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至1940年間,毛澤民曾在蘇聯學習、治病8個月。同時,他還肩負著鮮為人知的特殊使命。到底是什麼使命呢?
在俄羅斯解密的檔案中,有一份由毛澤民代毛主席填寫的長達4頁的《個人履歷表》,揭開了毛主席一些鮮為人知的家事。
共產國際為什麼要毛澤民代填毛主席的個人履歷
按理說,這份由共產國際印製的、以第一人稱出現的《個人履歷表》,應該由來共產國際工作或學習的本人填寫。
這個時期,毛主席本人沒有來蘇聯,也並非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一級組織,而是由他的同胞弟弟毛澤民代其填寫。
乍看起來,這似乎不大合常理。
在這份31項的《個人履歷表》裡,除了填表人的自然情況外,還要詳細填寫受教育程度、政治態度、參加革命的簡歷,以及家庭和社會關係等等。
比如,在家庭出身一欄就有許多內容需要填寫:
父母的姓名、出生時間和地點、有何不動產,在何時、何處?
他們革命前後從事何職業?
現在從事何職業?居住地的詳細地址等等。
《履歷表》的最後一頁是填表人獨立生活後的工作經歷。毛澤民用600多字言簡意賅地填寫了毛主席的革命經歷:
1919年任職於北京大學的北大圖書館之圖書管理員, 1920-21年任湖南省立第一師範附屬小學校校長,1921年下半年起至1922年,任中國共產黨湖南省委書記……至今天止,仍為黨軍委所領導,堅持華北與華中的游擊戰爭。總之,目前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而工作。為了黨的布林塞維克化的偉大事業而工作。
在結尾處,毛澤民還寫了一段附識:
因國際需要澤東同志一份較確之履歷,認我是其親生兄弟,瞭解較詳,命其代填。但是:雖然自認較確,然而總是代填,不盡不確的地方,在所難免。如其妻(江清)同志,就不知其歷史,只有等待他自己來補充或更正。
這裡不難看出,共產國際迫切希望更多、更準確地瞭解毛主席。
這個時期,共產國際為何急於瞭解毛主席?
當年,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不僅黨的重要方針政策要由共產國際負責中國事務的人來制定,共產國際還派出全權代表具體指導和幫助中國共產黨的工作。
1931年初,在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的扶助下,王明獲得了黨中央的領導權。這年春夏,黨中央面臨的生存環境相當險惡。
王明既不敢在上海隱居,又不願去中央蘇區過艱苦的生活,便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在莫斯科一住就是6年。
在這期間,中國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迅猛發展,大大出乎共產國際的預料。但莫斯科對毛主席提出的土地政策和軍事戰略戰術並不完全認可。他們對毛主席的認識和評價只能依賴於王明等人。
直到遵義會議確立了毛主席對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中央紅軍勝利北上,共產國際才不得不對毛主席刮目相看。
1935年7月,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季米特洛夫當選執委會總書記。他大力改進共產國際的領導工作:解散地區局,取消向各黨派全權代表和教導員的制度,精簡執委會的機構,加強了同各國黨中央的聯絡。1937年11月,王明、康生遵照共產國際指示回國。
臨行前,季米特洛夫特意提醒王明:雖然你在國際工作了多年,而且又是執委會成員和書記處書記,但你並不代表國際,而且你長期離開中國,脫離中國革命實際。所以,回國後,要以謙遜的態度尊重黨的領導同志。中國黨的領袖是毛澤東不是你。
但王明回國後,將此忠告當作耳旁風,仍以共產國際代表自居,對黨中央的工作予以指責。
1938年8月,中共臨時代表王稼祥準備啟程回國。季米特洛夫約請他和中共代表任弼時在克里姆林宮談話,季米特洛夫鄭重地說:“應該告訴全黨,必須支援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鍊和成長起來的領袖。”
