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週年，過去的一百年，我們的祖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研究一百年的全部太過宏大，那是史學家的事。在這裡我只想說一說，我所感受到的，這一百年中女子生存狀況的變化。
我沒有百歲，這些感受除了來自我，還自我的祖母（生於1920年，逝於2017年）、媽媽（生於1947年）、姑姑（生於1957年）和姐姐（生於1973年），還有一部分來自書籍。
坦白的說，我之所以對百年女子生存狀況從橫向到縱向形成了概念，更多是因為我的祖母，2017年祖母去世了，我一直放不下。
祖母1920年生於膠州里岔沙家莊村，1944年嫁入裡岔黃家嶺村，祖母只是一名平凡的農婦，她嘮叨給我們的往事太少，不足以慰藉我想念她的心。我便尋講述那個時代的書來讀，讀到似曾相識的文字，便覺得那就是祖母以前的生活，讀的多了，便頗有了身臨其境的錯覺，我便和那時的祖母同在了。
首先，我要提一下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林耀華先生的《金翼》、楊懋春先生的《一箇中國村莊：山東臺頭》和許烺光先生的《祖蔭下》，這四本書描述的分別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華東、華南、華北以及中國西南地區某個鄉村的點點滴滴，這四本書共同被視為中國早期人類學作品的里程碑作品。也是在這些書裡我讀到了溺死女嬰、女子纏足以及童養媳的事件。
楊懋春先生的《一箇中國村莊：山東臺頭》所記述的村子離祖母小時候生活的村子最近，僅約二十公里。楊先生說在臺頭村，絕對沒有如他地那種溺死女嬰的事情發生，這，我相信。但那時我們那裡的女孩子是有人自小被送到夫家做童養媳的、那裡所有的女子都是要纏足的，我的祖母就纏著一雙小腳，我見過那斷骨折肉的小腳，畸形的讓我心疼。但據史記載，1912年孫中山就釋出全國勸禁纏足令,史說不纏足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但為什麼八年加五年以後的1925年，我祖母所處的鄉村，女孩子們還在以裹小腳為榮？這隻能說明一點，那就是在那個時代，階層壁壘突兀存在，城市和鄉村割裂的厲害，執政者的政令不能做到上下通達。
再看沈從文先生的《丈夫》，沈先生的落筆從來都是和善而輕柔的，但是無論先生把素材處理地多麼的輕描淡寫，我們都能從文中讀出無限的悲涼。《丈夫》寫了20世紀湘西某地花船上的妓女生活故事。來自於窮鄉僻壤的已婚年輕女子“老七”為了維持生計，在丈夫的默許下，到城裡去賣身。她的丈夫來看她，卻近不了身。這樣的事放在今日來讀，甚覺地驚恐，但這在當時卻是極其普通的，花船連著花船的盛況就足以說明了這一點，這是違反婦女意志的，是不道德的。
在同期作品中，我也讀到了例外，汪曾祺的《大淖記事》和沈從文的《蕭蕭》是少數展示周圍的人對女性寬容的文字。但在大淖那地方，巧雲在被寬容之前，是被看不起的，她所居住的那一帶被外界的人說是“風氣不好”。而蕭蕭之所以沒有被嫁於外地，更多是因為她生下的是兒子，雖然這個兒子是外人的兒子，但因為是男性，就具有了某種價值，保全了蕭蕭，這是多麼的諷刺啊。
這個時期，鄉村裡窮人家的女孩子存在著被溺死、被送養的風險，存在著不得不裹小腳的痛苦，存在著為人妻後還會被租為妓的屈辱，那麼富人家女子的生活又會好到哪裡去呢？
我們來讀一讀作家餘華的《活著》，《活著》主要講述了主人公富貴荒唐、悽慘、動盪的一生，這一生打動了我。但作為一名女子，我更多的看到的是作品中男女生存狀況不同的點滴。作為米行老闆的千金小姐，甚至做過幾年洋學生的富貴的妻子家珍，在嫁於富貴為妻之後，她的生活變得被動起來。面對富貴在城裡賭錢、逛妓院的種種惡行，妻子家珍能做的，也只有做四樣各不同的蔬菜，在每道菜的下面都放一塊差不多大小的豬肉。以此來開導富貴：女人看上去各不相同，到下面都是一樣的。都是一樣的肉。可富貴並不吃這一套，他甚至當眾動手打了阻止他賭錢，前來拉她回家的家珍，而家珍依然逆來順受的守著夫家，守著富貴一心一意的過日子。
