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存在的目的是維護公正，而不是維護法律本身，如果現有法條不能實現公正，那麼應變更的是法律，而不是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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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時候，有一部全球大火的韓國電影，名叫《釜山行》，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過。
很多看完這部電影的人，會覺得影片中最可怕，最讓人恨得牙根癢癢的角色，不是那些喪屍，而是片中第一大人類反派、那個極度自私自利、每當喪屍撲來的時候就會把旁人推過去給自己當肉盾的“金常務”。
這個反派之所以塑造的成功，是因為他可信，用我們流行的話說，他就是那種我們現實中常見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只不過，導演提示我們，在危機面前，這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會精緻到了野蠻的程度。
在該電影火了以後，該片導演兼編劇延相昊透露了一件事情：他原本給該片安排的結局其實不是公映的那個。
在原本的劇本中是這麼寫的：
孕婦和女孩，在走過隧道時被軍隊當做喪屍打死了。
狙擊手在擊斃孕婦和女孩之後發現兩人並沒有被感染。非常內疚，長官則說他做了最正確的決定。
而那個自私鬼金常務，在原劇本中沒有感染病毒，在把救他的列車長推出門外擋了最後一波喪屍之後，他聰明的選擇苟到天黑後才出來，透過隧道。
有了上次的經驗，狙擊手並沒有開槍，而是先透過問話確認其並沒有被感染。
於是金常務成了全車唯一的倖存者。
延相昊說，他其實非常中意這個結局，因為它最反映真實——現實當中，往往就是這樣極端自私自利的人總能活到最後麼！
可是劇組裡其他的人，都力勸導演千萬別這麼拍！
想想看，《釜山行》作為一部商業片，如果觀眾積壓了整整一部電影的情緒得不到釋放。如果他們看不到一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結局，那麼觀眾們還不得把電影院砸了，像喪屍一樣憤而直接把主創給啃了？
所以，為了給韓國影院保留幾塊完好的電影螢幕，更為了自己不被寄刀片，導演最後還是改了結局，用幾乎是“機械降神”的方式，讓精明如鬼的金常務染上了病毒、大快人心的死掉了。
這是一次不符合導演本意和現實生存邏輯的硬改，若說它符合什麼，那它應該只符合我們心中的道德律——因為公眾的道德感，就是不願意那樣一個自私自利、拿人擋喪屍的角色笑到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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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猜出我要說什麼了，還是昨天《寫在江歌媽媽勝訴之後：善惡當有公斷，只因正義必須前行》一文說過的江歌案。
一個不幸的巧合是《釜山行》上映2016年，江歌遇害案剛好也發生在2016年。
這些年我一直在想，那個劉鑫是不是應該算是現實版的金常務，因為他們倆的行動符合幾乎完全相同的行為邏輯：
在危險面前，他們將給予自己信賴與幫助的人推出去擋刀，然後為保證自己絕對安全，在其身後砰的一聲鎖上了逃生的希望之門。
唯一的區別在於，片中的那個金常務，沒有命活到劫難之後，並在事後隔三差五的發個訊息刺激一下為他擋刀的受害者：“阿姨，血餛飩好吃嗎？”
但是，昨天那篇稿子寫完之後，有朋友告訴我：他覺得，劉鑫就不應該被追究這個民事責任，國內法院這次判賠沒有法條依據，或者至少賠償太高了，是不對的……
