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漢朝，相對於北方匈奴民族實在是很憋屈的。
先是開國皇帝劉邦，差點在“白登之圍”中被幹掉；隨後，又是幾代皇帝，都不得不將自己的“公主”送到匈奴去“和親”。
即便如此，他們還是遭受著匈奴人依然不斷的侵擾和挑釁，並沒有因為做出了那樣屈辱的低姿態，就得到了安寧。
但是，從漢武帝開始，雙方的關係就發生了反轉易勢，漢朝逐漸地佔據了主動。
以衛青、霍去病為首的漢朝將士，屢次深入大漠，連續不斷地給予匈奴人以沉重的打擊，以至造成匈奴內部的分裂。
到東漢時期，匈奴人就完全敗北，一部分降服於漢朝，一部分遠走他鄉了。
那麼，漢朝與匈奴之間的這種反轉易勢，其根本的原因是什麼呢？
漢朝和匈奴，其實都是黃種人，甚至是屬於分離不遠的同一條血脈。
匈奴單于自稱是夏朝王室的後裔，漢朝方面也是承認的。
我們從表面上看到的，漢朝與匈奴之間最顯著的差別，就是在於地理位置上，漢朝在南，匈奴在北。
這導致漢朝屬於農耕民族，匈奴屬於遊牧民族。
遊牧民族的特點，就是人人都會騎馬，個個都是戰士。
在冷兵器時代，他們相對於農耕民族，具有天然的戰術性的優勢。
但是，戰術性的優勢，從來都不是決定性的優勢。
決定性的優勢，在於戰略。
相對緊湊的政治結構模式，能夠統合一個社會包括軍事能力在內的力量諸元，造成在各個方面都是1+1>2的指揮效果，從而形成一個民族相對敵方民族在戰略上的鬥爭優勢。
這才是決定兩個民族之間的鬥爭，最後決出勝負的根本原因。
漢武帝時代及其之後的漢朝，就是相對於匈奴在政治模式上，具有高出兩個層次的中央集權能力，能夠從戰略的層面，對匈奴民族實施碾壓。
而一旦在戰略上有了實施碾壓的能力，那麼，戰術上的優勢和劣勢，就是可以發生相對互轉的。
這才是匈奴人最後敗北，一部分降服於漢朝，一部分遠走他鄉的根本原因。
不過，作為農耕民族的漢朝，也不是天然地就具有強大的中央集權之優勢的，不然，早期的漢朝，也不會相對於匈奴，顯得那麼憋屈了。
漢朝作為中原農耕民族所擁有的中央集權，其實是歷史發展的結果。
在最初的神農氏時代，中原農耕民族就沒有中央集權，而是實行的“斷鰲足以立四極”的政治模式。
所謂的“斷鰲足以立四極”，就是當時的天下有四大部族，四大部族收斂各自的脾氣——斷鰲足，建立各自的政權——立四極，大家都尊重神農氏的神權，在神農氏的神權下和睦共處。
但是，人性，是“以自我為中心”的。
這樣的政治模式，是以神權的軟實力，來約束人性的“以自我為中心”。
她經不起生產力的發展，對於人性的催發，最後，終於在生產力發展所催發的人性大爆發中，垮掉了。
於是，就有了黃帝的第一輪中央集權。
黃帝的中央集權不是神權，而是政權。
她是以政權的硬實力，去約束各個地方勢力遵守規矩，不要“以自我為中心”。
而黃帝的中央集權，因為是歷史上的第一輪中央集權，所以，在集權的程度上，相對還是十分有限的。
當時的地方勢力的獨立性，相對還是十分強大的。
這一點，我們從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紀》中，就可以品味出來。
司馬遷的《五帝本紀》記載，黃帝是“南至於江；登熊、湘”，而顓頊則是“南至於交趾”。
這個意思，是黃帝往南，只到達了長江流域，最遠只是到了湖南；而顓頊往南，則是最遠到達了今天的越南。
那麼，為什麼顓頊往南，會比黃帝走得更遠呢？
這就是因為，作為黃帝時代的一個地方勢力，顓頊的地盤，本來就是在南方。
他在南方自己的地盤上，是想到哪裡，就到哪裡。
而黃帝則不行。
黃帝在顓頊的地盤上，是要服從顓頊的安排的。
顓頊想讓他看哪裡，他就看哪裡；顓頊不想讓他看到的地方，他就不能去看。
這就是所謂的“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
這種中央集權模式的層次，其實就和後來的，與漢朝作對的匈奴人的中央集權模式，是差不多的。
匈奴的單于，名義上是他們匈奴各部族的最高領袖，但是，他只不過是憑著自己的實力，加上各部族也有相互團結的需要，而勉強地號令各部族而已。
他沒有絕對的權力，去指揮和調動匈奴各部；更沒有絕對的能力，去向他所領導的各個部族徵稅。
黃帝時代的中央集權，也是沒有辦法向當時的各個地方勢力征稅的。
黃帝就只是憑著自己的德行，多為大家做事，換來大家都尊重他的苦心，不給他為天下人謀利搗亂而已。
包括整個五帝時代，都是這種本質，都是這樣的政治模式。
因為五帝時代的這種政治模式，造成中央政權能力不足，面對北方遊牧民族的侵略無能為力，嚴重地危害了大家的生存基礎，損害了大家的共同利益，弊端極大，所以，大家不得不由此進行理性的思考，從而導致最後，大家結束了五帝時代，進化為擁護大禹，建立起以“五服制度”為基礎的夏朝。