共產國際渴望更深入地瞭解毛主席,而他的親兄弟毛澤民的到來,無疑提供了絕好的機會。
毛澤民於1921年入黨,是長期與毛主席風雨同舟、並肩戰鬥的老黨員。共產國際幹部部也希望毛澤民能夠提供更多的有關中國共產黨的真實情況。
1939年6月初,毛澤民抵達莫斯科不久,便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他先後寫了《關於新疆情形的報告》、《關於博古、李德等同志領導黨和紅軍的錯誤問題》、《關於黨內重要檔案的讀後感》、《關於中國黨的情況報告》等近10萬字的重要報告,還參加了共產國際監委會審查李德問題的會議。
毛澤民高度的政治水準和求真務實的作風得到了莫斯科的首肯。於是,便發生了毛澤民代毛主席填寫《個人履歷表》的事情。
父親毛順生,一位潛在“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新農民
過去,人們對毛主席的家庭成分的瞭解,大都來自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採訪整理的《毛澤東自傳》一書。書中有關毛主席的家庭成分有這樣一段記錄:
我於一八九三年生於湖南省湘潭縣的韶山沖。我的父親是一個貧農,當他年輕的時候,因負債累累,便去投軍,他當了一年多的兵。後來他回到我生長的村上,由於拼命地節省,他靠著做小生意和其他事業賺了一點錢,設法贖回了自己的田地。
這時我家有十五畝田,成了中農。在這些田中,每年可以收穫六十擔谷。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費三十五擔——這就是說, 每人約七擔——這樣,每年可以多餘二十五擔。靠了這個剩餘,父親積累了一點資本,不久又買了七畝田,使我家達到“富農”的狀態。
然而,毛主席的家庭是何時走向富裕的?怎樣一步一步地走向富裕?又是靠誰走向富裕的?卻難以探究。
當存放在俄羅斯政治歷史檔案館中的毛主席《個人履歷表》和毛澤民的《個人簡歷》被找到後,這些問題便有了清晰的答案。
在《履歷表》第28項“父親”一欄中,毛澤民清晰地填寫著:
“毛順生。生於1866年(應為1870年,作者 注)的湖南省湘潭縣西二區韶山南岸村。卅歲以前,專為耕種,卅歲後,耕種兼農村販賣商業。按中國蘇維埃階級分析,最後三年是富農。原有祖田十五畝,半棟房屋,兩塊柴山,但負債很多。經勤苦努力,於1915年買叔父田七畝,但仍負債,1915-18年商業順利,得走上富裕的中農, 1928年被(國民黨)沒收。1919 年去世。”
在毛澤民他本人的《個人簡歷》中也有同樣的記載:“父親務農兼經鄉村販賣商,是一個善於用改良方法的剝削者。因此,使家庭由貧農、中農到富農,但達到富農地位僅二三年,父母同年去世,家庭因之解散。”
從這些檔案材料不難看出:
1.毛家祖上是貧農;
2.在1900年以前,即父親30歲以前,毛家完全靠種田來養家餬口;
3.在此之後,父親除了種田外,還兼做販賣糧食之類的買賣,家庭條件雖然有所改善,但仍然負債;
4.在1915年至1918年,由於商業順利,毛家才走上富裕之路,生活變得殷實起來。
應該說,父親毛順生是個聰明、勤勞、潛在“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新型農民。然而,他的“發跡”離不開他所處的時代大環境。
1887年,17歲的毛順生開始當家理事。他在接過祖上分得的田產和屋產時,也接過了家庭債務和生活重擔。
毛順生的父親毛恩普是個老實厚道的種田人,一生勞碌,不僅未能發家致富,反倒欠下不少債務,最後不得不把祖上分得的一些田產典給別人,家裡只剩下六七畝田。
毛順生起早貪黑拼命地苦幹,家境不但沒有改善,欠賬反倒越來越多。為了躲債,他不得不狠下心來,外出參加了湘軍。
一年多的軍旅生涯,毛順生雖然未能混上一官半職,卻因闖蕩世界,開闊了眼界。
隨著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維新運動在湖南蓬勃興起,湖南成為全國最富生氣的省份之一。
