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緝思：熱和平：中美關係的正規化正在形成嗎?
作者：王緝思，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學術委員
來源：中美聚焦
微信平臺編輯：周悅
儘管中美關係摩擦不斷，但與2018-2020年的急劇下滑相比，2021年的中美關係相對平和。
在新冠肺炎疫情陰影的籠罩下，北京和華盛頓仍能夠在2021年舉行好幾次富有意義的高級別會談：
2月11日中國農曆除夕上午，中美元首舉行通話。在對話中，兩國領導人同意就中美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問題保持密切聯絡。這項共識產生了結果。3月18日至19日，中國負責外交事務的高階官員楊潔篪、王毅在美國阿拉斯加與他們的美國對等官員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進行了戰略對話。
7月26日，王毅在天津會見了美國常務副國務卿溫迪·舍曼（Wendy Sherman）。9月10日，習主席接到拜登（Joe Biden）總統的電話。10月6日，楊潔篪和沙利文在瑞士蘇黎世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會面，隨後不久，王毅和布林肯於10月31日在羅馬會面。這些交流最終在11月16日達到高潮，習近平主席和拜登總統舉行了持續三個半小時的影片會晤。
在這些高層政治互動的基礎上，兩國在關係到共同利益的兩個關鍵領域取得了進展。10月9日，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與美國貿易代表戴琦 (Katherine Tai) 舉行影片對話。他們可能探討了如何降低現有貿易壁壘的問題。
11月10日，在格拉斯哥氣候變化大會期間，中美發表了《中美關於在21世紀20年代強化氣候行動的格拉斯哥聯合宣言》。對於許多擔心中美政治不和將導致全球碳排放上升的人來說，這兩個最大的碳排放國發布的聯合宣告是一個令人興奮的驚喜。
其他一些令人鼓舞的訊息包括中國新任駐美大使秦剛於7月抵達華盛頓，以及美國參議院在12月批准拜登總統提名的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出任美國新任駐華大使。兩位大使都是經驗豐富的外交官，並據報道都得到各自國家最高領導層的信任。
最近的“習拜會”成為穩定中美關係的船錨。貫穿他們討論的主題，用習主席的話說，就是需要“防止中美關係脫軌”，或者借用拜登的話說，就是避免競爭“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地轉向衝突”。兩國領導人都否定了兩國關係陷入新冷戰的前景。
為了確保和平，中美兩國必須明智地處理臺灣問題。北京最近重申了其長期堅持的立場，即尋求和平統一和“一國兩制”。然而，中國的雙重擔憂正在明顯增長。第一，華盛頓的“切香腸戰術”體現在加強與臺灣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聯絡。第二，臺灣島內的分裂勢力正在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企圖將反對黨逼入困境。
在中國的許多觀察家看來，時間似乎沒有站在和平統一一邊，因此應該採用強制手段，包括武統臺灣，以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他們還認為，如果不能實現國家領土的完全統一，就不能說完成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這種情緒在過去一年中表現得尤為激烈。
華盛頓並非沒有注意到中國的這種情緒，但仍然拒絕與北京就臺灣的地位和前途進行對話，而是繼續聲言美國堅持“一箇中國政策”，而不是像中國所主張的“一箇中國原則”那樣，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它只是偶爾宣稱美國“不支援臺灣獨立”。
這遠遠沒有達到北京所要求的承諾。更具建設性的做法，應該是宣告美國將歡迎臺灣海峽兩岸關於臺灣未來的任何和平解決方案，從而不排除重新統一的可能性。
在臺灣問題上，美國應該和中國進行心平氣和的討論，以減少相互之間的不信任，而非對中國採取武力恫嚇和軍事演習。常駐香港的一位戰略思想家蘇魯閩指出，“華盛頓也有一些人希望誘使北京攻擊臺灣、令美國得以將其與中國的較量匯入全面制裁和脫鉤的軌道——就好像與蘇聯角力時一樣；如此一來，他們便可拿出已經塵封經年的冷戰工具箱，再次使用並戰而勝之”。這一疑慮是很有道理的。
整整20年前，我寫過一篇英文文章，我在其中推斷說：“與其說中美關係的現狀是一場新冷戰，不如說是一種‘熱和平’，即中美關係互動的強度以激烈的言語指責對方為標誌，但也以不斷升溫的貿易、投資和旅遊為標誌。”今天回顧這個概念，除了臺灣這個潛在的熱點之外，和平總體上仍然是有保證的，但對抗的危險卻在增加。
與2001年中美關係的溫度相比，今天的中美關係在很多方面都比我當時提到的“熱和平”還要熱得多。雙方在言辭上相互指責的熱度越來越高，而且涵蓋的問題更為廣泛，包括網路安全、南海軍事活動、軍備控制、人權、對少數民族的政策、新冠肺炎溯源，以及哪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更加民主等等。
