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國際學術界針對西方知識霸權曾揭起一波批判浪潮。在非殖民化和以反對西方主流文化為特徵的反文化運動的大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學者提出“知識殖民主義”的概念，指出西方擴張不僅體現在經濟和政治上，而且體現在教育和智識上。其時，非西方學者的聲音很難被主流社會“聽到”。因此，直到薩義德的《東方主義》一書出版，以及以其為經典的後殖民理論興起，對西方知識霸權的批判才達至高潮。其後在各種理論加持下，學術界的爭論仍在繼續，但卻未能再度引領思潮。及至20世紀最後十年，一波新批判浪潮出現，且今天仍在進行時。此次批判聚焦於美國全球知識霸權。從批判主體來看，美國知識霸權的批評者不僅遍佈各大洲，而且呈現前所未有的交叉融合趨勢；從知識再生產的角度，他們不僅關注知識跨國傳播的霸權路徑，而且關注當地意義生成與接受的結構性因素；在知識霸權的理論建構方面，不僅接續此前已有的多種思想成果，而且提出新的理論假設以及因應策略。
一
對美國知識霸權的批判大抵由以下幾個因素觸發：其一，冷戰結束後，美國官私機構介入全球知識生產過程的事實，引發了巨大爭議。其二，越來越多接受西方教育的發展中國家學者返回各自國家併成長為輿論的中堅力量。後殖民時代，全球知識擴散仍然呈現單向流動的現狀引發這些學者的普遍關注。其三，經濟全球化和資訊化時代，知識權力在政治議程設定、國家威信和制度吸引力方面的巨大作用愈加顯現。後“9·11”時代，美國的國際地位和行為模式引發學術界對霸權理論的進一步思考。
一般認為，近代以來知識領域的霸權地位在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和美國之間接踵更替。到20世紀70年代，智識和文化權威從歐洲到美國轉移的過程基本完成。或許由於美蘇之間的文化冷戰太過顯性，美歐之間在知識層面的另類文化冷戰沒有得到應有關注。冷戰結束後，歐洲學者一面批判美國在歐洲實施的“知識冷戰”，一面集中進行了“知識美國化”的反思。牛津大學教授西蒙·馬金森認為，今天，美國在高等教育、學術研究和成文知識上行使著非同尋常的全球霸權，“知識和大學教育的美國化維持著一個美國化的全球社會，並在一個相互促進的程序中支援美國在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和軍事上的主導地位”。
更為激烈的批判來自發展中國家。並且，出於對美式帝國主義和可能的新殖民程序的擔憂，學術共同體出現了交叉融合的趨勢。批評者認同，區別於世界經濟層面的“南北方”，知識層面上存在另外一種“南北方”格局。針對美國知識霸權的批判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全球南方”反思學術依附，尋求發展道路的問題。2008年2月，印度巴特那市舉辦了一次學術會議，名為“應對學術依附：如何做？”會上，來自亞非拉的25位學者一致認為，學術依附仍是“南方”知識狀態的核心問題；學術依附不僅是前殖民地國家的遺留問題，更是西方國家對社會科學知識流動進行控制和影響的結果。以區域為單元，非洲學者和拉美學者頻繁舉行地區會議。拉美學者困惑於，在知識生產上，他們仍然受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些試圖高度概括並解決社會問題的基礎理論，如發展政策理論、依附理論等的影響，無法建立拉丁美洲新的政治和文化圖景。非洲學者則更明確指出，迄今為止，有關非洲的區域敘事是由西方特別是美國學者建構的。從全球知識產品來看，非洲研究的權威成果大多為英語寫作，並且幾乎所有區域敘事和理論潮流都與非洲真實的社會思想無關。
關注知識的空間屬性使更多學者參與到對美國知識霸權的批判中來。澳大利亞學者彼得·傑克遜談到，一個人在世界知識體系中的位置，直接關係到他的聲音是否以及能否在政治、智識和文化權力的“走廊”中被聽到。美國維納格林人類學基金會自2000年起每年資助國際研討會，邀請世界各國學者從人類學視角批判知識的核心國家如何決定他者文化的知識生產、傳播和消費過程。亞洲學者普遍重視美國知識輸出的政治效應。日本、韓國、印度、中國香港地區和中國臺灣地區的學者曾多次組織亞洲區域會議，集中探討美國知識遷移對自身地位的影響。
