各類大宗商品的產出也是如此，更不用說明代漢族社會總人口巔峰達到了2億且分佈範圍更廣了。
宋代海貿興盛，但主要是阿拉伯、波斯商人航海到達漢地貿易，反過來的情況不多，到了明代漢族人的航海技術進步，大規模出海潮也因此氤氳而生。宋代海貿為國家所壟斷，宋廷在外族商人上交稅金的誘惑下，允許其在港口定居、聚居，至宋末沿海番城已經有二十多座。異族的定居、聚集讓東南沿海不再安全，宋末時，蒙古南侵，泉州阿拉伯商人勾結蒙古屠殺城內漢族，慘狀不忍描述。
宋代儒家學說有了長足發展，產生了理學。理學又稱道學，在宋末被納為官學。宋的理學生於儒家知識分子對佛教和道教的回應與整合，提倡三教合一，討論的問題主要有:本體論問題，即世界的本原問題；心性論問題，即人性的來源和心、性、情的關係問題；認識論問題，即認識的來源和認識方法問題。用神秘主義來豐富了儒家。
好的一面是提倡了個人修養和方法，讓儒家更容易普及。壞的一面是宋儒試圖插手和干預改造社會，導致了三易回河，馬政等一系列惡果。這種將個人修養和國家干預混為一談的做法危害很大。所幸宋儒的影響並不嚴重，曇花一現。到明朝，儒家知識分子不再試圖對社會全面干預和控制，重新把興趣轉向個人修養方面。
理學並不保守，也不主張專制：
朱熹並不反對王安石變法，他認為“祖宗之所以為法,蓋亦因事制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遺子孫，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曆之初,杜範韓富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為恨，況其後此又數年,十其弊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議者亦多以為當變.......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為失其正也”即順應時代做出改變是應然之事。朱熹並不欣賞帝王，他曾評價漢族歷史上的明君唐太宗“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功耳”認為其假借仁義，實行私慾。除唐太宗外，朱熹還批評過多位帝王，尤其是當朝的宋孝宗，“凡此數弊，天下之人，孰不知之，而任事之臣，略不敢一言以告陛下，惟務迫趣州縣，使之急徵橫賦，戕伐邦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則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強。陛下亦聞其說之可喜，而未究其要，往往誤加獎寵，畀以事權”，認為宋孝宗心術不正、用人不端，由此可見理學也並不將尊崇帝王放在首位。此外朱熹還反對科舉，他認為科舉導致“專做時文底人，它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它且會說得好:說義，它也會說得好。待它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它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都不關自家身己些子事”進而導致社會風氣敗壞。朱熹認為，要想光復江山，就得廢除科舉制（引用一下原文）。實際上，儒家知識分子觀點千變萬化，但大體上尊重小共同體和社會自治方面還是相通的。宋儒對社會干預的主張前所未有，但對威權君主的反感也是空前的。若認為明朝的儒家是自由主義者，那宋朝的儒家大概是“社會主義者”。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