夏朝的“五服制度”，就是一種中央財稅制度，它確保中央政權具有穩定的財源。
有了穩定的財源，中央政權才真正地具有硬實力，才能夠真正地做好一些事情。
但是，由於地方勢力仍然還有各自的財力，特別是還有各自的軍隊，這導致中央政權的權力，仍然時刻受到地方勢力的威脅。
夏朝、商朝、包括西周，其實都是因為地方勢力力量過大，導致朝廷無法控制局面，而最後走向崩潰的。
春秋戰國時代，也是地方勢力擁有各自的軍隊，具有與中央集權分庭抗禮的實力，而導致諸侯之間相互征伐，中央集權無力控制局面。
所以，在這種反覆的歷史經驗的教訓下，秦漢時代的新的、郡縣制的中央集權模式，就必然地產生了。
而反觀匈奴遊牧民族，由於他們的遊牧性質，他們是很不容易產生像單于領導的那種中央集權的。
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匈奴民族產生了像單于領導的那種中央集權呢？
是什麼原因，導致匈奴產生了中原的黃帝時代那樣的中央集權呢？
這就是由於，秦始皇所連線起來的長城的封鎖。
在秦始皇沒有連線起萬里長城之前，匈奴各部，其實是一團散沙。
他們的每個部落都很小。
但是，由於他們具有天然的單兵作戰的優勢，特別是他們的快速機動的能力，使得他們相對中原邊境的農業居民們，很容易搶劫成功，並且快速地退回大漠。
中原漢族的邊境居民們，無法獨力對抗他們的突然襲擊。
而朝廷軍隊，又因為反應不及時，很難追擊到他們，很難給他們以沉重的打擊。
這就是秦始皇要連線起萬里長城的根本原因。
而當萬里長城連為一體之後，匈奴人，就再也沒有那麼來去自由了。
他們容易偷偷地進來，但是，想要快速地逃走，就沒有那麼容易。
而就在他們偷偷地進來，進行了搶劫，急忙地在長城下尋找逃出去的出口的時候，秦朝的軍隊，就會聞訊趕到，將他們消滅在長城下。
所以，面對這種形勢，小股勢力的匈奴人，是再也沒有辦法南下搶劫了。
但是，草原地區生產能力的低下，特別是漫漫長冬的煎熬，使得南下搶劫，成為他們匈奴人的基本的生存方式，甚至是能夠活下去的唯一方式。
不能南下搶劫，就等於是沒有活路。
在這種情況下，匈奴人該怎麼辦呢？
他們只有組織起來，和中原政權的中央軍隊硬剛了。
所以，正是由於長城的建立，導致了匈奴人從一盤散沙，走向了聯合，導致了他們也形成了以單于為首的中央集權。
當然，他們的那種中央集權，是僅僅因為南下搶劫的需要而建立起來的，並沒有更多的內生動力，所以，那種集權，也是不牢靠的。
她的政治能力其實並不強。
但是，問題是，早期的漢朝，是在推翻秦朝的中央集權體制的鬥爭中建立起來的。
而這種推翻秦朝的鬥爭，本質上就是復辟，就是從前的舊的諸侯勢力的回潮。
這種舊的諸侯勢力的回潮，當然也會導致舊的封建割據思想的回潮。
一些功勳貴族，擁兵自重，與中央王朝分庭抗禮的傾向，是嚴重地存在著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便匈奴人的中央集權很原始，很粗糙，那又怎麼樣呢？
那總比漢朝的功勳貴族們，個個都想獨立，個個都不服從中央王朝的管制要好得多吧。
所以，早期的漢朝，就只好對匈奴人忍氣吞聲、一味求和。
攮外必先安內啊。
所以，為什麼劉邦要大殺功臣呢？
他殺的不是功臣，他殺是舊的復辟勢力。
他殺的，是企圖回到春秋戰國時代的那些具有濃厚的封建割據思想的亂臣賊子。
為了天下的安寧穩固，為了對北方匈奴的入侵具有強大的反擊能力，漢朝，必須堅持秦始皇的取消分封制，實行郡縣制的政治模式。
但是，由於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訓，劉邦也不得不折中緩和，在消滅外姓諸侯的同時，大封同姓諸侯，以保證中央王朝面對復辟勢力時，不要獨立難支。
至於同姓諸侯，日後也會發展成不穩定因素，也會發展成與中央集權相對抗的割據勢力，那就是以後的事了。
以後的事，就由以後的人去解決吧。
所以，漢朝在經歷了劉邦的從被迫大封諸侯到不得不消滅異性諸侯、漢景帝的“七王之亂”、和漢武帝的“推恩令”之後，才真正完成了中央集權的穩固。
而一當漢朝的中央集權穩固下來，這樣的政治模式，就不是匈奴那種中央集權的政治模式可以比擬的了。
兩種中央集權，存在著從黃帝時代到秦漢時代，中間隔著夏、商、周時代的那種“代差”。
那就像是第一代的殲五戰鬥機，和第三代的殲十戰鬥機，雙方格鬥，誰輸誰贏，那不是一目瞭然的嘛。
總結一下，人類歷史的發展，就是人性的“以自我為中心”，和社會性的“以中央集權為中心”兩種性質的矛盾鬥爭與發展。
而我們中華民族，也就是在這條發展規律之下的南方農業民族與北方遊牧民族的矛盾鬥爭與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