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毛主席親自起草，以中央研究組組長毛主席、副組長王稼祥名義，給中央研究組及高階研究組各同志寫了一封信。根據理論與實際聯絡的研究方針，信中提出：“關於實際方面的材料，請各同志看六大以來的檔案”，“關於理論方面，暫時以研究思想方法論為主。”
學習理論，學習哲學，“以研究思想方法論為主”，這是我們黨創造的一條很好的學習經驗。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統一。
毛主席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獨到貢獻，就是充分地體現和發揮這種統一，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化為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在革命實踐中掌握和運用的科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恩格斯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
毛主席更是特別強調這一點。他的《反對本本主義》和《實踐論》、《矛盾論》，都是致力於解決黨的幹部的思想方法問題。
在延安整風中，尤其明確地向全黨提出了這個問題。延安整風，首先是整頓學風。學風問題，按照毛主席《整頓黨的作風》一文給的定義，就是“領導機關、全體幹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延安整風，一般說是一九四二年開始的。從準備和從領導上說，則是一九四一年開始的。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主席作報告，鮮明地提出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任務，尖銳地批評了黨內盛行過的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這是過去黨的領導上幾次犯重大錯誤的思想根源），深刻地闡明瞭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學習馬克思主義，不應該搬用它的個別詞句、個別結論，而是要學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隨後，中共中央在七月一日作出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在八月一日作出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
九月二十六日，中央決定成立高階學習組，成員為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區黨委或省委的委員，八路軍新四軍各主要負責人，各高階機關某些幹部，各高階學校某些教員，計劃首先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與我黨二十年曆史，然後再研究馬恩列斯和中國革命的其他問題，以達到克服主觀主義、發展革命理論的目的。
毛主席九月二十九日這封信，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的。
“請各同志看六大以來的檔案”，看哪些檔案呢？隨信另單開列了要目，共七十篇，其中列為最低限度選讀篇目的共四十篇。（這個篇目後來補充調整為八十三篇。到十二月，中央書記處編成《六大以來》這部大書，共彙集檔案五百多篇，翌年十月，又編成《六大以前》，收檔案近二百篇。這麼多檔案，當然不可能大家都讀。一九四三年中央書記處編印的《兩條路線》一書，共選檔案一百三十二篇，比這封信另單開列的多一些，所選檔案的時間往前推到大革命時期，往後延到一九四三年。）
“研究思想方法論為主”、是為了在檢討歷史時獲得理論的、主要是思想方法的指導，把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提到思想方法的高度上來。讀哪些書呢？信中開列了四本，”請各同志首先看”這四本書。
第一本是列寧的《“左派”幼稚病》。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推薦這本書，不單是要求大家從中學習政治理論，著重是要求大家透過這本書來學習思想方法。
的確，學習思想方法，不能限於讀專門講思想方法的書。
透過讀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列寧的《“左派”幼稚病》這類經濟學著作和政治著作，讀毛主席的一些政治著作和軍事著作，人們不僅可以學到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政治理論和軍事理論，而且可以從這些具體運用的典範中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學習思想方法的更好的途徑。
直接講認識論、講思想方法的書，信中推薦了兩種：“艾譯《新哲學大綱》第八章‘認識的過程’（即《哲學選輯》第四章）”；“李譯《辯證唯物論教程》第六章‘唯物辯證法與形式論理學’”。
第四本被推薦的書是河上肇《經濟學大綱》的“序說”。河上肇是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經濟學大綱》是他的流傳很廣的介紹馬克思《資本論》的著作，由陳豹隱譯成漢文。推薦這本書的“序說”，不是從經濟學的角度，而是從思想方法的角度。因為這個”序說”是講“經濟學的研究物件及出發點”和“研究方法”的。
毛主席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高度評價了《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
可是，在開列研究思想方法論的學習篇目時，並沒有特別推薦斯大林為這個簡要讀本寫的第四章第二節《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一點是很耐人尋味的。斯大林這篇文章有許多精闢之處，但認識論在其中幾乎沒有位置，辯證法也講得很缺乏色彩，不能不認為是一個很大的缺點。
關於社會發展史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毛主席給胡喬木一封信：“請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觀社會發展史，不論是翻譯的，寫作的，蒐集若干種給我。聽說有個什麼蘇聯作家寫了一本猴子變人的小說，我曾看過的一本賴也夫的社會學，張伯簡也翻過（或是他寫的）一本《社會進化簡史》，諸如此類，均請收集。”
四天之後，毛主席給劉少奇一封信，送去一九三零年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的恩格斯的《從猿到人》（郭烈夫編，成嵩譯）。
信中說：“此書有恩格斯兩篇短文，十分精彩，可以看。郭烈夫的一篇亦可一閱。郭烈夫的《唯物論》，瞿秋白曾有譯本，我看過，還好，後來聽說他犯有錯誤，我還不知其錯誤究在何處。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觀的書看、看後再送你。”
延安整風在一九四二年廣泛展開以後，一九四三年曾插入一段審幹運動。一九四三年十月，中央決定黨的高階幹部重新學習理論和研究黨的歷史，整風進入總結提高的階段。
