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在歷史上以經濟繁榮，科技先進，文化發達著稱，被歌頌為中國古代文明的巔峰。在人們的印象中，宋朝社會平安富庶，政治氣氛寬鬆自由，統治者寬厚仁慈，一派繁花似錦的盛世景象，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然而有幾個問題卻無法迴避，一個如此優秀的朝代，為什麼會發生歷史上最多的農民起義？為什麼其疆域在歷代大一統王朝中是最小的？為什麼要向鄰國稱弟、稱侄、稱臣？為什麼每年要花大量“歲幣”朝貢外國買平安？為什麼會釀成華夏曆史上空前絕後的靖康之恥？
更重要的是，在發生瞭如此多的不堪事件後，這個朝代為什麼仍然能以華美的形象垂諸清史呢？原因在於，這種美好存在於文人的筆下，而歷史，正是由文人秉筆書寫的。
對於文人和士大夫來說，宋朝確實是個鑽石般璀璨的夢幻時代，這個時代充滿了文人的榮耀，也給後世文人留下了最美好的記憶。
宋朝文官的俸祿是歷朝最豐厚的。宋朝官俸是以“貫”來計算的，1貫就是1兩銀子或者1000文錢，其中一文錢大致相當於現在的8毛，所以一貫錢就相當於800元。宋朝的高階的官員，每個月可以拿到的俸祿是四百貫錢，也就是相當於32萬人民幣，而這還不是全部，其他各種補貼甚至比俸祿還多， 比如餐飲補貼、燃料補貼、保姆補貼等等。像參知政事或樞密使一級的官員，月收入都是超百萬人民幣的，其生活之優裕可想而知。
由於不殺大臣是宋朝開國就立下的國策，所以官員的言行比其他朝代要自由得多，在烏臺詩案中，蘇軾以詩文訕謗朝廷，宋神宗雖然非常痛恨他，卻仍讓他逃得性命。
如果說大臣可以不因言喪命是一種進步，那麼對那些犯下反人類罪行的官員也予輕釋，就是無底線的放縱了。
南宋嘉定戊寅年冬天，欽州知州林千之殘害孩童一案事發。他為了治病，竟然聽通道士之言，“以童男女肉強人筋骨”，為此他派人在欽州和鄰近的橫州大肆劫掠孩童。大量孩子失蹤引起了百姓的恐慌，直到他派出的爪牙被橫州官衙抓獲，人們才知道林千之身為一方父母官，竟然是個吞噬兒童的惡魔。如此十惡不赦的暴行令當時還比較野蠻的廣西土司官員都驚駭不已。然而林千之是朝廷命官，他們無法處理，就將案情上報，廣西安撫司也感到棘手，就奏報了朝廷。
按理，林千之罪大惡極、天理不容，按律應處死，但朝廷卻不願意破壞不殺大臣的政治規矩，於是重罪輕判，只是將林千之追毀除籍，發配吉陽。林千之被流放後過了幾年就遇大赦被釋放了，直到南宋滅亡後，他都活得好好的。他在亡國之後每天舞文弄墨，自娛自樂，過得逍遙快活，據宋代筆記《鬼董》的記載，林千之“秩滿歸裡，宋亡，以翰墨自娛。”這種對官員的寵溺和放縱，對百姓們來說是何等殘忍，然而在宋朝，那些失去孩子的百姓是無處說理的，絕不會有官員來為他們討回公道。
文武結合，相輔相成，是歷來的治國之道，兩者不可偏廢，可是在宋朝，文武官員的地位嚴重扭曲，文官的地位至高無上，而武將則如文官的奴僕一般。慶曆八年到皇祐五年，名將狄青任定州總管時，韓琦任定州知州兼安撫使。有一次，狄青的下屬焦用因為犯錯被韓琦抓了，狄青趕去求情，他站在臺階下不敢上前，只是懇請堂上的韓琦：“焦用作戰勇猛，是個有軍功的好男兒。”可是韓琦聽後卻譏笑道：“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名者才是好男兒！”然後當著狄青的面誅殺了焦用，狄青驚懼萬分，渾身戰慄，卻不敢離開，直到有人提醒韓琦狄青還站在堂下，他這才讓狄青回去。
