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中英戰爭爆發，史稱第一次鴉片戰爭，號稱日不落帝國的英國，對龐大的中國市場垂涎三尺，終於安耐不住內心的慾望，1840年6月，47條英國船隻帶來的4000名英國軍隊敲開了古老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也扒下了清政府光鮮亮麗的外衣，露出瘦骨嶙峋的內裡，開啟了中國百年屈辱近代史。
日本的崛起源於“第一次鴉片戰爭”
按道理來講，1840年的戰爭跟日本一點關係都沒有，但對日本社會各階層的震動很大，尤其是知識分子階層，面對西方侵略東方，當時普遍存在焦慮心態。那時候的日本，真正的可以稱之為小日本，它只是大清政府麾下的眾多小弟之一。
然而，當英國的堅船利炮炸開中國大門的時候，這個小老弟突然發現：老大這麼脆弱，我這也得努把力割塊肉才行啊。事實證明，日本這個國家，從根子裡就是面對強者卑躬屈膝叫爸爸，翻身之後露獠牙。
小日本一看，大清就這麼被蹂躪了，頓時危機感叢生，立志發憤圖強，不當小老弟。於是在1853年“黑船事件”發生後，和美國新爸爸接上了頭。十九世紀後半葉，日本和中國同時迎來西方列強的敲門聲，大清開始進行了最後一波自救：洋務運動，而日本也開始了改變國運的明治維新。中古幾千年發展的歷史慣性，導致洋務運動失敗，而日本成功翻身的明治維新，確實證明船小好調頭的正確性。
黑船事件
武士界的領航員吉田松陰
在日本小船掉頭的關鍵時刻，不得不提這麼一個關鍵人物吉田松陰，不熟悉日本歷史的估計對這個人沒印象，但這個人的地位基本上可以和大清的曾國藩相當，都是促進國家轉型的關鍵人物。而與曾國藩不同的是，這個出生在1830年的日本知識分子，在日本臨近被西方征服的危機時刻，吉田松陰摒棄了傳統思想的束縛，他不是新瓶裝舊酒，而是舊瓶裝新酒，促使武士道和國家文明實質轉型。
吉田松陰
1854年3月，美國第二次“到訪”日本的時候，打算乘船偷渡，去西方學點真東西，可惜那年月還是幕府統治的時代，一個知識分子再熱血也搞不過和幕府狼狽為奸的美國艦隊，不出意外的被趕下船，順便關了一年。
然而這服刑的一年，也是吉田松陰思想轉變的一年——當年希特勒也是因為被關了監獄，把自己的思想和理想完善的——吉田松陰在監獄裡同樣完善了自己“近代化武士道”救國的思想理論，出獄後直接“開班招生”，搞來一大批“有識之士”，宣揚自己新型武士道。
武士道進化論
在吉田松陰之前，武士道的要旨是武士對主人的忠誠。而吉田同志直接把對個人的忠誠擴大到了對國家和民族的忠誠，真真的是“天下興亡，武士有責”，整套理論的核心就是，把武士道由原來的武士階層擴大到一般民眾，提倡將武士對主君的主從一體上升到民眾對國家的一體關係。將忠信相依，生死與共的武士階級的內在聯結，貫穿到民眾與國家的忠信相依，生死與共的內在聯結。
不得不承認一點，在忽悠士兵和人民去送死這一方面，日本人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並且做到了幾乎讓人無法超越的地步。想想二戰那會，太平洋戰場上日本飛行員大喊著“天皇萬歲”撞向美國軍艦的場景，就知道日本軍國主義洗腦的強悍，日本軍人的可怕意志力也絕對是讓人恐懼的，他們把死亡看做是自己表達忠誠的途徑，把執行上級的命令當做自己為國盡忠的手段。
“留洋未遂”的吉田松陰對中國舊文化的那套理論不以為然。他認為，國家興亡之道關鍵是內政不是外交，中英戰爭，大清之所以敗給了英國，不在洋務而在內務，大清內部的政治腐敗，民族意識尚未覺醒，而只有內修國政，才是不慮外敵的根本之策。武士道能救日本，仁道卻救不了中國，蓋因“內質新舊”。
事實證明吉田松陰的判斷是對的，曾國藩那套理論被歷史湮滅，而與老邁的曾國藩人生形成鮮明對比，出身武士世家的吉田松陰，二十幾歲就成為日本幕末時期聞名的志士思想家。
武士道理論指導下的執行
當年，清政府的洋務運動，口號是“師夷長技以制夷”，而最後因為重重阻撓，搞了一堆四不像出來，但在日本不一樣，吉田松陰的門徒們，不排斥西方文化，他們想充分了解外部世界，並加以理性的分析。在實事求是評估西方各種情況的基礎上，有方向、有步驟、有重點地吸收和學習。
從一定程度上看，正是以吉田松陰為代表的近代日本知識分子的這種新武士精神才扭轉了開國後的日本歷史軌跡，使日本在擺脫開國所面臨的一系列思想困境後，轉而邁進了近代化的行列。
1859年，為了推動日本的“改革開放”，吉田策劃刺殺幕府重臣、保守派頭子間部詮勝，結果事情洩露，被幕府處極刑，死時29歲。吉田松陰犧牲後，他的學生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繼承遺志、繼續倒幕運動，直至開啟日本歷史翻天覆地的一頁——明治維新。
伊藤博文
後邊的事大家都知道，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走在了近代化的前端，1894年甲午戰爭掀翻大清一直到1945年被美帝的原子彈教做人，日本在東亞這片地方風生水起了半個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