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結束後，當時的人甚至包括當今學者，大都認為戰爭之勢即將緩和。比如，研究朝鮮戰爭史的學者李峰在其著作《決戰朝鮮》中認為，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是抗美援朝的臨界點，主要戰爭程序已在此前完結（下冊，第三百四十頁）。又如，朝鮮學者樸晚權在其論文《朝鮮半島分裂割據形成的歷史考察》中認為，六月戰役（即第五次戰役）之前以戰為主，之後邊戰邊談。然而，筆者認為事實完全相反：第五次戰役之後，戰爭程序不但沒有減緩，反而進入了兩軍決戰之際。
證據之一：談判。整個朝鮮戰爭之中，一條副線貫穿始終：戰略談判。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二次戰役結束後，我軍橫掃三萬六千名美軍，麥克阿瑟連續做了三件事：第一，回日本開發佈會（挽回顏面，當然，用他慣常的謊言達到這一目的），第二，電告杜魯門增派援軍（當時美國陸軍總數的三分之一已經參加戰鬥，遠超一九五零年四月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擬定的十五分之一的兵力，以及，當時美軍在遠東的戰略預備隊只剩下美國本土的六個半師和日本的兩個師，總計約十七萬人）。第三，利用聯合國這一提線木偶，提出休戰談判。
對比：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第五次戰役結束，我軍以七萬人的代價殲敵八萬六千餘人。李奇微坐不住了，他只做了一件事：委婉地（他沒有麥克阿瑟那麼自信）透過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向杜魯門提出爭取談判解決朝鮮問題的建議。當然，他也沒有麥克阿瑟那麼顧及顏面——麥克阿瑟曾親自贊賞李奇微的務實作風如同鋼鐵一般——沒有去開發佈會。兩次戰役結束，兩次提出休戰建議，不是為了休戰，而是為了決戰。
證據之二：資本。打仗就是打錢，只要追蹤朝鮮戰爭期間美國資本流向，就能精準洞察其決策人員的動機和意圖。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十三日，紐約華爾街和倫敦金融街交割率增加百分之一百三十四，第二天，聯合國就通過了停火決議。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兩街商品交割率增加百分之一百零五，第二天，李奇微發表宣告，表示願意同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舉行停戰談判（注意，此時距離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照會美方建議休戰，同時美方已經非正式同意過去了一週時間，美國金融界在這一週內有多麼忙碌，可想而知）。兩次戰役結束，美國華爾街和倫敦金融街交割率暴漲，不是為了休戰，而是為了決戰。
證據之三：撥款。這只是證據之一的另一種表現形式：美國國會撥款是從過程來談，美國增派援軍是從結果來談。第二次戰役結束後，美國國會分三次向美國太平洋戰區撥款一億五千萬美元，超過美國一九五零年六月加入朝鮮戰爭以來的總和。第五次戰役結束後，美國國會一次性撥款近兩億美元（這個資料不準確，筆者沒有確鑿證據，但不會超過兩億美元）。兩次戰役結束，美國國會撥款驟增，這顯然是助推戰爭趨向決戰。
其它證據還有很多，例如，第二次戰役結束後兩天，美方禁止一切船隻駛向我方港口（《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三百二十六頁）；又如第五次戰役結束後一天，聯大透過決議，西方國家集體對我貿易禁運，等等。封鎖海路和貿易禁運，不是為了休戰，而是為了決戰。
