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歐亞評論”網站1月11日文章，原題：不承認不可避免的事：為什麼西方拒絕接受中國的超級大國地位 西方知識分子對中國的超級大國崛起之路勢不可擋的現實理解有限。去年7月，《金融時報》專欄作者吉迪恩·拉赫曼發表的一篇文章最能說明這一點。在拉赫曼看來，中國能夠成為一個政治行為體，但沒有能力爭奪超級大國的地位因為據稱它缺乏做出必要“犧牲”的“意願”。
筆者只在幾年前去過一次北京，但與許多到過中國首都的人一樣，足以證明中國強大的經濟引擎不僅為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為世界經濟提供了動力。雖然中國官員沒有公開表示其最終目標是使該國成為一個超級大國，但中國領導層完全清楚眼前挑戰的性質。
事實上，我們越早承認中國是一個有影響力的政治實體，按照明確而果斷的政治戰略運作，我們對亞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區地緣政治轉變的理解就越深刻。
當西方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發動徒勞無益的戰爭時，區域和國際政治行為者填補了美國和西方離開其各個勢力範圍所造成的空白。中國開始發揮更大的經濟影響力，以公平的合作伙伴的形象出現——尤其是與西方國家相比。
直到2011年，美國逐漸開始從伊拉克撤軍，華盛頓才宣佈其“轉向亞洲”戰略。這是一個新的軍事和政治戰略，目標是抵消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
然而，這一地緣政治轉變可能為時已晚。首先，美國在中亞和中東的軍事介入過深，後果嚴重，不可能單憑宣佈一項新戰略就一筆勾銷。其次，中國當時已在亞洲和世界各地建立了複雜的合作網路，使其能夠與許多國家，特別是那些擔心或厭倦了西方軍事優勢和干預的國家發展關係。
據國際可持續發展研究所去年10月份發表的一份報告，過去12年裡，中國一直是非洲最大的貿易伙伴。但和拉赫曼一樣，許多分析家錯誤地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和製造國，中國的經濟實力使它在國際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影響力……但北京的經濟實力並不總是在政治上起決定性作用”。
這種有限的思維是基於一種觀念，即政治“就是遵循美國及其西方夥伴在外交政策、外交活動和偶爾的戰爭中使用的相同藍圖”。然而，中國對政治的做法一直都很不同。北京的看法是，中國不需要透過入侵他國來獲得政治行為體的稱號。相反，中國借鑑本國曆史經驗，利用經濟影響力追求偉大。事實上，“一帶一路”倡議是對古代貿易路線“絲綢之路”的現代詮釋，這足以告訴我們中國模式的性質。
根據西方的普遍理解，中國或者任何其他國家，只要敢於在西方議程的指令之外運作，就是一個威脅或潛在的威脅。然而，在1978年鄧小平領導的成功經濟改革之後，中國的財富不斷增長，中國也沒有被視為“威脅”，因為北京的經濟崛起推動了亞洲，進而推動了全球經濟發展，甚至緩解了2008年的大衰退，而這場大衰退本身是由美國和歐洲市場的崩潰造成的。
中國不僅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行為體，而且在某些觀點中，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行為體，因為中國正在軍事(在亞洲範圍內)、經濟和政治等方面，穩步挑戰美國和西方的主導地位。
我們都應放棄認為中國只對商業感興趣的觀念。這種關於中國的侷限性思維會認為美國是利用其全球主導地位來實現其他崇高目標的觀念得以延續，例如，“恢復民主”和“捍衛人權”。對中國的貶低和對美國的抬高不僅是種族主義，而且也與事實完全不符。(作者拉姆齊·巴魯德，陳俊安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