地處三湘四水的韶山沖從此不再閉塞。在數百里之外的長江邊,已經響起隆隆的機器聲,湖廣總督張之洞開始修鐵路、開礦山、造槍炮。萌生於清康雍時期的官銀錢號,這時又在各地掀起高潮。省城長沙設立了總官號,下面設有分號和子局。民間鄉里也散佈著錢莊和票號。
與勤勞厚道的祖輩不同的是,毛順生念過幾年私塾,善於經營家務。他將自己家剩餘的稻穀,以及買進鄉親們的稻穀,碾成米,挑到銀田寺或湘潭的米市去賣,既賺了加工費,又賺了地域差價。
開始,毛順生販運穀米是小批次的,後來得到妻子文七妹孃家的貸款幫助,便成批地購進稻穀,加工銷售。此外,他還做起販豬和販賣耕牛的生意。
隨著手中的資金逐漸增多,毛順生開始尋找新的賺錢方法。他先在銀田寺的“長慶和”米店入了股,又與“祥順和”、“彭厚錫堂”等店鋪建立了商務往來。
為了流通方便,他自己還印製了取號“毛義順堂”的紙票作週轉,同時也使用湘鄉大平坳一家大商號“濟春堂”的紙票。
在此期間,1893年12月26日,毛順生的大兒子毛澤東降生了。接著,1896年4月3日,他的二兒子毛澤民也來到人世。
孩子們開始懂事時,正是毛順生從耕作轉向販商的過程。在毛順生看來,只有勞動才能致富。他僱了一個長工,還讓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們都到田裡去幹活兒。
在湘軍當兵時,毛順生飽嘗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苦楚。
後來,在一次柴山訴訟案中,他明明有理,卻因對方能言善辯,又引經據典,硬是讓他輸了官司。於是,他下決心讓兒子們都能讀些書,只有識文斷字,能寫會算,才好光大家業。
當孩子們剛剛學會幾個字,毛順生就讓他們給家裡記賬,學習打算盤。他像一個嚴格的監工,看不得孩子們閒著。他又是個很“吝嗇”的人。這無形中培養了孩子們吃苦耐勞的好品格。
1910年,毛主席要去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東山高等小學堂是戊戌維新前最早興辦的新式學堂之一,在湘鄉、湘潭、瀏陽三縣頗有名氣。在這裡讀書的幾乎全是富家子弟。後來成為共和國大將的陳賡和譚政也曾在這裡就讀。
陳賡是將門之後。他的祖父陳益懷曾為湘軍將領。譚政則生於湖南湘鄉縣楠竹山村一個紳商家庭。
這使家境長期是“貧農階級”的毛順生,無力同時供養兩個兒子讀書。
東山學堂是毛主席走出鄉關、走向社會的起點。14歲的毛澤民從此挑起了種田持家的重擔。一個尚未成年的孩子成了家裡的壯勞力。
他和父親一起下地種田,還經常挑著100多斤的擔子,走好遠的路去送米。他不僅農活兒做得好,喂牛、養魚、碾米、砍柴、打桐油,都是行家裡手。
1913年,毛澤民和湘鄉縣團田區劉家灣與他同歲的女子王淑蘭完婚。17歲的他,便從父親手中接過種田理家的重擔。父親外出經商,種田持家就全靠這對小夫妻,只有農忙時才請僱工幫忙。
與父親不同的是,毛澤民寬懷大度。每當家裡要請月工,只要毛澤民一招呼,誰都願意來幫工,幫工不僅能吃到肉,還能吃到他家魚塘裡的新鮮魚。而且他當天就付工錢,從來不拖欠。
毛澤民還從父親那裡學會了精打細算的生財之道。他除了自己養豬、養牛,還買來小豬、小牛讓別家餵養。
豬、牛養大以後,再由他拿去賣,付給別家“毛義順堂”的紙票。別人家拿著他家的紙票,可以在附近的商號換些糧油、食鹽或日用品。
眼見著毛澤民從少年起就像成年人一樣辛苦勞作,母親心裡很捨不得。有一次, 她與鄰居家奶奶聊家常時,就心疼地說:“潤之、潤菊都不在家,潤蓬一個人,要種田,要餵魚,要砍柴,裡裡外外的活兒都是他一個人幹,他從小受了不少累,吃了不少苦啊!可他父親在外面做買賣,就不瞭解這些事情。”
1915至1918年,由於商業順利,毛順生不僅贖回了祖上典出去的全部田產,又買進了叔父家的7畝水田,家裡的田產增加到22畝。他手中的資本也逐漸滾到兩三千元,在小小的韶山沖,可算是個令人羨慕的“小財東”了。
當年分家時,上屋場只有5間半茅草房。手中有了富裕錢,毛順生便想到改善家庭的居住條件。他將老屋的茅草屋頂換上青瓦,又先後為兒子們建造了居室,還擴出農具室、碓屋、牛欄、柴房等,一共13間半房屋。
應該說,毛家真正走向富裕,是毛澤民與父親毛順生共同勞作和經營的結果。
母親文素勤的名字被發現,並寫進韶山毛澤東紀念館