王銍所著的《默記》是這樣記載這件事的：“……青舊部焦用押兵過定州，青留用飲酒，而卒徒因訴請給不整，魏公命擒用，欲誅之。青聞而趨就客次救之。魏公不召，青出立於階下，懇魏公曰：‘焦用有軍功好兒。’魏公曰：‘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出者乃好兒，此豈得為好兒耶？’立青而面誅之。青甚戰灼。久之，或曰：‘總管立久。’青乃敢退。”
狄青對此也很不忿，經常對人說：“韓樞密功業官職與我一般，我少一進士及第耳。”然而，在宋朝的大環境下，他毫無辦法，如此貶抑武將，宋朝的軍隊又怎能抵禦外辱？
宋朝為什麼要如此重文抑武呢？因為趙宋的天下是篡周得來的，因而得國不正，而且欺負孤兒寡母的吃相尤其難看，所以特別害怕讀書人書寫春秋的那支筆。秦始皇因為得罪讀書人，被謾罵千年的教訓，趙氏當然清楚，所以他們對文人採取贖買政策，換取他們在清史上的稱頌。趙匡胤以武人篡權上位，他自然深知武將擁有實權後，可能對政權形成的威脅，所以對武人的防範特別嚴密，並因此設定了“內外相制”、“強幹弱枝”的兵制，竭力分散兵權，打壓武將的地位。
宋朝遠比唐朝弱小，可是官員數量卻遠多於唐朝，唐朝鼎盛的玄宗時期，官員有18000人左右，而宋仁宗時官員數量達到48337人，是唐玄宗時代的三倍有餘。
宋朝官員不僅數量龐大，還要享受駭人聽聞的高薪，開封府尹的年收入高達3.5萬貫錢左右，另外冬春兩季可分到13匹質量上好的絲絹，夏季可以分到1匹紗，秋季可以分到30匹絲綿。這個收入，與宋朝一個州的財政收入相當，真可謂是以萬民之膏腴奉一人之身。
按史料記載的資料換算，唐太宗年間，一品官員的年收入約為170萬元左右，而這只是宋朝相同品級官員一個月的俸祿。唐朝那些開創了萬國來朝雄風的赳赳幹臣們，要是知道後來那些見了番邦就下跪的猥瑣同行竟然拿這麼高的俸祿，不知會作何感想。
在供養這麼臃腫的官僚文人集團的同時，宋朝每年還要用大量“歲幣”去朝貢遼、金、西夏，以獲得苟安，因此財政支出極大。可是數量龐大的文人階層不事生產，不納稅賦，而且宋朝開國以來就鼓勵士大夫“擇便好田宅”，廣置田產，又奉行“田制不立”和“不抑兼併”的土地政策，導致了嚴重的土地兼併，結果這種財政壓力最終都落在本已貧苦的百姓身上。朝廷則透過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和濫發紙幣（交子）來搜刮財富，地方官吏還要額外索求，中飽私囊，普通百姓的負擔之沉重無以復加，他們哀嘆“終歲勤動，妻子凍餒，求一日飽食不可得。”當他們實在無以為生時，便頻頻起來造反，規模比較大的就有王小波，方臘，楊么等起義，規模小的更是不計其數，其中就包括人們熟知的宋江起義。
方臘起義時，宋代文人方勺親歷了這一劫難。事後，他寫下《青溪寇軌》一書，對這次事件做了詳細記載，並分析了禍亂產生的原因。
據方勺的記敘，宋徽宗年間，北宋政治腐敗，社會黑暗，朝政被蔡京童貫一夥人把持，他們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不斷蠱惑諂媚宋徽宗。童貫在蘇州和杭州開辦了造作局，專門為宋徽宗置辦精美豪奢的御用物品。與蔡京、童貫並稱“六賊”的朱勔為了刻意奉迎痴迷藝術的皇帝，在江南蒐羅各種奇花異石進獻，稱為“花石綱”，宋徽宗在他們的誘惑下，變得越來越奢靡腐化，對民間索求無度。
為了運送“花石綱”，需要動用大量人力物力，於是造辦局的人就在運河上攔截運往各州道的糧餉，隨意徵用民間商船，押運的胥吏們如狼似虎，趁機勒索沿途州縣，連那些撐船的船工也狐假虎威，橫行霸道，人們都敢怒不敢言。
