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吉爾·費雷羅(Àngel Ferrero);譯/龔思量
編者按:在過去幾年內,歐洲的極右翼勢力不斷增強,以強硬的姿態反對司法獨立,並且在移民、婦女和性少數群體權利等問題上與歐盟對抗。歐洲左翼議員米格爾·烏爾班(Miguel Urbán)指出,即將在2022年1月召開的“愛國主義領袖和歐洲保守派”峰會將成為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和維克多·歐爾班(Viktor Orbán)以及其他歐洲極右翼與強硬右翼領導人建立歐洲極右翼聯盟的契機。據統計,極右翼聯盟中各個黨派總計有149名歐洲議會議員;一旦極右翼與強硬右派達成聯盟,它將成為歐洲議會中的第二大力量。此外,如果極右翼的“合縱連橫”成為現實,那麼它將從文化、政治、經濟等方面發起與歐盟的對抗,為歐洲的未來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本文原載於《雅各賓》,作者安吉爾·費雷羅(Àngel Ferrero),本文略有刪減。
2021年9月初,西班牙極右翼政黨呼聲黨(Vox)的主席聖地亞哥·阿巴斯卡爾(Santiago Abascal)宣佈西班牙已被選為將在2022年1月舉行的“愛國主義領袖和歐洲保守派”峰會的主辦國。據悉,這次會議很可能在馬德里舉行。目前,極右翼勢力正在爭取成為歐洲政治中的主流“保守”集團,從而獲得更廣泛的右翼民眾的認可。因此本次會議被賦予了較為深遠的政治意義。
事實上,極右翼勢力聯盟已經不再是邊緣反對力量的聯合,該聯盟已經在幾個歐洲國家首都掌握了權力。2021年12月4日,在波蘭華沙舉行的上一屆峰會上,波蘭執政黨法律與正義黨(Law and Justice party)主席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主持了該會議。在這場於麗晶酒店舉行的會議上,波蘭總理、與卡欽斯基同屬法律與正義黨的馬特烏斯·莫拉維茨基(Mateusz Morawiecki)、匈牙利總理維克多·歐爾班、國民聯盟領導人瑪麗娜·勒龐,呼聲黨主席聖地亞哥·阿巴斯卡爾,以及來自比利時法蘭德斯地區和愛沙尼亞的極右翼領導人匯聚一堂。
峰會發表了一份簡短的宣告譴責歐盟的現狀。它抨擊了歐洲“由自封的精英統治”這一“令人不安的想法”。宣告強調了這些精英階層如何肆意地使用“任意適用的歐洲法律”,並在全歐洲境內推行一項“將人們從他們的文化和遺產中分離出來”的“社會工程”計劃。
這次峰會的措辭最多算是“粗陋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峰會是首次讓“比歐洲人民黨(EPP)更為保守的右翼團體代表”匯聚一堂的正式會議;在歐洲議會中,歐洲人民黨是基督教民主的主要力量。雖然一些主要的極右勢力,如馬泰奧·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的北方聯盟和德國選擇黨(AfD)缺席了會議,但峰會指出,之前曾涵蓋了英國保守黨的歐洲保守派和改革黨(European Conservatives and Reformists)與更明顯的極右政黨認同與民主黨(Identity and Democracy)以及歐爾班所屬的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Fidesz)之間的關係正在加強。自2021年三月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退出歐洲人民黨黨團後,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尚未加入任何歐洲層面的政治集團。
參與這些團體的政黨來自不同的政治傳統,在某些情況下,其中一些政黨甚至會在國內選舉上相互競爭。但是,如果這些力量之間的長期緊張關係,則證明了歐洲議會中一直存在著兩個對立的勢力。在2022年1月的峰會之後,這一切都可能成為歷史,因為他們計劃將歐洲政界的強硬右派與極右派聯合起來,建立一個“超級集團”。
“超級集團”
在2021年12月的華沙峰會宣言中,簽署國承諾“在歐洲議會展開更密切的合作,包括組織聯席會議和協調投票。”
勒龐表示,她堅信這一前所未有的目標是可以實現的。這位國民聯盟的領導人評論說:“我們可以對在未來幾個月內建立這一政治力量感到樂觀。”在會議前,歐爾班對媒體表示,他也有同樣的目標:“我們已經為建立一個強大的政黨家庭努力了數月。我希望我們能朝著這個方向邁出一步。”
正如左翼反資本主義組織的歐洲議會成員米格爾·烏爾班(Miguel Urbán)在推特上解釋的那樣,歐爾班是促成這個“超級集團”的關鍵。鑑於歐爾班與波蘭執政黨法律與正義黨和義大利前內政部長馬泰奧·薩爾維尼的親密關係,他為中東歐的強硬右翼政府與地中海的極右翼架起了橋樑。然而,這也要歸功於這位匈牙利總理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和聲望,以及他在認同與民主黨與歐洲保守派和改革黨打下的基礎,他受到了諸如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等人的稱讚。如果說薩爾維尼在為2019年歐洲大選做準備的過程中,已經試圖建立一個類似的極右翼聯盟,那麼政治環境的改變則促使了這些力量最終實現飛躍。
機不可失,把握現在?
這一看似協調的協議中實際存在著意識形態上的障礙,儘管在許多將所有這些勢力視為同質的“民粹主義右派”的觀察家看來,這些障礙可能微不足道;這些政黨在政治和宗教傳統上有不同的側重點,在外交政策上也存在分歧,尤其是在與俄羅斯以及某些大國的關係上難以達成一致。
新冠疫情也引發了分歧,這些勢力中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公開地接受反疫苗運動及其陰謀論,比如勒龐和義大利的喬爾吉亞·梅洛尼(Giorgia Meloni),他們的立場更為模糊,專注於批評封鎖措施。
雖然這些政黨可能會為了團結而掩蓋這些分歧,但這一集團內部也存在著一些實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歐洲保守派和改革黨被視作認同與民主黨的替代品;然而近年來,認同與民主黨內部極其不穩定,其內部曾多次爆發爭吵。那麼,如果這些力量現在聚集在一起,又會發生什麼變化?