在經濟方面，若干年前，中國從2001年的美國第四大貿易伙伴躍升為其最大的貿易伙伴。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曾經充滿希望的雙向旅遊和人文交流首先受到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狂熱貿易戰的重創，隨後又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而急劇下降。
我認為，在2021年的相對平靜之後，中美關係這種“熱和平”的趨勢很可能在2022年及以後的年代中形成一種正規化。這種正規化可能在許多領域持續發展。
首先，正如最近的民意調查所顯示的，在國家媒體和社交媒體上，兩國對對方的負面看法都在飆升。中國民眾對美國在新疆問題上的“種族滅絕”指控，感到尤其的憤怒，他們認為這是西方對中國的妖魔化。以美國為首的若干國家對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外交抵制，進一步證明了美國的敵意。
拜登在12月舉行的影片“民主峰會”，顯然旨在透過在世界各地採取“支援民主”的活動，阻止中國政治影響力的不斷擴大。中國已經做好了應對這種政治和意識形態鬥爭的充分準備。中國共產黨增強了自己的全球存在，部分原因是為了回應西方各國聯合孤立中國的圖謀。
例如，中國共產黨於2021年7月舉辦了世界政黨峰會，來自160多個國家的500多個政黨和組織的1萬多名代表參加了會議。在華盛頓“民主峰會”之後幾天，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組織了幾場國際活動，以宣傳中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並揭露西方民主化的缺陷。在可預見的未來，兩國之間的輿論戰很可能升高而非降低調門。
其次，經濟問題正在被政治化和“安全化”（指接受國家安全方面的審查）。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採取了措施，限制中國對美投資，限制對華的高技術產品出口。拜登政府和許多美國國會議員對來自中國的日益激烈的技術競爭感到震驚，呼籲進行更多的政府幹預，以扶助半導體、無人機、人工智慧等戰略性行業。
美國已經對數百名中國個人和實體實施了廣泛的涉及所謂“人權”問題的制裁。作為回應，中國出臺了一系列涉及國家安全的法律法規，並制裁了一些侵犯中國主權的美國官員和組織。最激烈的長期鬥爭出現在高技術領域，美國人想保持他們的優勢，而中國人則試圖超越之。
再次，在世界各地持續的地緣戰略競爭中，中國和美國都在向傳統聯盟和志同道合的參與者尋求國際支援。AUKUS（澳大利亞、英國、美國）協議和Quad（美國、澳大利亞、日本、印度）機制，為深化華盛頓基於其印太戰略的多邊防務合作鋪平了道路。
中國與俄羅斯在加強軍事合作的同時，宣告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不是同盟，勝似同盟”。中國在南亞、中東、非洲、拉丁美洲影響力的擴充套件，加之其全面的“一帶一路”倡議，引起了美國人的極大妒意與應對。
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美國和中國在2022年的國內議程未必會緩解雙方的緊張關係。正如美國前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所指出的那樣，在2022年美國中期選舉之前，“拜登的國內反對勢力將攻擊任何放棄與中國對抗的舉動，但拜登將不得不在縱容他們的恐懼或取得積極成果之間做出選擇”。
在籌備將於2022年秋季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中共二十大）的過程中，預計北京方面將表現出更大的決心，抵禦美國對其合法性和權威的任何挑戰。
因此，中美關係的下一階段不會一帆風順。然而雙方都有足夠的動機保持清醒的頭腦，使雙邊關係處於可控狀態，因為雙方都面臨著國內議程中的一些迫切任務。
在中國，為了使與中共二十大有關的政治議程順利進行，首要任務是在控制新冠病毒變種的情況下阻止經濟增速放緩。追求共同富裕的使命也十分艱鉅。
在美國方面，除了阻止奧密克戎變種擴散之外，在國內方面的短期優先事項包括維持金融穩定、遏止通貨膨脹、削減聯邦和地方債務、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從長期來看，需要緩解種族矛盾和政治極化。
事實上，中美經濟合作的逐步恢復，將有助於處理好各自國內的當務之急。儘管兩國政府之間的政治困難不斷升級，但中國和美國的企業在金融、知識和生產網路方面仍然深度融合。
絕大多數中國和美國企業都不願接受相互脫鉤的觀點。與此同時，由於其高質量的基礎設施、熟練的勞動力和廣闊的國內市場前景，中國將繼續吸引數量上創紀錄的外國投資。只要連線兩國企業和其他國家企業的全球供應鏈沒有遭受嚴重破壞，兩國經濟將繼續相互受益。
“新冷戰”固然不可取，本文所界定的“熱和平”模式如果固化，也同樣不符合中國、美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的最大利益。相反，降低相互指責和地緣政治競爭的熱度，加強經貿、金融、投資、衛生、環境、技術、人文交流等領域的合作，將為兩國乃至整個世界的持久和平與繁榮帶來更大希望。
2021年中美高層對話已經闡明瞭各自立場，保持了雙邊溝通渠道的暢通。接下來，中美兩國迫切需要進行的是實質性、工作層面的對話，以解決現存的實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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