按照常理，在抗美援朝決戰之際，兩軍必然會集結一切能夠集結的力量，統一一切能夠統一的戰線，為決戰做好準備。然而，毛澤東卻英明地做出了一個決策——雖然這個決策有些出人意料——命令前線五個軍，連夜迅速撤退。
當時，我軍戰線最南端幾乎越過三七線五十公里左右。西路軍第二十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十七軍，中路軍第十二軍、第十五軍、第六十軍和東路軍的第六十三軍、六十四軍和六十五軍，都推進至漢城以南一線。第五次戰役結束後，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下令第二十六軍、四十二軍、四十七軍，和第六十七軍、六十八軍，共五個軍，連夜從漢城一線撤退至鐵原、平康和伊川一線。
毛澤東作出這一決策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早已對美國人的本性洞若觀火。他正確地預見到了，第五次戰役的結束，不但不會改變敵我攻守態勢的基本格局，反而要立即準備時刻到來的決戰。二十多年的戰爭錘鍊讓他明白，要和美國這樣的侵略者作戰、談判，使得和平的可能性變成現實，沒有雄厚的硬實力做後盾是不可想象的。在戰場上稍有疏忽或者示弱，必定要吃虧，必定在可能到來的談判中使自己處於不利地位。為了進一步向彭德懷和前線將領闡明他這次後撤的理由，他在致彭德懷的電報中寫道：
六月、七月兩個月內，如果不發生意外變化，我們必須完成以下幾個任務：甲，以積極防禦的方法堅持鐵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線，不使敵人超過伊川線。乙，迅速補充第三兵團和第十九兵團的兵力至每個軍四萬五千人，並進行相當程度的訓練。丙，第十三兵團休整完畢。丁，加強各軍、師火力，特別是反坦克和反空軍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寧遠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條，最好有兩條，並且在熙川、德川、孟山地區囤積相當數量的糧食，以備萬一之用。——毛澤東致彭德懷電，手稿，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一日
毛澤東這封電報中最重要的八個字是：意外變化、積極防禦。這八個字，是毛澤東專門針對這次戰略性後撤而提出的。意外變化，是針對隨時可能到來的決戰而提出的。當時美國人的態度是，談判並不意味著立即休戰，在停戰協定簽署以前，將不會停止任何對抗行動。美國還授權李奇微，在停戰談判期間，可以進行陸地、兩棲、空中、空降和海上作戰，以支援談判。
因此，美國當時提出和談，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換句話說，和談只是美國達到休整兵力以圖再戰的手段和方法，繼續與我軍作戰，才是他們的目的。他們以和談為遮掩，企圖掩蓋自己的真實目的，既幼稚、又荒唐。毛澤東一眼戳穿了美方的算盤，他和彭德懷對這個意外變化的定義是：美方在和談期間，利用和談之時我方可能產生的任何疏忽或者失誤，突然在我軍後方發動登陸作戰。而當時最好的登陸地點，正是仁川。毛澤東命令前線五個軍後撤，也正是要撤退至仁川以北，以避免任何意外變化發生。
積極防禦，則是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期間，千錘百煉產生的軍事思想。在《論持久戰》防禦中的進攻一章中，毛主席寫道：敵方以少量兵力對抗我軍大量兵力（當時毛主席以日本為物件，這裡直接套用美國即可），敵軍分路向我進攻，敵軍處於戰略外線，我軍處於戰略內線，敵軍是戰略進攻，我軍是戰略防禦，看起來這對於我軍是很不利的。
