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上班，遲到早退，這是在很多人身上真實存在的日常狀態。只是怕被扣工資，不敢這麼做而已。
追溯到古代，那些身負重任的大臣，也不想上朝。以清朝為例，大臣上朝遲到早退所在多有，大權在握的皇帝會怎麼懲罰他們呢？
清朝處理政務的早朝有兩種形式，一是御門聽政，一是輪值奏事。前者參與的人數多，各衙門的高官和中下級官員都要來，禮儀性強；後者參與者為軍機大臣和各衙門高官，範圍小，方便討論重大事件。
乾清門，御門聽政之處。
無論哪種形式，早朝都突出一個“早”字。有多早呢？康熙帝定的規矩是：官員們每日先在午門外齊集，春夏於卯正一刻（6點15分），秋冬於辰初一刻（7點15分），進至中左門等候。
早晨6、7點鐘集合，意味著大臣們天不亮就得起床，有些人居住在外城或者城外，到皇宮路途有二三十里之遙，甚至要凌晨1點鐘起床。
一年四季如此，大臣們苦不堪言。1682年，大理寺司務趙時楫上奏說：“諸臣每夜三更早起，朝氣耗傷，未免日間辦事，反難精密。”他請求各衙門的正職、副職輪流上早朝，或者減少上早朝的次數。
康熙帝回覆說：不行！為了防範大臣遲到，他經常督促御史每天黎明到午門考勤，“如滿漢部院官員有怠惰規避者，即行察參”。
後來大臣們實在受不了，不斷請求推遲，康熙帝才勉強同意推遲一個小時。
等到雍正帝、乾隆帝時期，上朝時間又提前到了卯時（凌晨5點-7點），甚至出現過寅時（凌晨3點-5點）聽政的情況。好在御門聽政的次數減少了、輪值奏事的次數多了，這樣大臣們不至於天天半夜三更起床。
雍正帝畫像。
儘管如此，大臣們遲到的現象愈演愈烈，最後變成了皇帝等大臣來上班。1740年初（乾隆四年十二月初七），乾隆帝曾訓斥群臣：
“凡朕御門聽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詢問諸臣會齊集否？數次之後，始雲齊集。即今日亦復如是。諸臣於御門奏事，尚且遲遲後期，則每日入署辦事，更可想見。”
乾隆帝說，每次御門聽政，我一大早就起來等你們上朝，結果你們每次都遲到，我讓太監問了一遍又一遍，多次之後你們才到齊，非常過分！
不過，由此也能看出，雖然大臣經常遲到，除了申斥一番，乾隆帝沒有給出實質性的處罰。但他並非總是如此。
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十七，又是一個御門聽政的日子，工部尚書三和竟然缺席，乾隆帝大為光火，認為他做事不盡心，不足勝任，把他從尚書降為侍郎。
一幅描摹上早朝情景的繪畫。
嘉慶帝即位後，王公大臣已不復清朝初期那種勤勞與高效的狀態，但他仍努力維持上早朝的秩序。1806年，他明確規定：“如有到班遲誤及班次錯誤者，均罰俸六月；未到班者，罰俸一年。”
罰俸就是扣工資。如果我們被扣50元、100元的工資，那是很心疼的。可是，清朝時期，罰俸對大臣的威懾力實在太小。一品文官全年的俸祿只有180兩銀子，他們根本不靠這個錢生活，他們靠的是養廉銀（一品文官一年養廉銀16000兩）和各種各樣的灰色收入。罰俸半年、一年，和撓癢癢差不多。
這導致遲到的歪風有增無減。
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道光帝御門聽政，現場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一幕，吏部集體遲到，其他部院的堂官也多未到齊。道光帝震怒，從重處罰，將二十多名官員罰俸一至兩年不等。
乾隆帝畫像。
除了遲到，還有早退的，不過早退現象不像遲到那麼嚴重。
雍正六年二月，御史鄂奇善、曾元邁輪值奏事期間早退，雍正帝認為二人怠惰，全無“勤慎敬謹之意”，下令二人“每日在圓明園伺候，將一切失儀之處俱交與伊二人稽查”，且規定他們“日未出時至宮門，日入後退散”。
不想上班是吧？那就強制你們天天值班，天天早來晚走。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八，乾隆帝釋出上諭說，他在朝堂上和前面的大臣說完事情，要把後面的大臣叫上前來，卻發現有人已經悄悄溜走了。他氣得降旨申斥，明確要求，他說可以走了，官員才能走。
遲到、早退、缺席要罰，不該到班而到班者也要罰。嘉慶十二年端午，本不該禮親王昭槤、鄭親王烏爾恭阿等30多名王公大臣參加輪值奏事，但他們自作主張前來，被嘉慶帝“各罰職任俸三個月”。
【參考資料】
李文傑《清代的“早朝”──御門聽政的發展及其衰微》，仇夢雨《清代御門聽政研究》，《清實錄·嘉慶朝實錄》
