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國絲綢傳奇·前傳2」考古發現：一枚全世界最古老的蠶繭

【楚國絲綢傳奇·前傳2】考古發現：一枚全世界最古老的蠶繭

文\張衛平

題記：橫空出世的荊州馬山“戰國絲綢”，開啟中國絲綢起源新思路。

遠古時期，黃河中下游氣候溼潤，水美草豐，桑樹成蔭，具備養蠶造絲的生態環境。更為重要的是，在考古發掘中，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的新石器時期的遺址中，出土了曾被人工切割過的半個蠶繭化石。

半個繭殼約元前前3000多年山西夏縣西陰村出土

那是1926年，我國第一代考古學者在山西省夏縣西陰村發掘了一個5500多年前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仰韶文化遺址。

考古隊員們在坑底發現了半個繭殼。這半個繭殼，長約1.36釐米，幅度1.04釐米，好像是被銳利的刀刃去了一部分。

這個驚人的考古發現，雖然一經公佈就引起了國內外學界的廣泛關注和爭議，但半個繭殼的出土，似乎對傳說中黃帝的元妃嫘祖發明養蠶治絲的說法予以了印證。

“如果西村的半個蠶繭石鑑定不誤，那更使聯想到嫘祖發明了養蠶的故事，是中華民遠古養蠶的創始。”在歷史學家范文瀾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簡編》中這樣寫道：“陶器、陶片發現最多，西村遺址發現的多至數萬片，製造技術和紋飾，一般說是很精美的。西村和大齎店（河南浚縣）遺址都有紡輪，骨針、骨錐，各遺址都有，足見紡織與縫紉已是一種普遍的手工業。”

1928年，這半顆蠶繭經過中國生物學家劉崇樂教授和美國專家的鑑定，確認就是家蠶的繭！

一枚全世界最古老的蠶繭！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紡織史學家劉克祥先生認為：“這枚蠶繭的出土，使中國是‘絲綢之源’獲得了實證。”

後來，專門研究古代絲綢的日本學者布目順郎，用拓片的方法，復原了蠶繭，測得蠶繭長1.52釐米，繭幅0.71釐米，蠶繭被割去的部分約佔蠶繭的17%。布目順郎由此得出結論：桑蟥繭。他認為，這半個蠶繭，與現在棲息在長江流域桑樹上的野蠶——桑蝗屬同一品種。

布目順郎認為，中國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可能已完成了家蠶的馴化。

1987年，中國學者蔣猷龍從文獻學、民族學、考古學、歷史學和遺傳學等多角度出發，對中國蠶業的起源進行了審視，提出了家蠶的祖先野桑蠶為多性化，馴養桑蠶始於不同時期的不同地區。他斷定，西陰村出土的半顆蠶繭，就是桑蠶。

與此相呼應的，是在河姆渡文化遺址裡出土了刻有蠶紋的牙雕，被考古專家們認為是中國最早的蠶形刻畫。

蠶紋牙雕約公元前5000年浙江餘姚河姆渡出土

後來，考古工作者又在距今5000年的南北各個新石器文化遺址中，頻頻發現蠶形飾物。

1921年，從遼寧砂鍋屯仰韶文化遺址中，發掘出用大理石製作的長達數釐米的蠶形飾；

1960年，從山西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遺址中，發掘出陶製蠶蛹形飾，從河北正定南楊莊仰韶文化遺址出土了陶質蠶蛹；

1963年，從江蘇梅堰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了刻有蠶紋的黑陶；

從安徽蚌埠市郊吳郢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了蠶在蠶簇中吐絲的陶器蠶繭刻紋；

從甘肅臨洮的齊家坪齊家文化遺址中發掘出一件刻有很多蠶形昆蟲的雙聯陶罐；

從紅山文化遺址中，發掘出了一批玉蠶。

對於我國人工養蠶的起始時代，史學家章楷先生在撰文徵引西陰村遺址所發表資料的同時，又以殷代的甲骨文字中已有“蠶、桑、絲、帛”等字，在一片甲骨上還刻有“用三頭牛祭蠶神”的內容，甲骨卜辭中載有“蠶三祀三牢，八月”以及殷墟出土的青銅器上有縑絲之痕跡為依據，提出了：“早在殷商時代，我國已經育蠶和繅織。”

其實，在中國，紡織的原材料最初使用的是葛纖維。荊州博物館研究員彭浩先生認為：“當時，葛是植物纖維的主要來源之一。用葛織成的布首先在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中發現。”

1972年，南京博物館在江蘇吳縣草鞋山新石器遺址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了3件距今約6000年的葛纖維的紡織殘片。

絹片約公元前2750年浙江湖州錢山漾出土

這種原始的絞紗織物，一端有山形和菱形花紋，經紗是雙股的。這3件葛布殘片的發現，說明葛布在我國新石器時代就已有生產，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葛纖維織品。楚文化學者劉玉堂、張碩在《長江流域服飾文化》一書中說：“長江中上游的宜昌峽江地區自古就是中國紡織業的中心地區之一。”書中分析了長江流域紡織技術產生的文化前景後，指出：“長江流域地區的紡織技術，是在搓繩織網的基礎上產生的。在原始社會時期，人們在採集、捕魚以及狩獵活動中，經常需要編結一些網狀和筐狀工具或盛器，在長期的摸索中，先民們逐漸掌握了利用草莖、樹皮等纖維搓制繩索技術，即所謂‘結繩而為網罟，以畋以漁’。”於是，人們開始利用植物纖維進行簡單的編織，原始布帛就這樣產生了。歷史學家劉克祥先生說：“我國的麻、葛紡織在新古器時代中期出現以後，到商周時期，有了明顯的發展，並形成了‘男耕女織’的基本分工和農戶家庭經濟結構。”無獨有偶。上世紀70年代，浙江省文物考古部門分兩期對據今六七千年前的浙江餘姚河姆渡文化遺址，這個我國原始社會迄今為止最早的遺址進行發掘，意外地從出土文物中找到了有關蠶的資訊。考古隊員從一件牙雕杖首上，發現了4條刻繪的蟲紋。

這4條蟲紋，非常像蠶，一個個弓著背，屈體向前蠕動著。在另一件殘陶片上，刻有昆蟲食葉紋，一條弓背屈體的蟲兒，沿著葉邊開始蠶食，形象生動，栩栩如生。

那麼，河姆渡的先人為什麼要在器具上刻繪昆蟲紋呢？這些昆蟲與他們的生活又有什麼關聯呢？

對此，吉林大學考古學實驗科學中心的魏東經過對這兩件文物上刻繪的蟲紋分析，認為這幾條古蟲，“和現代昆蟲的足式、運動方式比較，極似天蠶蛾科的幼蟲”。

儘管，考古學家沒有從河姆渡古遺址裡找到能直接證明我們的祖先馴化野蠶的資料，但那幾條蠶蟲紋卻似乎印證了仰韶文化的歷史性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