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士氣高昂的多哥國家隊在出徵非洲杯的路途上遭遇槍擊事件，一隊人的命運就此改變……
“我不想死在那兒。”阿德巴約每當回憶這起發生在十年前的恐怖襲擊，仍然心有餘悸。
在2010年初，非洲國家杯開賽前的幾天裡，多哥隊對即將開始的比賽充滿期待，在缺席了上一屆2008年的賽事之後，多哥隊得到了在本屆賽事重新證明自己的機會，儘管和德羅巴率領的象牙海岸以及埃辛領銜的迦納一同分在了B組，但球員們並不畏懼強大的對手。
多哥隊將賽前訓練營設定在了剛果的黑角，一個與球隊小組賽所在地安哥拉的卡賓達市相距僅100公里的小城。
從地圖上看，卡賓達城雖然屬於安哥拉，但與安哥拉本土並不接壤，多哥隊並沒有選擇常規的飛行前往，而是選擇坐大巴車，這在事後被證明導致了致命的後果。
有些球員在出發的前一晚出城放鬆，教練也許對此有些許生氣，但在大巴車開往邊境的路上時，依舊充滿著無憂無慮的氣氛，球員們唱著歌，互相開著玩笑，一如往常。一群有著天賦和遠大抱負的年輕人，為一屆可以大展身手的比賽做好了準備。
在邊境，安哥拉安全部隊已經在等著大巴車的到來，他們將護送多哥隊穿過一片森林，這片位於安哥拉本土與卡賓達城中間，是一塊常年被當地的武裝組織要求獨立的區域。但護送小隊並沒有對此過分擔心，然而不久之後，他們就將為多哥車隊的生命而戰。
十年之後，多哥中場塞納亞再度回憶起那段改變人生的時刻：“越過邊境之後，我們都很享受這段路程，有些人在忙著聽音樂。我記得大巴車開出15分鐘後，在森林裡傳來了幾聲槍響，我們還開了個玩笑，大家都笑了起來。幾乎在同一時間，猛烈密集的射擊隨之而來。”
在沒有人意識到發生了什麼的時候，就已經有人倒下了。
塞納亞清楚記得多哥隊的新聞官斯坦尼斯拉斯·奧克盧正站著拍攝球隊安哥拉之旅的錄影，在襲擊發生時，奧克盧當即中槍身亡。
另一位對這失控時刻歷歷在目的是門將科喬維·奧比拉爾，當他意識到自己被子彈擊中的時候，他也馬上意識到自己的生命在短短几秒鐘內已經天翻地覆。
“我聽到了機關槍的聲音，在那一刻，我就想躲起來，但是我就彷彿被釘在了座椅上一般無法動彈。然後我看到我的腹部和背部都在流血，我開始非常恐慌，我叫得很大聲’我中槍了！救救我！救救我！我想見我的女兒和兒子，我不想死在這裡！’”
伴隨著傷口的疼痛和內心的恐慌，奧比拉爾注意到阿梅勒特·阿瓦洛也見大喊自己中槍了，這位時年54歲的助理教練在這次襲擊中身亡。奧比拉爾還回憶起一位曾經接受過軍事訓練的隊友企圖尋找武器反擊。
在槍擊發生時，球隊司機馬里奧·阿喬瓦就已經中槍，這導致大巴車無法逃離。車隊被迫停了下來，襲擊者和護送隊伍的安哥拉安全部隊發生了激烈的交火，關於究竟持續多久，每個人都記憶有些模糊了，但所有人都表示至少持續了30分鐘。
阿德巴約說這是他生命中最漫長的半個小時。
“這不像是一兩個傢伙朝著我們的大巴車開了一兩槍。我們在這襲擊的中心待了足足半小時，人們朝著我們的大巴車射擊了30分鐘！說實話，這是我最糟糕的經歷之一，它會永遠存在於我的生命中。”
“如果沒有安全部隊保護我們，我就不會有機會再來回憶這件事，只會有我的屍體。”阿德巴約繼續說到，“後來有一支軍隊的車隊趕來，匪徒們開始往森林中逃竄，然而仍舊有零星的槍聲從森林中傳來。”