有些特別巨大的沉重石頭無法在運河裡運輸，只能走海路，如果遇上風浪，則船沉人亡，許多伕役因此喪生。
宋徽宗鍾愛的那些奇石，不是在深山溝壑裡，就是在浩淼江湖中，採運異常艱難，但皇帝千方百計要搞到，而且限時限刻，一旦不能如願，經辦者就要受重罰。當時的百姓家中，要是被造作局的人發現有皇帝可能喜歡賞玩的假山石木，馬上就派人上門，用一塊黃帕蓋上，指明這是御用物，任何人不得觸動，卻又不馬上來取走，只是命令這戶人家仔細看護，稍有不慎就要獲罪。等到啟運時，為了把這些花石搬出去，必然要拆牆扒屋，毀壞人家的宅院，以致江南百姓家中都不敢放置石木古玩，生怕招來災禍。
為了運“花石綱”，朝廷徵發大量百姓去服徭役，許多人死在途中。為了支付“花石綱”的巨大開支，官府對民眾橫徵暴斂，百姓們被迫變賣田宅甚至是兒女應付捐稅，直至傾家蕩產，在這種殘酷掠奪下，民間怨聲載道，動亂便逐漸醞成了。
在方勺筆下，“天下監司牧守，無非時宰私人，所在貪墨，民不聊生。”一派百姓生活痛苦，官吏既貪且酷的黑暗景象。在朝廷的殘暴壓榨下，當時舉旗造反的遠不止方臘一家，《青溪寇軌》中就提到了宋江、仇道人、呂師囊、沉十四公、朱信、吳邦等多股響馬。要不是實在活不下去，或者有了深仇大恨，誰願意鋌而走險嘯聚山林？
宋朝給人留下了雖然軟弱但也寬容溫和的印象，可事實上，宋朝對文人確實是溫軟的，但對底層百姓的統治卻很嚴酷，絲毫不見仁慈，鎮壓造反時，經常一殺就是幾萬人，還築起京觀恐嚇百姓，場面血腥恐怖。宋軍對外作戰極其拉誇，可是鎮壓農民起義卻極其兇猛。據《青溪寇軌》記述，方臘起兵時，事發非常突然，而且很快呈遼源之勢。由於那時宋朝已經與金約好聯合攻遼，軍隊都調到了北方。在接到方臘造反的警報後，卻並沒有措手不及，而是迅速揮兵南下，動作兇猛，幾乎以摧枯拉朽之勢，不到兩年就撲滅了起義，官軍最終殺人達百萬之巨，方臘哪有這麼多士卒，死者多數是無辜百姓。為什麼宋朝在攘外和安內兩種場景下的表現大相徑庭？只能解釋為，文人們認定，外敵只是要錢要土地，無關根本，而農民起義會要他們的命，所以對外投降，對內鎮壓是宋朝的國策，誰敢反對這一國策，不要說是普通百姓，就是文人士大夫，也是可以殺的。
當金人兵臨汴梁城下時，有一名太學生叫陳東，他投筆從戎，以身報國，組織大家請願參戰，很有感召力，得到了廣泛支援，陳東也因此聲名鵲起，烜赫一時。然而，這卻讓本是驚弓之鳥的宋高宗感到了不安，生怕威脅了他的統治。南渡後，迫於陳東的聲望，趙構只得封了他一個官位，可陳東卻連續三次上書，積極主戰，請罷奸臣。這就大大地犯了趙構的忌，連大將岳飛都因此而死，遑論一介書生？結果被找了個藉口殺害了。後世史家評論：“東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死。”
宋朝的刑法也極其殘酷，像凌遲這種酷刑，雖然宋朝以前早已出現，但都屬於法外之刑，或者存在於遼國這樣的遊牧政權刑法中，在中原的漢族王朝中，第一個將凌遲納入刑法的，是宋朝，而且是在以仁慈著稱的宋仁宗當政年間，如果說一開始這種酷刑還只是用於罪大惡極之徒，後來就被濫用了。據《通考·刑制考》：“凌遲之法，昭陵以前，雖兇強殺人之盜，亦未嘗輕用，熙豐間詔獄繁興，口語狂悖者，皆遭此刑。”意思是，宋仁宗以前，凌遲之刑的使用還比較謹慎，但後來，連說話不小心，太過狂妄，也會遭凌遲。可見宋朝對百姓刑罰之殘酷。
由於占人口少數的文人集團鯨吞了鉅額社會財富，宋朝廣大百姓的生活資源極其短缺，以至於為了爭奪生存權而陷入嚴重內卷，甚至經常發生人相食的慘劇。南宋大臣洪邁所著的《夷堅志》中記載了這樣一件可怕的事：“宣和初，有官人參選，將詣吏部陳狀，而起時太早，道上行人尚希，省門未開，姑往茶邸少憩。
