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在七十年代因為承受不住社會輿論的壓力，在公共教育上轉向了寬鬆主義，從此便有了“寬鬆世代，平成廢宅”的說法。
而彼時，東亞正有一個國家將精英教育奉行到了極致，它便是新加坡。
即便在新加坡建國初期的困難階段，政府也一直大力扶持教育，
每年投入經費高達6千萬新元，1979年這個數字達到了13億新元，並且規定每年公共財政預算的4%用作教育。
而到了2017年，全國僅有43萬中小學生，八萬大學生和研究生的新加坡在教育上的投入卻高達127億新元（約合628億人民幣）。
這種高額投入，帶來的是不算免費教育卻勝似免費教育的社會局面。
本國學生的學費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出國交流學習政府還會補貼一應費用的60-80%，剩餘雜費則優先從國家教育基金的賬戶裡支用。
如此一來幾乎每個新加坡人都有機會在青少年時期出國遊學，即便是去歐美髮達國家7日行，家庭所需支付的費用也不過是400新元。
有了國家的大力扶持，社會環境的裹挾，讓新加坡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學霸之國。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進行的國際學生評估專案顯示，新加坡中學生的國際化素養極其優越。
翻譯一下就是，新加坡中學生對於全球課題的掌握以及跨文化溝通等方面的綜合能力，在27個參與國家和地區當中排名第一。
但極端的做法也會帶來極大的隱患，如果學生幸福度也有一個排名，那麼新加坡就算不是倒數第一，也絕對不遑多讓。
極致的教育競爭
日本之所以在七十年代轉向“寬鬆教育”，社會輿論的影響只是其中一個方面。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基於日本產業升級，很多密集勞動產業逐步轉移到了東南亞，因此已經不再需要填鴨教育下像流水線一樣的“工程師紅利”。
而社會經濟發展得益於部分日本、歐美轉移產業的新加坡，在七十年代末期也開始考慮同樣的問題。
新加坡借鑑了日本一部分減負做法，但在主導趨勢上選擇效仿歐美推進素質教育，即課外拓展活動（CCA）。
政府希望此舉能夠降低學生進入全球名校大學的門檻，並且在未來升級後的經濟結構裡，於高階產業上能夠自主發展，提高國家競爭力。
所以現在的新加坡中小學校都像日本一樣只上半天課，一般下午一點就放學了， 課後時間全部留給了各種CCA課程。
政府對此有多重視呢？不僅要求從小學二年級開始，每個孩子至少選取一門，還提供了大量資源、政策扶持。
比如音樂課，很多學校都會提供價值數千到數萬不等的優良樂器以及相關的學習場地，名校更不惜重金聘請名師教練為學生提供輔助。
而除了常規的體育、藝術、音樂等CCA課程，部分名校甚至開設了帆船、攀巖、飛機、高爾夫等高階CCA教程。
整個社會都在奉行著“任人唯才”的理念。
政府的教育經費撥款會以該校的升學成績與CCA社團在全國取得的名次作為評判標準，兩者都不理想的學校就會被其他學校吞併。
看起來似乎也和我國的教育制度差不多？只是新加坡做得更加瘋狂、徹底，於是在這個國土面積狹窄的國家中，教育的兩極分化現象也在急速加劇。
普通中小學在吞併中越來越弱，新開設的學校又缺乏競爭資本與資源，只剩下有限的幾所名校始終屹立在教育的最頂端。
新加坡也終於迎來了和日本一樣的“格差社會”，絕大多數普通學生則成為了這場教育競爭的犧牲品。
在中國，真正決定命運的考試目前看來還只是高考，但新加坡的學生在小學三年級時就要面對人生的重大抉擇與考核。
在這一年，學生們會收到一封參加"高才選拔“的邀請函，成績優秀的學生會轉入名校就讀，但全國錄取率不到1%，而這也只是個開始。