毛主席多次說過，整風後高階幹部要準備讀書，讀馬列的書。從這兩封信可以窺見當時中央領導人讀書生活的一斑。那時讀書受“延安能找到”的限制，在這個範圍內，為找書讀是作了最大限度的搜求的。
把社會發展史作為歷史唯物論的入門，這也是我們黨創造的一條很好的學習經驗。
毛主席在延安曾提議在幹部教育中要學社會發展史和自然發展史。這個提議是很有道理的。建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要學習和研究自然界的發展，要學習和研究社會的發展。
歷史唯物論從社會發展史講起，不是從幾個定義、幾條規律出發，而是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敘述和分析中提出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原理來，顯然是較好的方法。
同樣，自然辯證法從自然發展史講起，不是從幾個定義、幾條規律出發，而是從自然界歷史發展過程和人類對自然界認識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來講自然辯證法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說，把自然辯證法、自然發展史、自然科學史以至技術發展史結合起來，顯然也有很大的優點。
毛主席一九六四年在批評悲觀、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時，指出這些論點都是錯誤的，因為它們不符合上百萬年以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事實，也不符合迄今為止我們所知道的天體史、地球史、生物史和整個自然界發展的歷史事實。這段話可以作為毛主席重視學習社會發展史和自然發展史的一個印證。
毛主席關於學習社會發展史的建議，從延安以來就照著做了。
後來中央規定幹部必讀十二本，就有一本《社會發展簡史》，是根據一些外國書編寫出來的。全國解放初期，在全國人民首先是知識分子中廣泛開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啟蒙學習。
學社會發展史，學“猴子變人”（這當然是一種通俗但不確切的說法），形成熱潮。
毛主席在《不要四面出擊》一文中講到，對知識分子“要讓他們學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等幾門課程”；他還說：唯心論者講上帝造人，”我們講從猿到人”。艾思奇那時為適應這一學習需要而寫的一本書，就叫《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這個學習對於五十年代青年知識分子確立革命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決心投身宏偉的共產主義事業，為勞動人民服務，為社會的解放和進步服務，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
關於哲學通俗讀物
毛主席很重視哲學通俗讀物。給胡喬木的信中說到他“聽說有個什麼蘇聯作家寫了一本猴子變人的小說”，要找來看看，便是一例。這是指《人怎樣變成巨人》這部書，它是講人類發展史（包括從猿到人）的通俗讀物，用了生動的文學筆調（但還不好說是小說），作者是蘇聯的伊林和謝加爾。一九八三年，北京科普創作界還開過伊林的紀念會。
毛主席幾次提到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前篇介紹過他曾經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給當時在西安的葉劍英、劉鼎去信：“要買一批通俗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哲學書”，“要經過選擇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價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柳提的《街頭講話》之類）”。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他給當時在蘇聯的兩個兒子去信，並給他們和同他們在一起的“各小同志”送去一批文學、歷史、哲學書，其中就有一本《大眾哲學》。
毛主席對李達的《<實踐論>解說》也很讚賞。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給李達的信中說：“這個《解說》極好，對於用通俗的言語宣傳唯物論有很大的作用。”“關於辯證唯物論的通俗宣傳，過去做得太少，而這是廣大工作幹部和青年學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寫些文章。”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給李達的另一封信中又說：“你的文章通俗易懂，這是很好的。在再寫文章時，建議對一些哲學的基本概念，利用適當的場合，加以說明，使一般幹部能夠看懂。要利用這個機會，使成百萬的不懂哲學的黨內外幹部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
一九六○年，毛主席寫給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林克一封信：“馮契著《怎樣認識世界》一書，中國青年出版社印行，一九五七年出版，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給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閱讀。請你找一找。如找不到此書，則找別的青年人能夠閱讀的哲學書，要薄本小冊子，不要大部頭。”
哲學通俗讀物的重要性，是由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性所決定的。這種哲學是為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服務並要為他們所掌握的，它必須“從哲學家的圈子走到廣大人民群眾中間去”。
而哲學，又是探討最一般規律，具有最高的概括程度和抽象程度的，因此又比較最不易懂。這樣就產生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通俗宣傳的重要任務。
抓住思想方法論來學哲學，從社會發展史來學歷史唯物論，就一個方面的意義來說，也可以說是有利於通俗宣傳，有利於廣大幹部和群眾接觸和掌握。文字表達和體裁形式的通俗化，也非常重要。一本《大眾哲學》，曾經在抗戰前到解放初的幾茬進步青年中發生影響，就足見其重要性。
要哲學書為青年和群眾所願讀，所愛讀，單是文字表達的通俗易懂還不夠，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科學地、準確地（而不是簡單地、庸俗地）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去探討和分析當前人們所關心的從政治、社會、科學到生活的各個方面的新的實際問題。
組織老一輩的、中年的和青年一代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作者，努力寫出更多“真正的通俗的而又有價值的”，具有吸引力而為群眾所愛讀的理論書籍；透過各種報刊和其他途徑，熱心地向群眾推薦和評介好的書籍；運用各種形式（包括組織各種讀書會，組成讀書會網），在群眾中開展和推進讀書活動——這些，都是要我們認真去做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