對於這種觀點，我也想不到什麼話來反駁。但我又想起了那個問題：哪怕是在電影裡，這樣一個人，他不死觀眾都要砸場子抗議。在現實中，這樣一個人，如果事後居然連民事責任都不追究……你覺得這事兒能合適嗎？若看了這樣的劇情，你能心安嗎？又什麼樣的法院敢比導演膽子還大，敢這樣挑戰公眾的道德底線呢？
是的，我並不否認，此次青島陽城區法院的判決詞中，並沒有援引什麼非常具體的法條。對於案發當晚的案情，法院的判詞是這樣認定的：
“法院審理認為，劉暖曦（曾用名：劉鑫）作為江歌的好友和被救助者，對於由其引入的侵害危險，沒有如實向江歌進行告知和提醒，在面臨陳世峰不法侵害的緊迫危險之時，為求自保而置他人的生命安全於不顧，將江歌阻擋在自己居所門外被殺害，具有明顯過錯，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
用專業的法學術語來說，這段判詞其實固定了劉鑫在這起案件中的兩個過失：
第一，是事先未履行對給她提供幫助的人的危險告知義務。
第二，是危難關頭來臨時，單方面不合理退出了兩人之間的特別信賴關係。
說的簡單點，就是欺瞞與毀約。對這兩種行為懲罰與反制的法意，散見於我國《刑法》、《民法典》的各個章節當中，但你非要問我說劉鑫這個具體行為到底應該適用於哪個法條，這個爭議就太大了，因為當時的情況的太特殊，而她做的又太奇葩、太不典型。作為一個大陸法系的成文法，我們也許很難挑出一個具體的法條去嚴絲合縫的套在她身上。中國過去的司法中，也確實沒有這麼高的精神賠償先例。
但有爭議就意味著不能這樣懲處嗎？“法不禁止既許可”的精神可以用在這種案子上嗎？
想象一下，如果現實中真的喪屍爆發，好像現實中也沒有法律規定你就不可以像《釜山行》中的那個自私鬼“金常務”那樣做。畢竟成文法不可能設想到“喪屍爆發”那樣極端的場景，將他人推一把、關個門都會成為讓他人送命的行為。
當法律之光無法將這種詭異奇特的陰暗角落照亮時，就需要道德出場來進行補足。審判者需要動用自己的自由裁量權，從既有法條中提取法意，對具體案情進行具體分析，最終去實現公正。
明瞭這一點，你就能明白為什麼在英美等國奉行的海洋法系當中，會有陪審團這個制度，那些充當陪審員的人，可都不是法學專業的畢業生，他們就是最普通的公民，可能昨天還搬磚、碼字、送外賣，今天就被拉到法庭裡當陪審員了。讓他們對於自己毫不相干的案件作出判斷。
這些不懂法的普通人，在法庭上做出判斷時，能依照的是什麼？就是存在於每個人心中的常識，是存留在每個人心底的道德律。
所以說的直白一些，英美法系中每一場由陪審團審理的案件，其實都是一場“道德審判”——只不過是在法律韁繩牽制下的道德審判。
好的社會，相信並仰仗每個公民最樸素的道德判斷。壞的社會才凡事乞靈公權強制力。
3
說到“道德審判”，我發現很多中國人對它有著異乎尋常的反感。似乎一提“道德審判”，天生就是不對的。而這種觀點在江歌案當中又體現的尤為突出，很多人之所以反感、辱罵江歌的母親、支援劉鑫，說白了就是因為這四個字。覺得站隊江歌媽媽的人都是“道德審判”。
但這裡面就產生了一個悖論：那些指責他人搞“道德審判”的人們，你們這個指責本身，是不是也是一種“道德審判”呢？
至少對江歌案這個個案上，我覺得反江歌媽媽“道德審判”不僅搞了，而且搞到非常過火、令人髮指的地步。
若論道德審判，請問，這是不是更扭曲、更過分的“道德審判”？
所以這些反對者們，其實是在用自己反對的東西去反對他們反對的東西。
那這樣的反對又有什麼意義呢？
其實推而廣之，我們對世間的萬事萬物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著“道德審判”。一個有道德的人，不可能不對一件事物有褒貶，有臧否。一個有道德的社會，應該形成一種機制、劃出底線，懲罰那些公眾的道德律認為是惡的東西，褒揚那些公眾的道德律認為是善的理念。
而這，正是法律設立的初衷。歸根結底，法律存在的目的就是維護道德、維護公平正義，而不是維護法律本身，如果現有法條不能實現公正，無法導人向善，那麼需要變更的是法律，而不是公正。
什麼是法律？就是已經被撰寫成文，作為底線的道德。什麼是“道德”？就是正在形成共識的，作為高線的“法律”。
想理解這個互相作用的朋友，我推薦您去看一本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所寫的《論法律》（建議與《論共和國》一起讀）。
