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詹丹
《紅樓夢》第四十回，寫劉姥姥跟賈母遊大觀園，鳳姐和鴛鴦設計了一幕好戲，讓劉姥姥在飯桌前自扮“小丑”逗樂大家，結果劉姥姥發揮超常，效果極佳，讓在場人個個笑翻，不少人表現失態，或者把嘴裡的飯、茶噴出，或者把手中的飯碗扣到別人身上，或者笑岔了氣，或者笑疼了肚，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作者這樣一筆不苟寫出眾人狂笑場面，成了《紅樓夢》最著名的片段之一。這其中，小說特意交代，獨有鳳姐和鴛鴦撐著沒笑，繼續著他們的“導演”工作，讓劉姥姥進一步演繹她的小丑角色。不過，耐人尋味的是，作者也略過了在場幾位重要人物的交代。
一是李紈，再是寶釵，三是迎春。
怎麼看待這裡的“不寫”，有學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迎春在賈府中本來就是一個沒有存在感的人，人稱“二木頭”。寶釵明明在場，作者卻沒有提到她，是不是作者有意冷落呢？非也。這位冷美人乖巧持重，也未嘗沒有七情六慾。正是在不寫中寫出了她的工於心計、故作端莊的大家之範，使人窺見了她未來女主人的面影。
也有人補充論述道，李紈事先就知道，而且不贊成鳳姐鴛鴦的做法，所以更不會笑。
這，恰恰是筆者較難認同的。
因為從小說原文看，其中的“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撐著，還只管讓劉姥姥”一句中的“獨有”，可以包括兩層意思。第一，這“獨有”是相對於作者已經寫到的笑翻的眾人而言，以表示、強調這兩人的例外和特別。第二，是相對於不論寫到還是沒寫到的所有在場者而言。把這可能的兩層含義概括起來看，雖然說李紈、寶釵和迎春三人沒笑不是絕對不可能，但大機率的情況是，他們也笑了。至少，因為作者不寫他們就說明他們沒笑，是武斷的，沒有依據的。所以，這裡的關鍵不是要分析他們為何不笑，而是作者為什麼沒寫他們。以他們不笑為分析的出發點，是把分析的前提搞錯了。
那麼，作者為什麼不寫他們呢？
在分析前，先要把迎春從中區分出來。
因為當作者寫薛姨媽把茶噴到探春裙子上，探春則把飯碗扣到迎春身上時，其實已經寫了迎春，所以接下來寫僕人“也有忍著笑，上來替他姊妹換衣裳的”，“姊妹”一詞，應該暗示了探春、迎春兩人。至於作者回避直接寫迎春的神態，未必說明迎春沒有笑，一方面，作者在刻畫眾人無法控制的笑場中，有主動與被動行為的層次區別，而讓“二木頭”迎春充當被動角色正合適；另一方面的可能是，如何讓一貫木訥的迎春身處這樣的語境，寫出她的特殊的笑或者不笑，還有被飯碗扣身上的尷尬，也許是作者頗費斟酌的，所以乾脆把她的神態描寫略過了。
類似的描寫困難，是否也發生在對待李紈和寶釵的描寫方面？
有人分析這兩人平時持重、端莊的個性是對的，但同樣無法說明這可以成為她們不笑的理由，以理性自控論，她們不該比在場的長輩能力更強。如果她們的個性是矜持的（其實王夫人也矜持），那麼從表達效果論，恰恰在這樣的語境中，笑的衝擊波與她們個性之間形成了很大的張力，寫出她們特有的神態和表現，既可以展現她們的個性如何應對來自劉姥姥的笑的驅動力，也可以展現她們在面對周邊人失態之笑的後續反應。這都是值得表現的內容，但問題是，作者偏偏沒有寫她們，這又是為什麼？