邸之中則浴堂也，廝役兩三人，見其來失期，度其必村野官員乍遊京華者。時方冬月，此客著褐裘，容體肥腯，遂設計圖之。密擲皮條套其項，曳之入簾裡，頓於地，氣息垂絕，群惡誇指曰：“休論衣服，只這身肉，直幾文錢。”以去曉尚遙，未即殺。
少定，客以皮縛稍緩頓蘇，欲竄，恐致迷路，遲疑間，忽聞大尹傳呼，乃急趨而出，連稱殺人。群惡出不意，殊荒窘，然猶矯情自若，曰：“官人害心風耶！”俄而大尹至，訴於馬前，立遣賊曹收執，且悉發浴室之板驗視，得三尸，猶未冷，蓋昨夕所戕者。於是盡捕一家置於法，其膾人之肉，皆惡少年買去雲。”
這段文言文翻譯成白話文是這樣的：北宋徽宗宣和初年，外地有個官員來京城來參加晉職選拔，他按規矩去吏部遞交材料。但那天他起的太早了，天沒亮就出門，路上還沒有什麼行人，吏部也還沒有開門辦公，他就找了一個茶館歇息等待。
這間茶館裡面還有個澡堂。澡堂子裡只有兩三個小廝，他們一看這官員對京城人的作息時間都不瞭解，料定他是一個鄉野村官，第一次來京城，在這裡人生地不熟。 當時正是寒冬臘月，他們看那官員，身穿昂貴的褐色皮裘， 體態肥胖，便心生歹意，準備加害於他。他們偷偷拿出皮條做的套子，突然從官員身後擲出，套在他脖子上，使勁勒住，一邊勒一邊把他往布簾子裡拽。 他們把官員拖進裡間，扔在地上，看樣子已經氣絕身亡了。這幾個惡徒高興地說：“先不說這裘皮大衣，就他這身肥肉，也能賣幾個錢。”但此時距天亮還早，他們沒馬上宰割這個人。
過了一會兒，官員脖子上的皮套子有點鬆了，這官員也緩了過來。他琢磨著想跑，但又怕跑出去迷路。就在此時，他忽然聽到大街上有大員出行的鳴鑼開道聲，顯然是送這個大員上朝的儀仗隊伍過來了。這官員忽然一下子竄出去了，一邊衝到大街，一邊大喊：“殺人了！殺人了！”那幾個歹人猝不及防，一時非常慌張，但還強作鎮靜，跟出來說：“這個官員精神病發作了！”
很快那大員已經到了，官員跑到大員馬前訴說了自己剛才的遭遇。大員馬上命令捕快把這些賊人全部抓起來，並搜查澡堂，把地板全部撬開，發現裡面還有三具屍體，身體還沒僵硬，這都是昨天晚上殺的。於是把這一家子全都逮捕，繩之以法。
這些惡性案件，在宋朝並不是個案，史料中，還記載了其他同類慘案，《夷堅志》中就不止記載了上述一例。
在人們的印象中，宋朝的文明教化冠絕當時的世界，而且經濟繁榮社會富裕。可是頻發的反人類暴行揭示，宋朝存在著嚴重的社會問題，繁華背後，掩蓋著另一個讓人毛骨悚然的黑暗世界，連天子腳下的京城首善之區都會發生這種慘絕人寰的案件，其他地區普通百姓的生存狀態也可想而知了。在這個號稱富庶的朝代，百姓生活物質上竟然如此匱乏，以至於一件值錢的大衣，一個肥胖的身體就能讓歹徒起意殺人，雖然這些都是惡人的暴行，可要不是窮瘋了，誰會去幹這種悖逆人倫的勾當。
對於文人來說，宋朝是從未有過的美好時代，稱之為天堂也不為過，他們因而揮動如緣大筆極力謳歌，可是對於生活在那個時代的百姓來說，則不啻是黑暗的地獄，對於中華文明來說，漢唐以來創造的驕傲和榮耀被這個朝代斷送，此後幾百年裡每況愈下，不斷淪落，直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才扭轉了頹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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