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之作，乃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聖人探賾幽深而知宇宙萬物變化之奧妙，而欲以此理告知世人，然又不為常人所理解，故聖人以打比方的方式類比，即以“象”的方式告知世人高深的道理，以引導世人，適變而行，深入淺出地講解自然社會變化執行之規律，幽明、死生、鬼神俱已說清，深恐時人及後人難以理解，反覆說道，務必使言以盡意，此即聖人用心之良苦。後世之人反以為難懂，卻是為何？
王充在《論衡.自紀》中說：“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遠離，此名曰語異。”也就是說，今人讀不懂易經，只是因為時移世易，語言發生了變遷，其實聖人的本意是要把道理講明，從而教化天下人的，又怎麼會故意設定閱讀障礙，使之晦澀難解呢？那麼面對古今語言的變異，我們如何去讀懂易經呢？這就要從聖人作易的本意談起，再輔之以文字解讀，則讀懂《易經》並不難。
一切皆流，一切皆變，這個世界，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如何在變化的世界中把握“幾”，而至於“道”呢？聖人以“一陰一陽之謂道”來給“道”定義，此處之“一”即“無”之意也。無陰而陰以之生，無陽而陽以之長，即道為無陰無陽，太極之意也。道之生物，無心無跡，生養萬物而出於無心，育成萬物而無跡，萬物雖殊形，而其歸一也，一即道也，亦即無也。如之何及於道，之於無呢？只有適變。如何適變呢？只有識“幾”。如何識“幾”呢？，“幾”即動微之會，亦即動與不動之間，事已露端芽，將萌未萌之時，當提前預為之變，適變故無憂也。而世人常待變之極時，方才應變，此變之窮也，被動而變，亦為變之一種也。窮則見理，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然則何以窮理？以之數也。數何從知？以之蓍龜也。蓍者以求數，求數以得卦，得卦以觀象，“象以知往，逆數知來”，從而佔其吉凶悔吝，而知小大，所以趨吉避凶是也。
聖人即以此趨吉避凶之法，以象辭、繫辭、爻辭的方式曉喻世人，適變、窮變、通變，故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以至於道，“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聖人觀天文之象，知日月之執行，日月之執行與寒暑之變之關係；觀地理之象，知山川之走勢，水火之執行與災患之變之關係；觀人文之象，知社會人情之變革與平戰之變之關係。變，化之漸也；化，變之成也，變之漸為量變，變之成為質變，宇宙間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日之變，南行而冬漸至，北行而夏漸至，寒暑亦隨之變，植物榮枯見矣，動物換毛見矣，人之衣裘與葛見矣。月之變，望則圓，晦朔則隱，月圓則夜行無礙矣，隱則夜行掌燈矣，是以天變關乎人之變也。聖人觀象設卦，系卦爻辭以明變，明變以教人適變。六十四卦，聖人於社會之建模也，處六十四種形勢下，居爻之進退得失、消長盈虧，以知利弊吉凶，提示君子將做何種應對也。故易經之象有君子當如何行動之詞，是為君子謀也。於六十四種形勢下，處不同地位，當有不同之作為，此爻辭所繫也，處下者不可為之上，處上者亦不可為之下也，各當其所當，為其所為，則兇不至、悔無也；若不當位，則悔也，處此時，當觀與他位之聯絡，或敵應、或比附、或自作，吉凶悔吝為之變也。
故八卦五行皆聖人所設之象，即具象也，其目的在於說明抽象之理，即“道”也。此即一般與特殊，具象與抽象之關係耳。故王弼有言，“得象忘言，得意望象”，即直觀表象上升為抽象理論，則具象可忘也。客觀世界的萬事萬物，即永珍是普遍聯絡著的，又是普遍運動著的，生生不息，這種運動是有規律的，週而復始，對於這種運動規律的認識，是從觀察中得來的，而有些變化是長期漸變以至於質變的，難以滿足人類的求知慾望的速度，故創設條件，以促其劇烈快速地變化，以此得出自然條件下長期變化之結果，此即科學實驗，於反覆實驗後，驗證其可重複性，則理得矣。理即規律之一種也，公理者，推論而出定理，定理復推出定理，要之歸於公理也。即如《易》之象，萬事萬物，無窮盡也，要之歸於一也，即歸於無也，歸於《易》也，歸於太極也，“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也。
此《易經》之所以為萬經之首，亦即中國古代聖賢認識改造主觀與客觀世界之觀察與思維之模式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