認為就像沒寫迎春的神態一樣，是作者在迴避困難當然也可以，但我覺得還有特殊性。
兩人當場的神態“缺席”，其實是以他們在笑劇一前一後出場來彌補和烘托的，這應該是作者的有意設計。
當李紈知道了鳳姐和鴛鴦打算捉弄劉姥姥時，就笑勸說：“你們一點好事也不做，又不是個小孩兒，還這麼淘氣，仔細老太太說。”
這樣，先寫李紈的笑勸而沒寫後來笑鬧中的反應，是說明了她的笑已經在勸阻時提前釋放，後來果然不笑了，還是依然忍俊不禁？如果她沒笑，在群體性笑場中，把她安置在怎樣的位置、構想出怎樣的神情才妥貼？如果她也笑了，一個已被劇透過的人，她的笑，和其他人的失控之笑有怎樣的區別？諸如此類的問題，與其說是令作者棘手，還不如說是更能引發讀者想象。
那麼寶釵呢？
她的反應，是在遠兜遠轉中繞回來的。
我們看到，第四十二回，寫劉姥姥因為感嘆大觀園的美，想有圖把它畫下來收藏，結果這任務就派給了擅長繪畫的惜春。李紈給了她一個月時間，她嫌時間短，接下來就有這樣一段對話描寫：
黛玉道：“論理一年也不多。這園子蓋才蓋了一年，如今要畫自然得二年工夫呢。又要研墨，又要蘸筆，又要鋪紙，又要著顏色，又要……”剛說到這裡，眾人知道他是取笑惜春，便都笑問說：“還要怎樣？”黛玉也自己撐不住笑道：“又要照著這樣兒慢慢的畫，可不得二年的工夫！”眾人聽了，都拍手笑個不住。寶釵笑道：“‘又要照著這個慢慢的畫’，這落後一句最妙。所以昨兒那些笑話兒雖然可笑，回想是沒味的。你們細想顰兒這幾句話雖是淡的，回想卻有滋味。我倒笑的動不得了。”
對此，庚辰本有脂評說：“看他劉姥姥笑後復一笑，亦想不到之文也。聽寶卿之評，亦千古定論。”
這裡，脂評把這一段寫林黛玉的戲話和劉姥姥笑話聯絡起來，當然是由於薛寶釵的比較性點評。在薛寶釵看來，笑話之所以說得好，關鍵並不僅僅在當場效果，還在經得起事後回味，或者說，那種說笑而當場出效果的濃烈氣氛，讓人無禮失態的場面，雖然也好笑，但畢竟是淺薄的，是不雅的，是發乎情而失去禮儀的（事後，鳳姐和鴛鴦連聲向劉姥姥賠禮道歉就說明了這一點），只有在黛玉的看似不經意地淡淡表述中，才能把那種保持禮儀的幽默味道滲透到思想的深處。那麼，“昨兒”寶釵是否也笑了呢？寶釵這麼說，是否在對自己或者別人前一天無禮失態的反省呢？或者說，因為自己也無禮失態了，所以透過她對黛玉笑話的點評、認同，來把自己從曾經混同於群體的狂歡中區分出來？再或者，她自己確實沒笑，只是過後要找機會把她的感嘆說出來，來委婉批評別人？這都是可以引發讀者思考的。但不管怎麼說，有此比較、有此反思，才暗示了寶釵內心的可能波動以及她的為人特色。
總之，作者透過對眾人笑翻的刻畫，固然寫出了一種生動，一種無禮失態的狂歡，但也透過恪守禮儀者的李紈提前勸告和寶釵事後的點評，把這種近乎失態的歡笑放在更大的視野中來思考，並因此構成富有暗示性的留白藝術。但是，如果把藝術的留白等同於實際的空白,或者說，把特殊語境中的不寫簡單等同於沒有，就像有些學者武斷地認為，作者沒寫李紈、寶釵等在場的三人就說明他們沒笑，其實倒更在說明，我們有時候還沒能清晰理解文學描寫中的有無和事實上有無的辯證關係。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社科學術社團主題學術活動“《紅樓夢》整本書閱讀系列研究”，專案編號：20STA049階段性成果。）
來源： 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