之後的每一年甚至每一月都會對學生再次進行考核，每一次考核成績都決定著學生所享受的班次、師資、座位等教育資源。
當學生來到6年級，迎接他們的將是人生最重要的升學考試，從此以後將決定每個人未來的社會階層。
因為只有進入頂級中學的學生未來才有更多發展選擇，在這裡有最好的師資力量、更多的資金投入與政策扶持。
學校會花費不菲的價格請常青藤、劍橋、牛津等名校為學校專門定製教學方案，而這也是新加坡在PISA排名一直位於前列的原因。
甚至在這些頂級中學裡，還有九所擁有免去中考直接參加高考的“直通車計劃（IP）”，這裡的學生可以從初一便開始安心備戰高考，大學升學率高達98%。
而普通中學的學生則連上高中都是一種奢望，參加高考就更加不敢想了，那裡的老師教學生的也不是如何考高分，而是如何穩穩及格。
大專便是大多數普通中學學生最好的歸宿，大部分人最後都被送去學技工，他們甚至連復讀的機會都沒有，因為很多補習班只收頂級中學的學生和天才學生。
學校的天差地別，自然導致了新加坡父母為了孩子能夠不落於人後而不惜一切代價，但今天我們想討論的不是雞娃、內卷、教育焦慮。
而是看看在這種極致的教育競爭下，所培育出的那些精英中的精英，他們走向世界後又是怎樣一番光景？
極端的社會精英
美國聖塔菲研究所是一個非盈利性的機構，主要研究方向是複雜系統科學，該組織成員都是來自世界各地，在不同領域獲得過諾貝爾獎的大神。
其中蘇黎世大學進化生物學及環境研究教授安德烈亞斯·瓦格納，在他的書中就提到了對新加坡學生及其教育體制的一些“看法”。
瓦格納先講了一個生物進化的故事：
20世紀初，哈佛大學的遺傳學家休厄爾·賴特在美國農業部進行了育種實驗，旨在培育出優質的牛、豬和羊。
但透過這些實驗，他發現了一些怪異的現象，即使每次都按照自然選擇的方式以最優的標準進行選種，但重複幾代後，最終卻不一定會獲得優良的品種。
比如從改善牛肉品質及產奶量而進行選種，在繁育的過程中，他們總是會得到一些其他性狀惡化的個體。
產奶提高了肉質就會下降，肉質提升了生育能力就會下降，生育提高了免疫系統又出了問題，而集齊了各種好基因的牛通常壽命很短，甚至變得畸形。
這讓賴特意識到“好基因”和“壞基因”是一體兩面的，無法單獨分開。
而瓦格納從賴特的故事中產生了共鳴，直言不諱地吐槽自己碰到的大多數博士和博士後研究人員都經歷過新加坡教育的嚴酷考驗。
“他們就讀的學校在亞洲久負盛名，我也發現，除了禮貌有加，他們均技術過硬，擅長分析大量資料。
然而，他們所受的訓練卻讓他們在創造性的職業生涯面前止步不前——沒有人可以將教授的權威放在一邊，開闢自己的道路，
也沒有人可以專注於探索自己感興趣的問題，一心一意地向前走。”
瓦格納承認這些孩子的聰慧與勤奮，但與他們共事開展研究的感覺更像是和機器交流，他很難從那些孩子身上看到創造力的火花，對此他感到十分遺憾。
這就像“好基因”與“壞基因”的關係，在競爭壓力下，執行力被增強必然會影響到創造力，但創造力又會產生冒險、衝動等特質，看起來也許不那麼有責任心、不夠可靠。
那麼到底是該選擇執行力還是創造力呢？面對這個兩難的問題，瓦格納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他認為在生物進化過程中，每一個物種都在尋找它們面臨問題的解決方法，而食草動物尋找的則是怎樣靠採集營養並不豐富的葉子活下去。
但是，這種探索或多或少都帶有盲目的性質，他將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比作在適合度景觀中爬山。
在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中，不管生物的基因多麼不堪一用，都會在這個方案的基礎上修修補補，每前進一步都只把那些有利於生存的變異保留下來，而將不利的變異淘汰出局。
這就像新加坡的精英教育理念，其本質都是優勝劣汰。
如果適合度景觀中只存在一個頂峰，優勝劣汰必然能大行其道，只要一直保持上坡的狀態，一定不會錯過最高點。