關於槍擊如何結束，塞納亞已經沉默，顯然這位中場不願再回憶。最終，他們都被帶到了卡賓達城郊外的醫院，沒有受傷的人將死傷的同胞送進搶救室。阿德巴約說：“當我把一名隊員送入醫院，才真切意識到發生了什麼。”
“當我出來時，我見到了所有隊員，每個人都在哭，每個人都在談論他們的家人，都在打電話給他們的媽媽，每個人都在電話裡哭。我覺得那是一天中最糟糕的時刻，我看到每個人都在那裡說出自己的遺言，因為他們都覺得自己可能會死。”
此後不久，死傷的隊員和球隊工作人員被留在了醫院，只剩一個地方官員陪著他們。其他人員只能步行回酒店，這段不長的路沒有安排任何安全措施……
多哥國家隊遇襲事件迅速成為全球頭條新聞，24小時內酒店大樓就被軍方包圍。非洲足聯代表、政府官員從安哥拉首都羅安達飛來，他們同樣滿腹疑問，誰該為此負責，以及為什麼多哥隊會選擇乘坐大巴車而非坐飛機，這明顯有違非洲杯的大賽要求。
不久，卡賓達海外領地解放陣線組織（簡稱FLEC）宣稱對此次襲擊事件負責，這是一個當地的分離主義團體，從未接受過前殖民國葡萄牙在上世紀50年代末將卡賓達併入安哥拉的決定。
襲擊事件還有許多方面存在爭議，但有一點很清楚，這顯然不只是為了搶劫。一個最大的疑問便是為什麼會有安哥拉安全部隊的陪同，如果多哥國家隊沒有被授權乘坐大巴車前往卡賓達，為什麼會有安保力量的存在？而觸發襲擊的，會是因為這次軍事化護送嗎？
這些問題都沒有明確的答案，即便是十年後的今天，也沒有一個解釋。而在那時，對於球員們而言最直接的問題來自如何來消化所發生的一切，以及接下來該怎麼做。
最終，多哥當局作出決定，國家隊成員全部回國，對遇難人員進行國葬並舉行全國哀悼儀式。而這一決定在日後使得多哥國家隊遭到非洲足聯對短期禁賽令，原因是略顯牽強的“政府幹預足球”。
對於任何捲入這起襲擊事件的人而言，想要接受這個現實，並回到過去的生活已經不太可能了。兩人死亡，多人受傷，其中最嚴重的傷勢就莫過於門將奧比拉爾。
最初有報道說他已經死了，儘管事實並非如此，但槍擊留下的傷也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奧比拉爾的脊椎、腸部、肝部和膀胱都受到嚴重損傷，他被送往南非的醫院開始極其艱難的恢復。這些年，先後經歷了8次重大手術，奧比拉爾不得不在身體和情感上重建自己的生活。
無法繼續球員生涯的奧比拉爾與有特殊需要的兒童一起工作，透過足球來幫助他們，現在他已經建立了自己的組織來繼續這項工作，他說：“我做了很多事，我回到學校，參加考試、工作，還寫了一本書，我很高興自己做了這些。”
在卡賓達事件發生十年後，奧比拉爾獲頒了一項特別獎，以表彰他在康復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如今他在幫助他人方面所做的傑出工作。
襲擊後，沒有受傷的人也面臨著巨大挑戰。中場球員塞納亞曾在2006年時代表多哥出戰德國世界盃，襲擊發生時他只有25歲。
“對我而言，這在心理上是災難性的，我的生活被顛覆了。我無法康復，我的心理被衝擊了，我無法找到理由再繼續為某支球隊出場踢球了。”
塞納亞的球員生涯在那一天已經結束了，如今他正在考慮教練證書。
十幾年過去，這起事件的起因仍存在爭議，但是誰都不能否認這些生命所付出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