然而，我軍可以利用地廣（這在朝鮮並不適用）兵多這一長處，採用靈活的運動戰法，以幾個師對付敵人一個師（這一思想在抗美援朝中繼續得到貫徹），幾萬人對付敵軍一萬人（在抗美援朝中，則是幾萬人對付美軍幾千人，可見，毛澤東充分利用了我方兵員充足這一絕對優勢；建國後鼓勵生育，目的也在於此），幾路對付敵軍一路，從戰場的外線，突然包圍敵軍一路而攻擊之（這一打法在抗美援朝前期頗為成功，從中期開始，毛澤東採取零敲牛皮糖的戰術）。
毛澤東命令五個軍後撤，表面上是在撤退，實際上是一種主動選擇，是根據他對敵我具體情況的綜合判斷作出的自主選擇，是一種實質上的積極防禦戰術。七月二日，他再次致電彭德懷，強調這次戰略性撤退的意義，和時刻準備好與敵軍決戰的重要性：為了防止聯合國軍借停戰談判的機會舉行反攻，應該防止敵人從朝鮮半島的腰部（即仁川）東西兩岸突然登陸，這是為準備談判非採取不可的一個重大步驟（毛澤東致彭德懷電，手稿，一九五一年七月二日）。
最終，毛澤東對美方和談意圖的預測果然全部命中，他這次頗有遠見的戰略性後撤，也在之後的戰役中成功葬送了十五萬聯合國軍。八月——當美國人在前方一邊和談，在後方一邊備戰整整一個月之後——他們露出了獠牙。在談判桌上，美方提出一個十分無理的要求（他們預料我方會直接拒絕）：在三八線以北獲得一處軍事基地。我方拒絕之後，美方直言：那就讓炸彈、大炮和機關槍去辯論吧！
八月十八日，聯合國軍在和談正常進行途中，突然發動大規模攻勢。從西到東：南朝鮮第七師進攻項嶺、登梅洞、古方山裡；美軍第二師進攻杜密裡、鳩硯、比雅裡；美軍第二十七師進攻後項谷、沙汰裡、加七峰；南朝鮮第五師，進攻西希嶺；美國陸戰第一師，進攻蘆田坪、城內洞；南朝鮮第八師，進攻加田裡、樟項、松魚月；南朝鮮第十一師，進攻新炭裡。在東西長達兩百公里的戰線上，聯合國軍不宣而戰。
進攻發起後，幾十萬發炮彈遮雲蔽日般地落在朝鮮人民軍八十公里寬和我軍一百二十公里寬的防線上，幾千架次美國飛機扔下雨點般的炸彈。南朝鮮第一軍對丁字峰，美國第十軍對血染嶺和昭陽江東岸發動猛攻。南朝鮮頭號王牌師、首都師師長宗堯贊准將在九二四高地、第一軍軍長白善樺在八八四高地，相繼發動猛攻。在九天的戰鬥中，七個美軍炮兵營消耗掉了三十六萬發炮彈，平均一門炮發射兩千八百六十發炮彈，每日單炮發射七百二十發，總共耗資一百億日元。
幸而這一切都在毛澤東的掌控之中，他早已做好了萬全的準備。之前撤退的五個軍隊早已整裝待命。第六十八軍第二零四師，第六十七軍二零一師、二零二師、二零三師，第二十六軍，第四十二軍，第四十七軍，分別部署在邊巖洞、長淵裡、炭甘裡、古直木裡、二間洞、魚川裡、加丹裡、梧桐裡、下後洞和白石洞一線阻擊敵軍。
範弗利特發動坦克劈入戰，大批聯合國軍步兵追在近三百輛美國坦克後方衝向六十七軍陣地，每天十五萬發炮彈在六十七軍陣地上炸響，一百三十架次飛機投彈、轟炸和俯衝。但這一切沒有嚇到六十七軍，因為他們早已做好了心理準備，他們頑強地抵擋住了美軍進攻。
文登裡一線，美軍一百五十輛坦克向六十八軍陣線猛攻。志願軍白天防守，夜裡反擊，師團組織反坦克隊，營連組織反坦克組，炮兵集中火力，猛轟美軍坦克，榴彈炮、迫擊炮、加農炮、反坦克炮，如雨點般落在美軍進攻部隊之中。一枚枚穿甲彈、火箭彈將美軍裝甲部隊的金屬一次次擊穿。其它三個軍也英勇地阻擋住了聯合國軍的進攻。
到十一月，抗美援朝這次規模巨大的決戰，以志願軍和人民軍大獲全勝告終，最終成功葬送了十五萬七千多名敵軍，創下了抗美援朝戰爭以來的最大殲敵記錄。而這一切，主要得益於毛澤東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戰略思想，和幾十萬將士在前線強大的執行能力和作戰意志。毛澤東不愧為古今中外第一流的超凡絕倫的軍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