人們普遍認為毛主席的母親叫文七妹,但在這份《履歷表》第28項母親一欄裡,毛澤民清清楚楚地填寫著他們母親的名字——文素勤。
上面是這樣寫的:
母親:文素勤。生於1863年(應為1867年,作者注)的湖南省湘潭縣四都太坪姻。是中農之家的子女,出嫁後,孃家即變為貧農,本人是極勤勞的鄉村勞動婦女。1919年8月去逝。
人們不由得產生疑問:在以往的黨史資料和文學作品中,人們只看到毛主席的母親叫“文七妹”。
在《毛澤東自傳》中,斯諾也註釋了毛澤東本人的口述:母親“在孃家的名字叫文其美(即“文七妹”的諧音)。
卻從來沒有人提及“文素勤”這個名字。
就連湘鄉文氏家族的研究專家劉勝生也從沒有聽說過。
後來,當得知這個名字的時候,劉勝生讚許道:“‘素勤’這個名字很好,體現了文家的家風,也體現了文家的家庭文化。”
而且,他對這個名字的含義做了大膽的推測:素代表樸素;勤代表勤勞。
提起毛主席的外家,就不能不說到他的曾外祖母賀氏。她比毛主席的外曾祖父文德明年長3歲。德明公去世時,賀氏只有30歲,留下芝蘭、芝儀(毛主席的外祖父)、芝祥三個幼小的兒子和一個女兒。雖然不讀過書,她卻治家有道,教子有方。
毛主席的外祖父文芝儀生於清道光元年(1821年),歿於光緒十四年(1888 年),毛主席未能親聆他的教誨。但毛主席一出生便打上了外家“三芝堂”的印記,先是取名“詠芝”,後改為“潤之”。
毛主席在8歲以前,基本上是在外婆家度過的。外婆家人丁興旺,孫兒眾多,十分熱鬧。外婆對毛主席始終倍加疼愛。
這種溫馨寬鬆的環境在毛主席幼小的心靈中萌生了真、善、美的種子,後來毛主席在性格上表現出來的不好束縛,平易近人、追求理想社會的品格,都與外家的薰陶有著某種潛在的聯絡。
俗話說:“孃親舅大”,毛主席與兩位舅父關係頗為密切。七舅文正興曾充房長,監修房譜。他既是毛澤東的舅父,又是毛主席的乾爹。八舅文正瑩在家開設蒙館。年幼的毛主席時常跟隨旁聽,由此認識了不少字。八舅文正瑩算是毛主席真正的啟蒙老師。
文家都是些知書達理之人,見毛主席從幼年就悟性非凡,無不希望他多讀書,早成材。
所以,當毛主席想去湘鄉東山學校求學時,兩位舅舅都表示贊成。
而父親毛順生卻想把他送到湘潭的一家米店當學徒。於是,兩位舅舅親自到韶山沖說服毛順生,從而促成了毛主席走出鄉關的宏願。
毛澤民也繼承了文家的家風,繼承了母親的美德,一生清正廉潔。自從參加革命,毛澤民一直為黨開創經濟和金融工作。
1931 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時,他擔任國家銀行行長。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他又是國民經濟部部長。
他白手起家,為共產黨開創家業,使黨和紅軍在最艱難的時期能夠克服一個又一個的困難。
毛澤民常年經手成千上萬的資金,而他守著錢袋子,從不亂花一分錢,更不為個人謀利益。
儘管在舊中國,女子的社會地位低下,甚至連名字都難得留下,但母親的形象在毛主席三兄弟的心目中卻十分高大。
母親去世後,毛主席含淚情義深長地寫下《祭母文》。他追念母親:
“吾母高風,首推博愛。遠近親疏,一皆覆載。愷惻慈祥,感動庶匯。愛力所及,原本真誠。不作誑言,不存欺心,潔淨之風,傳遍戚里。”
毛主席曾給同學鄒蘊真寫信說:
世界上有三種人,損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損人的,可以損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親便屬於第三種人。
母親對他的影響力,在他的一生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而毛澤民和毛澤覃兄弟為了全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披肝瀝膽,奮勇獻身,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這份由毛澤民帶填的檔案解密後,毛主席母親文的名字——文素勤,第一次鄭重地出現在紀念館的展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