我們再來讀一讀才女張愛玲的《傾城之戀》：她對範柳原還沒有絕望，她不能先自貶身價，否則範柳原就更有了藉口拒絕和她結婚了，因此她無論如何都要學會忍耐。”
如果說《活著》裡的家珍是受封建禮教的教化，所以才會那般的逆來順受。《傾城之戀》裡的白流蘇絕對是極其聰慧和極能審時度勢的，回到孃家的流蘇與家庭已是恩斷義絕，受盡了氣，但卻不願意尋找職業，為的是怕“失去了淑女的身份”。正在走向衰敗家庭裡固化的階層，給了白流蘇們淑女的身份，成為她們攀附富貴的一根稻草，對於她們而言的愛情婚姻純粹是謀生手段，是求生的籌碼。她們清醒地知道自己是男人的附庸，是傳宗接代的工具，所以就盡力利用男人的需求來謀求自己的利益，這構成了白流蘇們蒼涼的人生。
記得我剛讀大學那會，入了城市，見識了鄉村之外的繁華，又讀了點歷史，我曾對祖母說：“奶奶，你小時候要是出生在上海的大家庭裡，你不但不用裹腳，還可以上學，還可以穿著漂亮的紗裙坐在大別墅裡彈鋼琴呢！”
那個時候的我，只看到了物質生活的表面，沒有看到更深刻的實質。現在回頭看看女學生家珍、再看看上層社會出生的美女白流蘇，她們在當時的社會里都沒有主導自己命運的權利，這是社會對女性群體的禁錮。處於那個時代的她們無論是什麼出身，最終都需要依附男人和家庭而存在。
也許你會說，這一百年來，全世界的物質生存狀況都在提升，全世界女子的社會地位、家庭地位都在提高。你這樣說，我並不會否認，我只是想說，這種提高是有侷限的。
不信，你可以放眼看看疫情之下的印度，印度與我們有著不同的社會制度，在他們的國家裡，現如今人還是分高低貴賤的，分種族的。富人們過著揮金如土的日子，窮人們再怎麼忙碌，他們的所得僅夠果腹。是窮人們不勤勞嗎？不是！是社會的分配製度決定了窮人們的勞動不值錢，他們用制度斷了窮人透過辛勤勞動過得更好的路。
讀了《燦爛千陽》，我們會發現阿富汗的女子更讓人心疼，他們那裡還實行著一夫多妻制，女人們出門要穿只露兩隻眼睛的布卡，而且出門的時候必須要有男人陪伴，否則就要被遣返回家並受到懲罰，女人們沒有半點的自由，因為沒有男人陪伴她們不能坐車，所以她們連逃跑的權利都沒有，他們完全成了男人的私有物品。
在世俗落後的阿富汗，女人除了生孩子就是做家務，而這些活動是不產生財富的，女人就成了不賺錢的廢物，女人被生硬的設定成了男人的依附品。
當然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女子生存狀況的改變，社會、家庭地位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逐步實現的。中國共產黨用革命、半革命的方式打通了城鄉壁壘，折斷了男尊女卑。
祖母生於1920年，她受了太多的苦難，而在她的身後，我們這些後輩女子活動越來越自由，越來越敞亮。
我生於1948年的母親不需要再裹小腳。
我生於1957年的大姑作為普通農民家的女孩子，可以進學堂讀書了。
我生於1973年的大姐如果學習足夠努力，她以後可以去醫院做護士、到學校做老師。在她們的周圍換親、近親婚姻已近絕跡。
六十年後，生於1980年的我接受了九年制義務教育，透過努力考入大學深造，從村子裡走了出來，和男人一樣走上了重要的工作崗位。
九十年後，我生於2011年的女兒再也無需面對重男輕女的舊思想，我抱著她若獲至寶，而如果我的女兒她足夠努力，她可以成為更有用的人，她甚至可以從政，參與到國家大事的決策中去。
這所有的一切，一百年前不論是男人還是女人，不論是君主還是平民，大家都不敢想，而這一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都實現了。我們怎麼能不感恩，怎麼好不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