在該書中，西塞羅提出了我認為是一個人類法制史上是最為重要的概念：自然法。
我們經常會覺得世間正在執行的某些成文法是不合理、不完備的，惡法非法。
但我們為什麼會產生這種觀念？就是因為在一切成文法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義的自然法存在，它是普適的、恆常的、永續的，西塞羅認為，自然法是出自於上帝的手筆，若是人所立下的法律與自然法相違背的話，那麼這個法律就是違法的。
而什麼能夠幫助人們判斷我們訂立的法律與自然法是否違背？就是付之於公議的道德。
所以西塞羅非常看重羅馬公民的道德，以及公共輿論的約束力，他認為一個健康、有執行力的道德體系，正是保衛他所熱愛的共和國永恆不墮的根基。
或者我們可以這樣比喻。在自然法學派看來，永恆存在、超驗的自然法，是所以法律需要達到的目的地。而現實中不斷修改、進步的法律是一個長征中的軍團，在未知的叢林裡緩慢前行。
那麼道德是什麼呢？它其實就是那個軍團派出的偵察兵團，他們需要尋找到一條道路，引導法律前進，引導社會的公序良俗最終到達那個目的地。
所以真正可怕的不是“道德審判”，而是“道德不審判”，甚至道德扭曲。
如果一個社會喪失了公益輿論與道德，那麼它的法律與社會秩序就會像失去哨兵的軍團一樣，在黑森林中迷失、潰散。
當然，我能理解很多中國人不喜歡“道德審判”的願意，我們這個民族在歷史上，是吃過道德審判的虧的。
從古代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到某個特殊年代的“鬥私批修”、“狠鬥私字一閃念”。道德審判幾度被極端化、濫用了，成為這個民族的噩夢。這讓很多中國人染上了對道德審判的PTSD，厭惡“道德婊”，轉而去同情劉鑫這樣的“真小人”。
但我們要知道，這些成為噩夢的道德審判所維護的，恰恰不是正常的、健康的、保守的道德，而是在一些特殊環境下被刻意培養、扶持的扭曲的惡德。它們本身就不是真正的“道德審判”，為了批評它們把“道德審判”也一併摸黑掉了，不是一種勇敢，而恰恰是一種蠢行。
彌爾頓在《論出版自由》中有言：“請讓真理與謬誤在自由的蒼穹下戰鬥吧，看看它們誰將獲得勝利！”
我們應當對公眾心底的道德律有信心，相信在一個能自由討論的輿論氛圍中，社會的共識與道德是不會扭曲的。
毋寧說，維護道德，維護道德審判的健康、正義性，這其實就是我們要關注公眾事件、寫時評、發議論的原因。
而這，就正是我們這些執筆者要筆耕不輟的原因，我們要積極的思考，勇敢的發言，在每一個案例中論證和判斷中，追尋那至高的自然法與我們心中的道德律。
自由の翼音樂：LinkedHorizon
4
結尾，讓我們說回《釜山行》，在最終的公映的那個版本，延相昊想了另一個結局，他讓精緻到野蠻的利己主義者金常務死掉，而主角的女兒跟孕婦一起走過那隧道，在狙擊手即將對她們開槍的一剎那，女孩在黑暗的隧道里唱起了一首歌，一首證明自己人性未泯的歌。
於是女孩和孕婦得救了。
觀眾在歷經了一整場野蠻的廝殺與逃亡之後，總算看到了一點證明——人性的證明。
我覺得，這個結尾也許不如原版現實，但它有更好的寓意。
也許我們整個人類文明史，自始至終都在漆黑的隧道中前行。我們的成文法總並不完備，社會、甚至朋友間彼此的人性更是不足為憑。善良之人，總是在吃虧，被各種“金”或“鑫”們推去成為他們抵擋傷害的肉盾，在現實中被撕咬的鮮血淋漓。
但是，是什麼讓社會秩序不至迷失？是什麼讓法律不斷完善？是什麼讓我們依然堅定的前進呢？
是頭頂的星空，與我們心底那至高的道德律。
我相信，這道德律就是西塞羅所謂自然法在我們心底的倒影，我們沒有理由將它埋藏、拋棄，而應將其高高舉起，衡量萬物。
“如果我勝訴，就可以教育孩子們，不要做劉鑫（劉暖曦）那樣的人；如果我敗訴，就可以教育孩子們，不要做江歌那樣的人。”這是江歌媽媽在打這場官司時，接受採訪說的一句話。
是的，你可以說這話說的特別“道德審判”，甚至是在“用道德綁架法律”。
但，這位母親這樣說，有什麼錯嗎？
她說的是道德，但更是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