二
知識的跨國傳播路徑和接受機制是具有高度複雜性的問題。為建立和維持知識霸權，美國對自然科學進行了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的明確區分：一方面，為基礎知識的跨國傳播創造空間；另一方面，嚴格管控尖端科學和應用技術的輸出。但從已有研究成果來看，新批判浪潮更多聚焦於美國社會科學以及泛指的科學成果。
對美國知識傳播路徑的批判，擇要如下：其一，戰後美國利用龐大的財力和人力，藉助教育援助和學術交流專案，重新配置全球科學和智識資源。印度學者拉伊納和美國技術史學會前主席約翰·克里格教授都以個案研究的方式復原了冷戰時期高等教育的全球化乃至美國化的歷程。其二，透過學科建制和大的主題設計（元理論、元敘事）來推動美國正規化的知識傳播。在本質上，知識霸權的傳播方式就是要對抗學術層面的分散式傳播。許多批評者從自身學術興趣出發，闡述了美國推動人類學、政治學、法學、國際關係學、大眾傳播學等學科在他者文化條件下建制的霸權過程。其中，冷戰時期美國藉助現代化概念來移植區域研究正規化的歷史受到最多關注。其三，打造全球知識網路，培育特定的認識論偏好。對美國知識霸權最嚴厲的批判，是其透過各種方式樹立了美國在知識領域的特權和權威，使美國打造的全球敘事更具有解釋力，從而掩蓋了美國中心主義這一事實。正如非洲學者所說，由於霸權式的學術標準存在，沒有辦法產生真正非洲視角的非洲研究。
不可否認，域外知識的當地接受和意義生成是一個系統化過程，受所在國曆史文化環境、本土化改造和個體參與的深刻影響，並有反向傳播的功能。然而，全球範圍內，知識的不對等流動仍是不爭的事實。如果說殖民時代，殖民地的知識生產受到殖民力量的控制，那麼今天美國知識霸權的建立，除了系統化、組織化的戰略設計，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接受國的態度和選擇。一些學者提出了“受邀請的影響”這一假設，認為目標國家巨大的本土需求，特別是現代化發展的知識需求，是美國正規化廣受認同的原因。此外，批評者強調，接受過美國教育和培訓的學者和知識分子，與之有著相似的話語模式乃至情感結構，傾向於自願接受美國的學術影響。
三
新一波批判浪潮之形成，與相關理論建構密不可分。這些理論假設在關注的問題域、時空框架和研究主體方面有很大突破。首先，他們對知識的關注度超出以往。在美國杜克大學教授瓦爾特·米尼奧羅等學者看來，後殖民時代的使命是去殖民性，亦即擺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核心國家的知識控制。由此他們在傳統依附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學術依附論”，集中批判全球社會科學場域存在的不平等勞動分工。
其次，他們對空間差異的重視程度超出以往。英國文化史家彼得·伯克指出，在20世紀晚期，知識社會學也開始了對空間差異的關注。為說明冷戰時期知識的空間屬性，伯克引法國學者蒙田的話說“比利牛斯山一側的真理，到另一側就是謬誤”。而知識霸權的批評者們則進一步提出了“知識的地理政治學”理論，透過“邊界思維”和“權力的殖民性”等概念，強烈批判核心國家界定的現代性。
最後，批評者群體的多元性、國際性和跨地域合作特徵超出以往。前述遭到質疑的有美國知識背景的學者，其中一部分亦是美國知識霸權的批評者。在很多國家，正是這些學者率先產生了批判的自覺意識，又有能力進行國際學術對話。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批評者的因應策略：不再是“依附論”時代的切斷聯絡主張，而是多國學者共同提出的“替代性話語”“世界學科”和打造“知識的世界體系”方案。簡言之，新方案主張借鑑已有社會科學知識成果，從當地/區域的歷史經驗和文化實踐出發，創造新的知識生產的結構，促進知識圖景的多元化和複數化。
（作者：張楊，系浙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