但是，如果適合度景觀中存在兩座、十幾座、數百座，甚至是數不清的山峰，那麼優勝劣汰的結果往往是致命的。
當我們發現自己所爬上的山峰特別矮時，如果想去到另一座更高的山峰也許就要向下走、往回走才能找到新的道路。
但我們所奉行的社會邏輯禁止後退，上不了好的小學就上不了好的中學，上不了好的中學就上不了好的大學，於是便將自己卡在了遠離更高山峰的位置，進退兩難。
也許固守在原點依然能有很不錯的風景，但山上的氣候變化很快無法預估，而等到“變天”的時候我們又該何去何從？
不管在自然進化還是學業工作中，面對一片高低不平的“群山景觀”，沒有競爭是不行的，但是隻依靠競爭也是萬萬不行的。
人類的生物多樣性
我們都聽過一個詞——狼性，活魚逆流而上，死魚隨波逐流；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
可實際上世界真的是這樣子嗎？我們的世界並不只有草原上的狼與羊，還有天空和海洋、沙漠與叢林，還有貓和狗、魚和鳥。
每一種性格的人都有他所合適的環境，這是基因決定的，也受到環境的影響。
比如當我們遭遇到讓自己不適應的環境的時候，通常有三個選擇——逃離、適應、改變。
狼性會告訴你要迎難而上、永不屈服，但從生物遺傳的本性來講，最優方案永遠是離開當前環境尋找跟自己更加匹配的環境。
為了更好的生存，基因讓我們感覺到逃跑比面對更加輕鬆、容易。
對於其他物種而言，多樣性發展總是受環境影響而被迫做出改變，但對於人類而言則是自我主觀的選擇。
BBC有一部紀錄片叫《北鼻異想世界》，其中有2個實驗讓我特別印象深刻：
第1個實驗中，研究人員想知道嬰兒是否會像成人一樣選擇那些在某種意義上，在外形和形式上和他們更接近或相似的人。
他們找來一個白人和一個亞洲人，在實驗開始時，兩個不同種族的人會給寶寶表演分配玩具的做法，分別暗示自己是一個公平（亞洲人）/不公平（白人）的人。
寶寶看完後，可以選擇去其中一人那裡拿玩具。
結果所有的白人寶寶都選擇了不公平但是和他們長相一樣的白人阿姨，雖然他們都曾有過猶豫，但最終依然堅定了自己的選擇。
研究者之前在美國做過相同的實驗，得到的實驗結果完全相同。
這說明寶寶或者成年人許多類似相同的偏好，都來自他們早期的發育，嬰兒在兩歲時就會根據自己對別人的評判來選擇自己喜歡的人互動。
第2個實驗中，研究人員想知道電子產品到底會對寶寶造成哪些不利的影響。
實驗結果再次令人感到意外，他們選了6名兒童，三名是經常使用電子螢幕的幼兒，另三名是不使用的。
然後給他們設定了一系列測試，如抓物體、搭積木、直線行走、畫直線等。
測驗結果發現，在身體整體運動的實驗中，6名兒童沒有明顯的區別。
而精細運動控制的實驗卻發現，經常觸控和滑動觸控式螢幕的寶寶在同齡人中有著更好的精細運動技巧。
後來研究人員在分析英國全國各地的715對父母提供的樣本資料時，也同樣發現在很小年齡就有著更好的精細運動能力的孩子，也是那些會主動使用平板電腦的孩子。
長期使用電子產品的確會有很多不好的影響，但任何事物並不只有好或壞一面。
它能否對孩子產生積極的影響，關鍵在於父母如何引導，輔助孩子按照自己的主動性，向各個方向發展出自己獨特的知識結構和能力興趣。
優家教育創始人吳臻老師曾說，不同的孩子需要不一樣的教養方式：
對於不自信的孩子，他最需要的是在生活點滴中發現他的進步，並用語言說出來，及時給與鼓勵和肯定；
對於過於自大的孩子，他最需要的不是打擊，而是放大他的夢想，拓寬他的眼界；
對於那些對自己要求過高的孩子，最需要的是讓他認識到，生活中每一個人都不是完美的。
從而學習接納自己的不完美，欣賞自己的不完美，甚至可以做到享受自己的不完美。
當孩子擁有找到適合自己環境的能力時，他的潛力才能被最大釋放，那麼即使他的人生遭受“重創”，也能創造出一個更好的世界。
願每個孩子都可以得到善意的對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