一方面,在經歷了多年的選舉增長後,這些政黨中多數似乎已經停滯不前,需要政治和媒體的推動。從團結了強硬右派的“超級團體”中獲益最多的人物似乎是瑪麗娜·勒龐。雖然她渴望再次進入2022年4月的第二輪法國總統選舉,但她需要面對來自埃裡克·澤穆爾(Éric Zemmour)的強勢競爭。而澤穆爾的“再奪取”黨(Reconquête)極有可能分散極右翼選民的選票,讓其他候選人“趁虛而入”。
與此同時,在西班牙,呼聲黨正在尋求與巴布洛·卡薩多(Pablo Casado)的人民黨(Partido Popular, PP)共同執政的可能。在過去四十年內,人民黨一直是該國的主要保守派政黨。雖然這些勢力仍然是競爭對手,極右翼政黨試圖從更大的人民黨手中搶走選民,但呼聲黨的投票已經表明了其對於人民黨在馬德里和安達盧西亞領導的地區政府的支援。此外,伊莎貝爾·迪亞斯·阿尤索在首都地區的政府,也被視為在2023年組成全國右翼政府的重要部分。呼聲黨的領導人阿巴斯卡爾還為歐洲的極右勢力提供了一個在拉丁美洲施加影響的特殊渠道。透過他古怪的“伊比利亞文化圈”理論,他已開始與西班牙語和葡語國家的極右翼政黨建立更為緊密的聯絡,其中就包括巴西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
這一聯盟也試圖在當前極右翼與歐盟層面的衝突中,對歐洲右翼進行新的組織。在匈牙利和波蘭執政的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和法律與正義黨,分別在司法獨立、庇護和移民政策以及反對婦女和性少數群體權利的行為等問題上都與歐盟方面存在公開衝突。
從這些政黨的角度來看,德國新聯合政府的出現使得這些衝突變得尤為尖銳。聯合政府由奧拉夫·肖爾茨(Olaf Scholz)的社會民主黨、綠黨和新自由主義的自由民主黨組成。極右翼勢力擔心,柏林可能會對布達佩斯和華沙採取強硬立場,尤其是在綠黨(Green party)聯合主席安娜萊娜·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成為外交部長的情況下。儘管如此,在最近對波蘭的訪問中,貝爾伯克明顯淡化了她在競選期間對法律與公正黨的批評,含糊地談到了需要解決兩國之間的“差異”,並在波蘭政府與白俄羅斯的邊境難民爭端中表示了對波蘭政府的支援。
儘管如此,歐爾班還是從極右派的角度強調了衝突的利害關係:在2021年12月,德國新聯合政府尚未組建時,他已經將其描述為“支援移民、性別政策(一種描述支援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者友好政策的狗哨措辭)、將致力於建立一個傾向德國的歐聯邦行政機構”。這位匈牙利總理挑釁地堅持表示:“不要抱著雙臂表示反對,讓我們準備戰鬥。”
德國的軟實力
如果說與柏林新政府的“鬥爭”,加上某些民意調查的困難,可能會促使歐洲極右勢力抱團取暖,那麼最近德國選舉的另一個進展也有利於極右翼達成協議。據悉,連續兩次進入德國聯邦議院的政黨可以為其政黨基金會爭取聯邦資金。在2021年9月的選舉中保留了大部分席位後,德國選擇黨(AfD)的西德里厄斯·伊拉斯謨基金會(Desiderius Erasmus Stiftung)現在有資格獲得國家資助,並由該黨自行決定如何使用這些資金。據一些媒體報道,該黨已經決定使用部分資金僱用900多名工作人員。
如果德國選擇黨的基金會和其他政治光譜上的同行,比如基督教民主黨的康拉德·阿登納基金會,甚至是規模小得多的德國左翼聯盟的羅莎·盧森堡基金會採取相似的行動,那麼它可以選擇在其他幾十個國家設立辦事處。因此,新選擇黨的基金會可以避免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前顧問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的失敗,為歐洲建立一個跨境的極右翼智庫。
這項協議背後的潛在力量是不容忽視的。將歐洲議會中認同與民主黨與歐洲保守派和改革黨集團的現有成員加起來,再加上歐爾班的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共計有149個歐洲議會議員,這足以超過社會民主黨進步聯盟(S&D),成為歐洲議會中的第二大力量。即使有些黨派仍在“超級集團”之外,或者中左集團能嘗試整合像義大利反覆無常的“五星運動”(Five Star Movement)這樣的力量,極右派仍將成為第三大集團,並且遠遠超過自由派的“復興歐洲”(101名議員),更不用提綠黨和盟友(73名)或左派(39名)。
但這僅僅是歐洲議會的情況,左翼歐洲議會成員米格爾·烏爾班提醒我們,“我們不應該僅僅從歐洲議會的角度來解讀這場運動,而應該從更廣泛的政治文化反革命的角度來解讀它。”這些政黨的發展,使他們能夠將保守派和自由派政黨進一步推向右翼,在移民或福利等問題上使得歐盟的官方政策和公共話語趨於保守,並且圍繞移民和安全等話題設定對手政黨和媒體的議程。
正如烏爾班所強調的那樣,極右勢力已經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他們已經準備好為改變政治辯論條件而戰鬥。現在,輪到左派對此做好準備了。
責任編輯:韓少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